第二节
创新型都市圈特征的逻辑分析

基础理论提供了创新型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分析的理论依据，但针对创新型都市圈这一对象，将上述基础理论进行串联还需要佐以一定的分析逻辑。为此，研究选取了“集聚与扩散”“聚变与裂变”两对分析逻辑，阐释由上述基础理论到创新型都市圈形成的理论“原理”，并推演创新型都市圈的典型特征。

一、集聚与扩散逻辑

“集聚”与“扩散”一直是区域发展研究领域应用极为普遍的一对分析概念，尤以区域规划、区域经济、城市地理、经济地理、社会地理等领域最为常见，并被用来阐释区域发展中的诸多现象。宁越敏等（1993）指出“中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规模等级、集聚和扩散等问题，是区域开发、城镇体系布局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并认为发展的空间不平衡对应着不同的空间扩散效应，二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贺灿飞等（2001）指出企业的区位选择取决于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变量，且人力资本也是重要的区位因素。范剑勇（2004b）认为大多数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出发的研究无法解释生产函数Y=AF（K，L）中代表技术进步的内部机制，反映到产业空间集聚现象上，则是无法解释地区间市场一体化引致的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变化趋势。

在以“集聚”为文献题目包含词的中国知网文献检索结果中，被引用频次排名前20位的论文所阐述的主要内容全部集中于经济学、地理学、城乡规划学领域，涉及学者有王子龙等（2006）、金煜等（2006）、范剑勇等（2004a、2006）、苏雪串（2004）、吴学花等（2004）、吴玉鸣等（2004）、邓冰等（2004）、罗勇等（2005）、高传胜等（2005）、朱英明（2003）、刘世锦（2003）、梁琦（2003a、2003b）、贺灿飞等（2001）、盖文启等（2001）、陈建军等（2009a）、李小建等（2002）、张威（2002）等。在以“扩散”为文献题目包含词的检索结果中，被引用频次排名前20位的论文中有9篇所阐述的主要内容集中于经济学、地理学领域，涉及学者有王开明等（2000）、胡序威（1998）、黄少安（1999）、李平（1999）、常荔等（2001）、林毅夫等（2004）、马亚明等（2003）、宁越敏等（1993）、舒元等（2007）。

需要指出的是，区域发展研究领域中的“集聚”与“扩散”这一对研究逻辑，与源起于经济学领域的“创新”之“集聚”与“扩散”内在属性不谋而合。创新的“集聚”与“扩散”在表明创新发展的动态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创新发展的周期性。这在早期的创新与传播理论（又称熊彼特理论）中就有阐述，且这一理论既被经济学领域的学者认可，也被纳入到地理学领域的区域增长理论体系。前者如林毅夫等（2004）在其技术扩散研究中借助扩散影响因素的探讨，对创新发展的周期性理论进行映射；后者可见于宁越敏等（1993）、李小建等（2002）等学者对于中心城市的发展及空间扩散、产业集聚等问题的研究。由此肯定了“集聚”与“扩散”作为连结经济学与区域发展研究两个领域的研究逻辑的可行性。

创新“集聚”与“扩散”呼应的是一种组织方式，在特定的区域承载空间范围内，研究同质或异质空间的“集”与“散”及其演替变化关系才具有明确的研究意义。因此，框定特定空间层级（范围）内创新之“集聚”与“扩散”属性带来的创新发展特点是开展特定创新型区域研究的前提。

本研究将创新型区域确定为都市圈这一空间层次。为追溯其国际定义，研究依据中国知网查询的“都市圈”英文翻译词组出现频数情况（图2–5），确定“Metropolitan Area”是目前使用最为普遍的都市圈英文概念对应词组，且该词组涉及的区域类型在许多国家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管理中有明确的对应表达形式（表2–1）。对于这一概念的定义，在维基百科中有基于诸多研究结论的梳理（表2–2），指出都市圈是一个由单个或多个城市组成内核及与该内核具有高度融合关系的地区组成的区域（In defining a metropolitan area, it is sufficient that a city or cities form a nucleus that other areas have a high degree of integration with.）。

与此同时，从创新的集聚与扩散属性和都市圈自身定义反映的特点出发，创新型都市圈具有如下特征：以都市圈存在的核心城市担当创新核心角色，并在都市圈范围内引领创新的集聚与扩散。目前现有的都市圈多以核心城市命名，如以南京市为核心的南京都市圈、以杭州市为核心的杭州都市圈等。广泛的创新集聚与扩散活动源于创新核心自身具有的更新和辐射特质，且强调与都市圈内部其他城市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创新型都市圈作为都市圈类型的一种，正是延续了都市圈的这一特征，从而形成了创新型都市圈自身的特征。

二、聚变与裂变逻辑

创新核心内部原始创新源的自我更新能力和集聚与扩散属性造就了自身发展的周期性，但集聚与扩散本身侧重的是对于创新周期性过程的描述，对于创新发展的周期性“结果”，集聚与扩散的分析逻辑却有着一定的局限性，而继熊彼特之后，布雷恩·克那波（Brain Knapp）进一步将这一周期性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明确为“经济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过程”（Knapp，1986），这是将周期性发展的“过程”与“结果”进行统一的有力证据。考虑到上述集聚与扩散基本分析逻辑的局限性，本研究认为针对创新型都市圈这一特定区域空间对象，必须在其基础上引入反映创新发展周期性“结果”的空间研究视角，才能够更加有效地演绎创新发展理论与区域发展理论在创新型都市圈这一特定对象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研究逻辑。

在反映创新发展周期性“结果”的空间研究视角选择方面，本研究提出“聚变”与“裂变”的分析逻辑，尝试与集聚与扩散概念一道，借助梯度理论，探讨创新型都市圈形成与发展过程。除了将集聚与扩散的既有逻辑在创新理论与区域发展理论两个领域进行延续之外，本研究认为前文述及的周期性螺旋式上升规律，必然要求创新型都市圈存在着创新周期性发展的间歇性“成果”，而这种“成果”的出现伴随着创新载体的聚变与裂变现象的产生。

就最初的物理学含义而言，聚变是指较轻的原子核聚合为较重的原子核并释放出能量，裂变是指重金属元素原子核分裂为较轻的原子核而释放出能量；就其结果表现而言，分别对应的是“合”与“分”，且均伴随着能量的释放。与之类比，创新型都市圈内部创新活动及其承载空间的变动，也是以“合”与“分”为结果表现。最为直观的佐证是创新型都市圈一方面以内部核心城市作为创新核心和原始创新源所在地，集聚各类创新要素进行创新能力的自升级，对应聚变逻辑；另一方面核心城市与非核心城市的创新要素互动也会使创新成果产生的连锁效应，这一连锁效应的结果则是创新型都市圈内部形成多个与核心城市创新源共同存在的非核心城市创新源。创新源由少到多的过程对应的便是裂变逻辑，表现为创新载体增加带来的创新空间拓展，非核心城市创新源自身的形成对应的是聚变逻辑，表现为创新人才的创新活动在特定空间上集聚。与创新源对应的承载空间即是创新载体，且以上提及创新型都市圈内部创新活动及其承载空间的“合”与“分”表现，对于创新型都市圈这一个整体空间层次而言，其创新能力都是提升的，对应的是物理学中聚变与裂变过程带来的能量释放，由此进一步证实了引入“聚变”与“裂变”逻辑对于研究创新型都市圈这一对象的必要性。

与上述逻辑分析相呼应，尽管“聚变”与“裂变”作为创新理论与区域发展理论中的研究词汇相比“集聚”与“扩散”出现较晚，但在进入21世纪后已开始在国内经济学与城市区域发展研究两个领域中出现，其逻辑也逐渐被创新理论与区域发展理论两个方面的研究文献所演绎和阐释。如朱训伟参照物理学上的定义，从企业创新视角将核心能力的聚变看成是企业核心能力通过渗透、积聚、整合、融会贯通，进而形成更强的、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的过程，并指出核心能力的聚变与裂变是相伴相生的、互为前提的，只有在聚变的基础上进行裂变、裂变的过程中实现聚变才能达到“1+1＞2”的效果，才能实现企业质的成长。刘斌从交通空间结构的研究视角出发，指出城市化进程中人与物的空间运动量不断在城市中发生积沉，表现为城市交通由外而内的聚变过程，郊区化时代和卫星城时代的到来使得原来在大城市内部空间的人与物的高密度流量随着城市的局部分解而产生裂变，城市交通经历由内向外的裂变过程。

三、创新型都市圈的特征

集聚与扩散、聚变与裂变这两对分析概念从过程和结果两个不同的侧重点，解释了创新活动由承载最多原始 创新源的核心城市层次向整个都市圈空间层次拓展的过渡逻辑。需要指出的是，创新活动承载空间层次的变化也揭示了创新型都市圈形成过程中的一条“源”与“流”的暗线，即核心城市作为都市圈创新核心和原始创新源所在地的地位，为传统都市圈到创新型都市圈的过渡提供了空间承载的可能。此间，都市圈现有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集聚与扩散成效的潜在创新聚变与裂变节点的出现，除了需要核心城市原始创新源具有自我再生和对外辐射（溢出）效应，必然还需要有“渠道”对以创新人才为代表的创新要素流通提供支撑，以及潜在的创新源生长点具有汇聚创新人才的优势。

创新要素流通渠道落实到具体空间上则表现为创新型都市圈内部交通网络的构建，尤其是衔接其内部不同空间单元的城际和区际交通线路。在同等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创新要素流通渠道通勤效率的提高势必也会提高创新发生的频次和概率，进而在促使都市圈内部创新“裂变”与“聚变”现象发生的过程中担当加速器的作用，由此使得以高频率创新“裂变”与“聚变”为成果表现的创新型都市圈能够区别于一般的都市圈，并演绎创新型都市圈特有的空间结构。

在上述过程中，创新型都市圈内部创新源生长点对应的是都市圈内部城市中能够集聚和吸纳各类创新要素的载体空间。作为创新型都市圈，其内部的核心城市必然是最先出现该类载体的空间且担当都市圈的“创新核心”角色，同时伴随创新要素在都市圈域层面的流动，非核心城市也相应陆续出现该类创新载体。同时，在城市内部，无论是核心城市还是非核心城市，经济社会活动具有频数和频率优势的空间无疑将是城市的核心地带（如城市中心区）以及诸多生产集聚的空间（如各类经开区、高新区等园区）。由于以创新人才为代表的人力资源要素是各类创新要素中最为特殊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类，加之城市高频经济社会活动地带相对完善的创新人才公共服务配套，因此，作为创新源的创新载体更有可能在城市内部这类空间上出现的同时，还对此类空间上能够提供吸引和支撑人力资源活动的公共服务有着必然的要求。

现阶段，高铁的建设同时推动了创新活动的高频化，使得创新活动的开展不再局限于单个城市，而是伴随要素的城际扩散式流动在整个都市圈范围内发生聚变和裂变。高铁的建设整体上增强都市圈创新能力，且从创新要素与创新活动视角上看，其将都市圈内部城市空间单元聚合为一个具有高度创新活动相关性的区域。

简言之，通勤效率的跃迁带来了都市圈内部时空关系的错位现象，为创新要素的城际和区际流动，甚至是跨越边缘区而向邻近城市的经济社会活动高频地带的流动提供了可能。这就使得本研究提出的创新型都市圈以核心城市为创新核心和原始创新源所在地、借助城际和区际快速交通充当以创新人才为代表的各类发展要素的流通渠道、依托创新载体积蓄创新能力、配套公共服务予以保障的四大基本特征跃然纸上。由此可见，创新型都市圈并非是区别于传统都市圈的笼统的“新”都市圈概念，而是具有一系列特征的特定都市圈类型。 QkekwosyrCBoYAHa8MjlZcwxMb0R02JP2VMqXCRl7z9nY3jBCqR1vZUIz1uTO07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