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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占斌
【导语】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资本创造性的成功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前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面临着更为严峻复杂多变的国际合作竞争，也存在着社会制度和文明形态的较量博弈，仍然离不开资本，还迫切需要较长时期、较大规模的资本生成和运动。因此，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是新时代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经济与政治问题，是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实践与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我们党对资本的认识，从最初资本的制度属性（即侧重资本的社会属性），到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即侧重资本的自然属性），再到深化对资本的认识，始终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嬗变。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党对资本的认识立足于马克思所讲的资本的社会属性，认为资本具有制度属性，必须加以改造。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基于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
一方面，资本具有制度属性，是剥削和压迫的代名词。“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
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的社会属性，特指资本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其中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都是资本的代名词，代表着无尽的剥削和无度的压迫，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将其推翻、没收资本，将资本家打倒，但是对于可以团结和争取的民族资本和“有益于国民生计”
的私人或小资产阶级资本，也做出了区分，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允许和保护民族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总体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有着局部执政的经验，特别是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把握，对资本的态度也经历了从完全按照制度属性到有条件利用的转变。
另一方面，必须要对资本加以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一味地没收官僚资本、外国资本并非目的，而是要通过对不同资本加以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使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以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例，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在统一战线内消灭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资本采取强制没收的方式，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通过和平赎买的办法，均予以社会主义改造。但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过来，采取的总政策是包下来，即安排好工作岗位、政治地位，教育为主、斗争为辅，教育中鼓励为主、批评为辅。二是从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把不受限制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变成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采用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等“四马分肥”的办法，承认资本家的企业所有权、用人权和经营管理权。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通过建立党和工会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监督等方式，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可以说国家资本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
三是以新经济政策利用资本。“三大改造”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党的八大后社会供需矛盾突出、地下市场和地下工厂频现，仍需要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采取新经济政策利用资本，即“对于我国的自由市场，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开投资公司，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尽管后来出现了认识和实践偏差，但在对资本制度属性的认识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为后来中国式现代化认识和利用资本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计划经济年代，由于当时对资本的认识不充分、判断不准确，曾一度走了极端，因对资本等于资本主义的认识走向固化，一度使社会主义和资本彼此完全隔断，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遭遇到了巨大的挫折，较长时期的资本严重匮乏也导致了商品的严重短缺，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并未摆脱贫穷，生活条件较长时间没有得到改善。改革开放后，党在解放思想中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认识资本，弱化了资本的社会属性，强化了资本的自然属性，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来看待。
其一，资本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资源配置，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只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在坚持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将私营经济作为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党的十五大提出包含私营经济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意味着，公有资本可以成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包含私营资本在内的非公有资本，同样也可以成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淡化了资本的制度属性，而将资本作为一种普通的生产要素来看待，强调资本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其二，资本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改革开放之初，迫切需要各类资本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现在搞建设……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做法，也可以搞合营”，“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
就像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资本也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我们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吸引外资尽管对方得了利，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
。自己既造血同时也输血，解决了中国式现代化资金短缺问题，还对生产关系产生有益影响。
其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由资本带动的市场经济同样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核心在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迈入新的阶段，在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对于资本，有了更加深化的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得以日臻完善。
一是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这说明，资本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有参与分配的价值，而且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承担着将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功能。换言之，正是因为有资本作为纽带，包括劳动、土地、技术、管理、数据等在内的生产要素才得以集聚，并且在资本追求效率的作用下，各类生产要素得以以更优的比例进行集聚配置，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是市场在包含资本在内的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计划经济时期，计划是配置资源的方式，尽管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更多表现为资源配置低效率，资本的积极作用被大大限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资本通过市场的方式进行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但资本的巨大潜力仍被限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明确界定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地位，资本的活力彻底被激发，资本快速发展扩张。
三是提高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防范风险的治理能力。资本的自然属性意味着资本具有增殖性、运动性、风险性、扩张性等特点。资本扩张具有双重属性，有序扩张可以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无序扩张又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风险。党敏锐地看到了，一方面，强化反垄断。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经济下的垄断呈现鲜明特征
，依照《反垄断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另一方面，有效防范风险。资本具有金融化的特征，容易引起经济脱实向虚，导致不良资产风险、泡沫风险等，国家制定系统的制度、风险监测体系、完善的风险预案，着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资本作为一种不可或缺且占据纽带地位的生产要素，与中国式现代化相结合，发挥了推动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调整的重要作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对此，我们要充分肯定，其正向作用要更多传播。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也是我们创造性成功引导资本的过程。
资本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但并非资本主义独有、独享，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发挥资本加速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这是一次伟大的创举，是对资本逻辑的扬弃和超越。
一方面，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用资本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正蓬勃发展，他们揭示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但未曾设想过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可以搞市场经济，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在苏联，国家计划是资源配置的最主要手段，包含资本在内的市场手段被大大抑制，基本没有遇到大规模资本问题。改革开放后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资本的认识更加深化，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资本没有“主义”这条尾巴，属于非典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非典型资本，超越了马克思批判的资本逻辑。只要是市场经济，就必然存在各种形态的资本，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党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
另一方面，资本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劳动、土地、资本，以及管理、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都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从经济学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加速发展，主要得益于“高储蓄—高投资”形成的高资本形成率，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可从一组数据来看资本如何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从总体贡献来看，197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约19.8倍，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劳动与资本分别为2.2倍、0.7倍与16.9倍，资本贡献份额高达85.4%；从阶段演变来看，资本在绝大多数年份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贡献，其中1978—1991年呈大幅波动且下降趋势，1992年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呈上升趋势，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后国际资本大量流向中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是接近90%，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吸引了大量资本，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超过100%；从区域分布来看，我国东部地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61.2%，东北地区达到96.1%，中部和西部地区甚至超过100%，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甚至超过了东部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计算，2021年的国民总收入是1978年的429倍，2021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是1978年的293倍，1978年我国GDP占全球的份额为1.7%，2012年达到11.4%，2021年上升到18%以上，所有这些，也都得益于资本贡献的快速提高。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对社会生产力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技术创新，带来产业革命等方面。
其一，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也就转化为资本，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在劳动力成为商品之前，货币可以在普通商品的交换中发挥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功能，但也仅限于交换普通商品，无法组织生产。在劳动力成为商品之后，货币可以成为支付给劳动力的工资，与此同时，货币也可以用于交换其他普通商品，将劳动力和其他普通商品都交换至资本所有者手中，便可以组织生产，此时的货币也便转化为资本，成为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尽管计划经济也可以推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但资本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效率更高，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速度就是很好的例证。
其二，资本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资本逐利的天性会驱使其从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推动各类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伴随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
。对英国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发现，1600年以前，资本只是以萌芽的形式存在，英国的劳动生产率几乎为零；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以及“光荣革命”和“君主立宪制”确立了商人和地主的政治地位，英国的劳动生产率开始增长，1600—1810年劳动生产率每十年增长4%左右；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开始从农业资本主义走向工业资本主义，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带动作用更加显著，1810年之后劳动生产率每十年增长1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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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测算，改革开放以来的1978年到2020年，资本积累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高达55.8%。
其三，资本可以促进技术创新。长期经济增长依赖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离不开资本运作。资本可表现为金融发展，在均衡状态下，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缓解信息不对称等方式，降低研发部门的外部融资成本，进而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实现技术创新，金融发展、企业创新、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内生的传导机制。
中国的发展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随着中国越来越重视资本或金融，技术创新水平和效率不断提高，特别是近年来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有效校正了传统金融存在的属性错配、领域错配、阶段错配等问题，将资本更加精准有效地引导至有关领域，驱动企业开展技术创新。
其四，资本可以带来产业革命。在资本表现为金融发展的情况下，金融发展能通过技术创新的“水平效应”与“结构效应”加速产业结构转型。
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蒸汽时代；19世纪6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20世纪40—50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21世纪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智能化时代。事实上，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一次产业的彻底变革，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资本的助推。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生产关系调整，表现在创造就业、制度革命、劳动组织变革等方面。
一是资本创造了就业岗位。16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不论是契约圈地、法庭圈地和协议圈地等合法圈地，还是暴露早期资本失范与贪婪的非法圈地，特别是“大农—乡绅阶层”在圈地重点区域的圈地面积占当地全部圈地的一半以上
，迫使许多小农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此时，由资本诞生的许多产业工厂，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成为这些失地农民的选择。尽管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力成为商品后，不可避免地被资本剥削、压迫，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资本创造的就业岗位还是给许多人提供了“活路”。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31个省区（不包含港澳台）市总人口达到14.12亿人，其中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8.94亿人，占63.35%，真正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并不多，如此大规模的劳动适龄人口需要大量的就业岗位，如果没有资本发挥作用，将会产生大量的失业，对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都会产生巨大冲击。
二是资本推动了制度革命。资本在改变生产力的同时，也在推动制度革命。在资本的作用下，西方国家经历两次现代化：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第二次现代化是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制度发生了彻底的变革，由原来的封建社会一跃变成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一种社会形态，但这种形态的产生和发展，仍然需要依靠资本发挥功能，“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只不过，需要改变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和统治的基本条件，即资本私有、雇佣劳动，这样“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资本可以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变革，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向共产主义制度变革。
三是资本带来了劳动组织变革。所谓劳动组织，包括劳动的分工和协作、计量和监督、规划与协调等，这涉及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具有生产关系的制度功能。
在不同社会阶段，劳动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奴隶社会阶段，奴隶主完全占有劳动产物；封建社会阶段，地主通过地租占有大部分的农奴劳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资本可以购买劳动力，出现了雇佣劳动的异化劳动。资本带来了劳动组织变革，使得劳动合理进行分工和协作，计时工资、计件工资以及其他工资形式不断出现，人力资源开发和协调不断发展，工会组织也应运而生，这些都是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带来的重要变革。
资本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在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做出过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仍然需要资本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我国仍存在着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两个方面的短缺问题，需要保持较长时期、较大规模的资本总量，并优化调整资本结构形成资本优势，同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无序收缩。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包括消费、投资、出口，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的战略基点，同时也要坚定拓展投资空间。以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为例，来看资本总量短缺。
从国际层面看，保持较大规模的资本形成率是转型成功的关键。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推动转型，但转型成功的国家只有少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保持一定规模的资本形成率，实证研究表明，国际直接投资（FDI）流入对转型国家收入具有正向效应。
巴西和阿根廷属于转型失败的国家（见图1），20世纪60年代以来，巴西的资本形成率从未超过30%，很多年份甚至低于20%；阿根廷的资本形成率1976年和1977年分别为30.7%、30.9%，其他年份也均未超过30%，大部分时间甚至低于20%。尽管经济转型涉及多个因素，但这两个国家的资本形成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未能发挥资本对经济拉动作用，转型失败是一种必然。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属于转型成功的国家（见图1），2000年以前，日本的资本形成率基本高于30%，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处于所谓的“失去的十年”，也能保持较高水平的资本形成率；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资本形成率都基本高于30%，最高甚至超过40%（1991年为41.2%）；新加坡从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资本形成率都超过30%，有一些年份超过40%，1983年甚至达到47%的峰值。这些国家充分挖掘资本的潜力，发挥资本对创新、生产、消费等领域的积极影响，成功步入了发达国家行列。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国际经验和教训的启示，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警惕。
图1 中国等国家资本形成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从国内层面看，仍然需要确保资本形成率处于高水平。我国的经济转型可从其他国家吸取经验、教训。从共性看，我国保持着较高水平的资本形成率。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资本形成率一直高于30%，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尽管“十三五”期间较“十二五”期间有所下降，但资本形成率一直高于40%。与转型国家在转型时期的资本形成率相比，我国资本形成率水平不低，这是我国经济保持多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个性看，看待我国的资本形成率，还要考虑我国的特殊性。从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固然重要，但消费增长和升级的前置条件是收入增长，这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产业产品的不断升级，都离不开投资。具体来说，尽管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但我国总体上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的空间很大；过去“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占据了基础设施投入的大部分，未来城市间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城市内基础设施，特别是地下管网、地下交通、改善环境等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巨大；除了“老基建”之外，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等“新基建”的任务更为繁重，需要天量资本投入；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到6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低，未来城镇化率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很大投资空间；我国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拥有巨大的投资潜力。特别是，我国资本市场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不相匹配，2021年中国GDP大约等于美国GDP的77%，而中国A股总市值仅约等于美国股票总市值的四分之一。诸如此类，都表明我国仍然需要保持资本形成率处于高水平。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巩固以往的成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前行。
我国资本形成路径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4年之前的资本增量改革，第二个阶段是1994年之后的资本结构调整。
这意味着，我国资本结构存在一定的失衡。以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例，可以看出资本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
从主体看，表现为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失衡。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换言之并非要求国有经济在规模上占据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的民间资本对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民间投资占比从2004年的30.4%增长至2014年58.9%的峰值，随后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尽管民间投资仍能占到一半以上，但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大幅下跌，从2005年的55.8%下降至2013年的20.1%，再下降至2015年及之后的10%以下，民间投资增速最低只有1%（2020年）（见图2）。从某种程度看，国有资本仍能保持较高的积极性，但民间资本的积极性越来越低。
图2 中国民间投资和国有投资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数据库。其中国有投资的统计口径包含国有及国有控股、三资企业。
从区域看，表现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失衡。改革开放以前，在政府的规划引导下，资本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中西部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占据一半多，少数年份甚至超过2/3。改革开放以后，僵硬的计划体制被打破，资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向东部地区流动，1981年东部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占比超过50%，1993年超过60%，此后虽然有所下降，但也保持在50%上下。东部地区11个省市，与中西部地区的20个省区市，各自占据一半左右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见图3）。究其原因，在于东部地区有着优渥的经济发展基础，资本出于逐利的天性，更倾向于流向或留在东部地区。
图3 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区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数据库。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三大地带划分。
从投向看，表现为实体经济与房地产的失衡。在城镇化进程中，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是一种必然，但房地产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行业，一面连着金融，一面连着实体经济。中国资产规模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市场，2020年住房总市值占GDP比重高到641%，美国住房总市值占GDP比重为172%；中国股票总市值占GDP比重仅有77%，而美国股票总市值占GDP比重则高到249%。2011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基本维持在25%上下，并且大多数年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要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见图4）。资本过多、过快地流向房地产领域，推高房地产价格之外，还催生了一定程度的“脱实向虚”，加剧资本向房地产领域流动。
图4 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行业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数据库。
不论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在逐利的天性下，资本总是随着利润扩张。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近年来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对经济安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都产生不利影响。资本无序扩张呈现金融化、平台化两个特征。
资本扩张呈现金融化特征。与产业生产类似，金融也是资本运动的一个载体，资本借助这个载体，推动资本金融化扩张，具体表现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泛金融业金融化。泛金融业金融化指的是银行、证券、保险、房地产等泛金融部门相对于生产部门的扩张，即资本更倾向于流向泛金融部门，而非生产部门；泛金融业金融化还指影子银行的快速扩张和家庭部门金融化。2004年以来，我国泛金融业行业上市公司利润占所有上市公司比重呈上升趋势，从2004年的15%左右升高至2018年的60%左右。
微观层面，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指的是非金融企业采取偏重资本运作的资源配置方式，更多业务为投资，而非生产；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还指利润更多来源于非生产性业务的投资和资本运作，单纯追求资本增殖。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不仅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而且也会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部分而存在，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
资本扩张呈现平台化特征。随着数字鸿沟越来越小，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规模和转化率的机制下，互联网资本实现了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的转变。
资本的平台化扩张，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优点方面，平台是数字技术体系下资本积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新组织形式，借助平台大数据、云计算、高传输等特性，可以跨部门、跨时间、跨空间、跨国界，实现高效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活动，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
缺点方面，平台构建了一个自我循环且相对封闭的系统，凭借用户黏性、用户规模等优势，有可能产生垄断的现象，平台垄断又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生产力的公平有序发展，也导致生产关系出现畸形调整。平台经济垄断以及国际税收利益分配争端，是全球产业链资本积累过程中基本矛盾深化的新表现。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仍然需要大规模的资本，需要真正地打消资本“紧张”“恐慌”，让资本文明的一面更加出彩，为人民服务，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对待资本不能有绝对的理想主义色彩，要利弊相较。党的领导和国家职能完全有能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克服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弊病，超越资本的逻辑。新发展阶段要支持和引领资本健康发展，这需要把握几个重点问题。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继续调整生产关系，这离不开资本的助力。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形态从生产关系着手，既可以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又可以克服资本的生产性矛盾
，因而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协同发展。
一方面，深化推动公有制经济的各项改革。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公有制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同时，还需要在一些重要领域继续深化改革。其一，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鼓励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但还很不够。其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这方面也做出诸多努力，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其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这方面有一定的曲折，改革的步伐还应加快。其四，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强化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这方面有进展，力度还有待加大。
另一方面，落实促进非公有资本发展的各项举措。在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下，公有资本获得了较好的发展，非公有资本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作用突出，要充分肯定这个巨大贡献。以民营经济为例，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其一，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其二，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把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落到实处，推动领导干部同民营企业家交往既坦荡真诚、真心实意靠前服务，又清白纯洁、守住底线、把握分寸，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其三，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对国有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对大中小企业平等对待。其四，在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健全完善金融体系、平等放开市场准入等方面深化改革，采取各种办法推动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落准、落细、落实。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资本的首要职责是推进生产力发展，在此基础上，促进生产关系调整，因此要坚持生产力进步原则，约束资本过度金融化，支持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培育平台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推动资本发展中解决问题。
一是约束资本过度金融化。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与经济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可以无限度发展，更不意味着资本可以过度金融化，需要对资本金融化加以约束。约束的核心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实体经济的需要，资本金融化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实体经济需要多少资本，就应该有相应的资本金融化，过多或过少都不利于实体经济；另一个是防范风险的需要，资本金融化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特别是要在金融监管框架体系下，开展资本金融化的创新活动。
二是支持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平台经济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调整都起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平台经济规模超过13万亿元，平台用户超过10亿人，尽管总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发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需要支持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方面，推动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增强平台经济的实体化程度，引导各类企业借助现有平台开展数字化转型，挖掘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潜力，促进实体经济与平台、互联网、数字化等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对平台经济背后资本的有效监管。完善与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科学有效的资本监管指标体系，依法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
三是培育平台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全球数字经济正呈现智能化、量子化、跨界融合等新特征，平台经济将成为未来国际竞争的重要依托，我国平台企业大而不强，在全球市值排名前10位的平台企业中，我国有5家，但前3位都是美国企业，近两年差距甚至有所扩大，要引起我们的警惕。要鼓励平台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以多种形式将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实体经济和平台经济进行链接，引导平台资本成为助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要对标国际标准，鼓励平台经济开展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为抢占数字经济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发挥强大引擎和开路先锋作用。
为了激发各类资本的活力，需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公平竞争法律规则体系，推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
一是完善产权制度。不论是公有资本，还是非公有资本，均要以公平为原则，完善产权制度，加强产权保护。公有资本形成的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资本形成的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特别是对于平台资本，数据是最为主要的生产要素，要厘清数据所有权、使用权、运营权、收益权等权利，建设权责清晰、安全高效的平台资本权利义务体系。
二是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要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要以竞争中性原则为基础，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根据市场主体的需求，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有利于各类资本竞争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要建立统一的市场准入机制，对外商资本采取负面清单的模式，可以拓展至国内的各类资本，建立各类资本参与公平竞争的统一负面清单。
三是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对于资本无序扩张形成的垄断、暴利、天价、恶意炒作、不正当竞争，要坚决予以治理，不断推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我国已经出台《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成立了国家反垄断局，未来需要制定更加科学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标准，综合借鉴欧盟的“严格规制式”和美国的“动态审慎式”两种模式的经验启示，完善积极的包容审慎监管原则，实现监管转型和创新，形成资本扩张的稳定预期。
新发展阶段驾驭资本的方式，主要在于以法律和规则为资本设置鲜明的路标路牌，畅通“交通”，重要路口设置“红绿灯”。路标路牌和“红绿灯”要醒目准确，适用于道路上行驶的所有交通工具。对待资本也一样，各类资本都要会看路标路牌和遵守“红绿灯”，不能横冲直撞，防止资本的野蛮生长，公有资本要起正能量的带头作用。
一是“红灯”要少。应有意识地控制为企业设置的“红灯”总数，要确保设置“红灯”的权力来源于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避免出现单个行政部门或者地方政府为资本无故设置“红灯”的情形。主要监管部门要尽可能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加快推进整体监管、系统监管、协力监管，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在少设置“红灯”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
二是“黄灯”要长。垄断是资本无序扩张的一个结果，但并非所有垄断都由资本无序扩张导致。对于垄断行业的资本，要通过“闪黄灯”的方式，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我国的电网、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需要适当引进社会资本参与，鼓励上市公司或非上市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以社会资本的活力带动自然垄断行业提质增效。此外，对于一些重大的政策调整，要有些过渡期，让市场主体有个调整期，不能一刀切、一阵风。
三是“绿灯”要多。设置“绿灯”的出发点是为了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法无禁止皆可为”。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让市场竞争更加充分，最大限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最终落脚点都是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繁荣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四是设灯有据。资本有序发展的界线是遵循市场经济秩序，不超越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功能，不越过政治、社会、民生、安全等领域的底线，符合国家发展导向，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经济增长。资本无序扩张则是越过以上界线，打破资本在市场经济中正常流动的状态，扰乱正常经济秩序，偏离国家引导和提倡的方向，在不该扩张的领域大肆扩张，进行不正当竞争和形成垄断。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
形成规范的劳动与资本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对推动共同富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完善多种形式的劳动关系保障。目前我国出现了灵活就业等新的劳动关系形态，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2亿左右，推动建立多种形式的劳动关系，是适应新形态的必要之举。当然，在新形态的劳动关系中，劳动权益保障存在制度短板和法律缺口。要认真落实国家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政策，从公平就业、最低工资和支付保障、休息、安全卫生、养老、职业伤害等方面发力，补齐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从信息便利和服务、优化社会保险经办、职业技能培训、子女教育、综合服务等方面发力，优化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
另一方面，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和谐的劳资关系对企业发展、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存在个别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差距日益扩大、企业雇主与员工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少数企业工会组织不健全等问题。
要从机制上发力，推动构建多元化的“劳动—资本”共同体。华为公司的虚拟受限股制度（或称之为员工持股计划，ESOP），有利于推动创业企业治理模式向社会化企业治理模式转变，形成收益权、控制权、经营权“三权分立”和激励相容的动态股权治理平台
，是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的典型案例。
《宪法》对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已经做出规定，党中央对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也已提出方向，要营造资本规范健康发展的舆论氛围和政治生态，稳定各类资本预期。
首先，坚决批判与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相悖的错误言论。在社会上存在一些关于公有制、国有企业、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大致包括三种：第一种是“所有制不重要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理论性、科学性、现实性、有效性，这是资本健康发展的前提。第二种是“民营经济离场论”。认为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或者认为取消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就可以获得更大发展，这都是“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的翻版说辞。第三种是“新公私合营论”。将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认为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诸如此类的言论造成“资本紧张”“资本恐惧”甚至导致“资本外逃”，这是完全错误的，与《宪法》相悖，与党的大政方针相悖，中央和地方重要媒体都要旗帜鲜明地传播中央精神，抵制并批判错误观点和认识。
其次，强化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纽带作用。资本源于资本主义，但不由资本主义独有，不应过度将资本与资本主义挂钩。作为与劳动、土地、技术、管理、数据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应更加强化资本的自然属性，弱化资本的社会属性。并且，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资本在这其中发挥重要的纽带作用，要在全社会形成一些共识，包括但不限于“没有资本就无法发展”，“不仅不能限制资本的有序扩张，还要鼓励资本有序扩张”等，为资本有序扩张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预期。
最后，强化资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除了强化资本作为生产和要素的纽带作用，还要强化资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我们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资本在诸多领域发挥牵引作用，比如资本可以助力科技创新、可以助力共同富裕、可以助力城乡区域协调等。要深化资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在全社会形成防止资本收缩、推动资本有序扩张的政治生态和舆论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