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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礼群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理论内涵，深刻阐明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体内容。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思想的主要依据、理论内涵和原创性贡献，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全局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蕴含丰富而深刻的科学化、体系化思想理论，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探索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果，充分体现了对世界现代化建设有益经验的辨析借鉴，广泛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也与习近平总书记个人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从政经历直接相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蕴含丰富的思想理论，其理论母体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一，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揭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质及其弊端，并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固有矛盾出发证明了其必然消亡，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深邃思考和重要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石。其二，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马克思主义描绘了未来社会维护人民利益、实现共同富裕、致力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制度。其三，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阐释。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结构、发展道路和规律时，得出了东方社会可以实现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重要结论，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重要理论，为东方国家摆脱落后局面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其四，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提出了要“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开启了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征程，高度重视工业化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建设蓝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大命题，创造性使用“小康社会”这个重大概念，首次讲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重大论断。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战略和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以全新的角度回顾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程，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百年现代化探索的总结，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把握，为未来中国现代化事业和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不仅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结，还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与超越。其一，对西方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西方现代化历史道路，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其二，对西方现代化道路弊病的认识。一般而言，西方现代化道路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是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其三，对苏联及东欧现代化历程的反思。苏联现代化历程一度深刻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与方式，而苏联的衰败和解体，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基于对苏联历史以及现代化事业的反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走自己的路”的重要性，指出：“无论我们吸收了什么有益的东西，最后都要本土化。十月革命的风吹进来了，但我们党最终也没有成为一个苏联式的党。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我们仍然走自己路，所以我们才有今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升华。其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应用于现代化建设。“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全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既是对中华文化优势的充分彰显，又是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创造性继承。比如，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重要特征的共同富裕，创造性发展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价值理念。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重要特征的和平发展，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和为贵”“以德服人”等价值理念。其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智慧和思维方式应用于现代化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国家治理智慧，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要的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充分挖掘其中的哲学思想、人文涵养、历史经验、政治智慧、经世理念、修身之道等，全面体现中华文化中治国之道的精髓。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思想、“中庸”思维、整体性思维、入世求实观念等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得到创新性发展。其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凝聚现代化建设的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伟大的奋斗精神、伟大的团结精神、伟大的梦想精神，赋予了伟大民族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起了全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国人民在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守自己的精神世界，即便在最艰难的救亡图存年代，中国人也以强大的民族精神坚持顽强抗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也大大提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站在了新起点、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做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其一，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社会主要矛盾是我们党和国家制定政策、做出决策的根本依据，正确判断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成为确定全党任务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其二，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脱贫攻坚战取得的决定性成就消除了绝对贫困，使我们站在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高度，站在了现代化事业发展历史的新起点。其三，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随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新发展阶段，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高度，提出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发展引领和促进现代化事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从梁家河到正定、从福建到浙江、再从上海到北京，这一路走来都在认真思考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在梁家河，他扎根黄土地，带领群众修淤地坝、沼气池，打水井，办铁业社、缝纫社、磨坊，以为老百姓谋幸福的实干精神建设农村、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对改变农村面貌有深刻认识。七年知青岁月，孕育了他深厚的人民情怀，锻造了坚毅的意志品质，积淀了丰厚的知识理论素养，滋养了为国为民的政治理想，提升了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本领，用青春书写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在正定工作期间，他以改革精神和战略性思维科学谋划县域改革发展，追求强县和富民相统一，加强教育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县域文化和乡风文明建设，身体力行推动文物保护抢救，力促荣国府恢复建设，加强乡村风貌保护，实现了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加快了正定旅游兴县的步伐。正定是习近平同志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他在这里进行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思考。在福建工作期间，从领导作为我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的厦门到发展相对滞后的宁德，从省会城市福州再到福建全省，他都进行过大量调查研究并作了深刻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推进福建现代化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在厦门，强调要发扬厦门精神，实现特区规划与山区脱贫共同推进，强调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生产；在宁德，针对当地比较贫穷的弱点，提倡“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精神，强调要大胆改革和开放，搞好外引内联，不断增强干部开放意识、改革意识和商品观念，带领宁德人民开创了摆脱贫困的“宁德模式”；在任省领导期间，提出了“生态福建”“依法治省”“数字福建”等系列重要思想，形成了对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系统思考。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的历程对形成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具有关键性意义，不仅提出并落实了作为浙江省域治理总纲领和总方略的“八八战略”，对浙江发展做出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而且为浙江转型发展和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现代化建设走在前列的上海工作以及在中央工作后，进一步通过生动的实践丰富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现代化事业快速变革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得到全面拓展和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逻辑严密、框架清晰、内涵丰富，系统地回答了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如何正确认识和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把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和体现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坚持党的领导，要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确保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核心主题事关为什么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等重大问题，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元问题”，是首先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因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思想的逻辑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梦想，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根本动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构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路径，只有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才能汇聚实现民族复兴的深厚基础和磅礴力量。
发展道路事关目标追求和路径选择，不仅关乎党的前进方向，而且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发展来看，其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概括和系统总结。因此，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与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坚持向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立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始终将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置于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位置，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了人民，也要依靠人民，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在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过程中实现的，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中国式现代化总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开启了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引领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完善的治理体系能够促进治理能力提升，良好的治理能力能够推动治理体系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途径，是“中国之治”的成功之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现代化基本特征做出了深刻揭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必须是高度自立自强而不能是依附他人的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而不能照搬他国的现代化模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标明了我国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标明了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标明了我国的现代化是全面高质量协调发展的而不是单向度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标明了我国的现代化是包容互鉴、合作共赢而不是封闭排他、国强必霸的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表示：“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代化战略安排。第一步：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因此，“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并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要求。要坚持排除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干扰，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坚决防止现代化事业走偏方向。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一要推进经济建设和经济治理现代化。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坚持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更好结合起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断前进。二要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治理现代化。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完善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体系，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三要推进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现代化。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四要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把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增强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和社会共同体，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五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治理现代化。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要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辩证统一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三者都必须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全面深入推进各项改革；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加快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确保司法公正高效权威，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增强全民法治观念；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完善坚定“两个维护”的各项制度，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国家制度完善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基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把握，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自觉运用，习近平总书记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出发，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全面深化改革。他强调：“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要围绕重点，不断全面深化改革。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围绕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协调配套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一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反映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要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世界。二是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积累更多的经验。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未来，我们要努力创造出更富有实践经验、更加成熟定型、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为更好引领示范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目前，国际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过程中，要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一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仍然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世界上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二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要把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联系起来，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要将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一起来，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一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尤其要高度警惕“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把握发展和安全的辩证统一，促进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实现发展和安全互促共进，建设治理效能更强、安全稳定局面更巩固、人民更加满意的平安中国。二要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着力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加强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习近平总书记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总结经验、制定决策，为新时代新征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指导。要运用好、发展好百年奋斗经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刻总结了党在历经艰辛、饱经风雨的探索中积累下来的宝贵历史经验，这些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也是指导未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同时，要不断深化对以往经验的认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进一步总结更为丰富更为成熟的经验。要坚持科学的改革方法原则。要坚持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坚定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把现代化建设看成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在科学辨析既有经验并有效传承适用经验中开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和顶层设计，在实践中把开拓创新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还有其他许多方面内容，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蕴含丰富的思想理论，主题鲜明、体系科学、内涵丰富，对中国和世界现代化理论做出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贡献，对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推进和实现现代化、对于当代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对于未来人类文明形态塑造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理论新的飞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指明了新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深刻洞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科学把握新时代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在总结继承我们党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吸收借鉴世界现代化理论的有益成分，就我国现代化建设问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实现了我们党现代化理论新的飞跃。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是对我们党现代化理论的继承性创新，是基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充分展开，是对中国现代化事业历史成就的科学总结，深刻体现了对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与中国特殊国情的自觉把握。深邃的历史眼光、高度的历史自觉，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从而形成了重大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向，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指引下，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伟大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成功开辟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对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了系统、明确的战略部署，将为全党全国团结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科学指引。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重构了世界现代化理论新谱系，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选择。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西方国家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并形成西方现代化模式。基于西方国家现代化历史实践，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国家现代化理论。纵观人类现代化思想发展史，现代化理论基本以西方国家经验为基础，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为西方国家所垄断，甚至以不发达国家的新兴发展为主题的反思性现代化理论，也都是基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说，一部世界现代化思想史几乎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史，以往现代化理论光谱折射着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有其内在的矛盾弊端和历史局限：在国内，社会分化与阶级矛盾严重，引发了长期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在国外，大搞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引发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西方在实现现代化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伴随着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野蛮侵略、掠夺和战争，造成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严重破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这些矛盾弊端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当前，一些完成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在国内，两极分化加剧、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和政治撕裂；在国外，依然抱守着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等强盗逻辑，将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一些发展中国家脱离本国国情和历史文化，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模式，不仅没能推动国家进步和现代化，反而导致政治动荡、国家分裂、经济停滞。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引领下，我国成功开创了现代化事业新局面。在国内，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全面进步，经济实力快速增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在国外，不掠夺、不殖民、不称霸，与国际社会和平共处，与所有国家平等交往，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互利合作，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也不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是通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打破了现代化等同于选择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思维定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昭示世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逻辑的超越，是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全面解答，重构了世界现代化理论谱系，必将在人类现代化理论发展史、现代化思想史上书写光辉篇章，必将成为进一步创造、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行动指南。
第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为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开拓了新前景。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总结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特别是深刻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需要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不断地艰苦努力来彰显。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相互竞争、相互斗争，经历了此消彼长、时消时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竞争的重要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优势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一度陷入低潮，一些资产阶级理论家甚至认为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已经以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宣称这是“历史的终结”。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及其实践，激发了国际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当今世界上，使科学社会主义重新焕发蓬勃生机，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为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开拓了光明前景。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
龚维斌
【导语】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基层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强调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创新重要论述指引下，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取得重大成绩，续写了世所罕见的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展示了我国基层治理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当然，也存在不少亟待改进的问题，需要深入分析，探寻解决之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体制。70多年间，随着经济社会体制的变化，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
第一次是建立以单位制为基本特征的基层治理体制。新中国成立后，与将全体人民“进一步组织起来”的政治目标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在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基础上，我国逐步建立起城市单位制、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基层治理体制。这一体制的建立，结束了孙中山先生批评的“一盘散沙之民众”的缺乏组织状态，实现了社会秩序的恢复和长期稳定，为大规模社会动员和资源集中创造了条件，从而迅速建立起新中国的工业化体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入全面实践形态。
第二次是建立以基层党组织—村（居）委会为基本特征的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体制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为推进政社分开，各地撤销人民公社，恢复建立乡（镇）人民政府，建立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在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城市“单位制”也开始解体，全社会对政府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需求大为提升。198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颁布《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城市居委会的工作很快恢复。村（居）委会体制的建立为新时期基层服务管理提供了必要的体制保障。但由于体制惯性、经验不足和快速社会变迁，基层治理体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大量居民游离于体制和组织之外，村（居）委员会承担了很多政府管理职能，没有很好履行自治功能，一些地方基层党组织与村（居）委会不能形成合力。
第三次是建立党领导下的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为目标的基层治理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等一批有关基层治理的政策和法律出台实施。乡镇（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党建引领的社会参与制度得以确立。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社区党员、社区居民、社会工作者、志愿者、驻区单位等多元主体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基层治理取得积极进展，涌现出一大批基层治理创新的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基层治理模式变革的动因及其成效表明：一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基层治理模式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基层治理具有很强的历史惯性，同时又要与社会条件、治理目标、民众基础、文化传统等多个因素相适应。二是基层治理要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我国基层治理经历了组织动员群众、从基层汲取资源转向管理和服务并重、向基层投入资源的曲折发展过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断调整优化。三是基层治理要努力实现秩序与活力的动态平衡。随着现代化不断快速发展，激发社会活力显得更加重要而紧迫。四是现代社会既需要自上而下的管理（即他治），也需要基层群众的自我管理（即自治），还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即共治）。因此，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政府管理、居民自治和政社合作有效衔接、良性互动是我国基层治理的理想状态。五是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群众的权利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会日益强烈，因此，必须更加重视基层群众的治理参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社会利益格局更加复杂，人们的思想观念更加多元，我国基层治理面临诸多不适应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基层治理体系不健全。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群众的需要更趋多样化和高级化，个人权利保护和非物质性诉求都在大量增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统的以政府为主、自上而下组织动员、提供统一公共管理和服务供给的基层治理模式出现“一（政府）对多（社会主体）”“标准化（管理与服务）对多样化（需求）”的难题。多年来，党和政府在社会领域扮演“慈父”式角色，管得过多过细，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焦点也因此集中到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不满意上来。与此同时，多数社会主体并没有自觉自愿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一些地方存在“政府干、群众看”“没事不找你、出事就骂你”的怪现象。
二是基层治理能力存在诸多短板。许多地方的基层治理还是习惯于传统管理方式，形式主义成为顽瘴痼疾。所谓创新只是时髦空洞的口号，经常是“穿新鞋走老路”“新瓶装旧酒”“为创新而创新”。基层治理缺少必要的人财物，经常处于有心无力状态。上级政府及其部门对基层治理指导帮助少、考核干预多，基层不堪重负、屡减屡返，填报各种表格、应付各类检查考核、完成各项上级交办事项成为基层治理的主要任务，成立工作专班、工作微信群成为主要形式，留痕管理、网上打卡、排队、点名讲评成为基层治理绩效的主要管理手段。不少干部对上负责多于对下负责，不愿甚至不敢组织动员群众，觉得让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是“找事”“惹事”。部分干部将社会治理片面理解成“治理社会”，把群众单纯当成工作对象，认为“不出事就是有本事”，将过多时间、精力和管理资源用于管控、约束和防范上。
三是各类主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格局和整体氛围仍然没有形成。各类社会主体在基层治理中的权利、义务和职能尚未厘清，驻区单位与街道（乡镇）、社区“两张皮”，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发挥不够，群众参与治理缺乏机制化平台。体制上的“条”“块”各自强调分工、不重视协同的问题，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基层自治和群众依法参与的边界与关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有些干部将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与包办一切混为一谈，将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与政府无限责任混为一谈。互联网本来可以为基层群众参与治理提供新的平台和条件，但如果管理引导不当，反而可能造成社会撕裂，助长离心化倾向。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关键举措。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牢牢抓住共建共治共享这条主线，把群众工作创新和现代社会治理方法有效结合起来，在基层治理中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政绩由人民评判”，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防范化解各类社会风险，促进基层社会长期和谐稳定。
社会治理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是新时代升级版的群众工作。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群众路线不是空洞的口号，要以扎扎实实的群众工作来践行、来检验；群众路线也没有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要根据时代条件、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来创新、来推进。历史已经表明，我们党具有驾驭市场经济的强大能力。历史还将表明，我们党具有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强大能力，因为我们拥有最强大的基层治理工具——新时代群众工作。长期看，传统的“层层加码”的压力型体制和“政府强—社会弱”格局，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建议在新时代“枫桥经验”、“接诉即办”、网格化管理、网上服务等成熟治理实践基础上，根据基层治理实际需要，提炼、总结出新时代群众工作的总体要求、根本原则、基本方法等，用以指导我国的基层治理实践。
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中，最大的弱项是共治，最大的可挖掘潜力也在共治。要围绕明确分工、激发活力、增进合作来进一步完善基层共治体系。
一是进一步明确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治理责任，建立健全考核机制。490多万基层党组织、9600多万共产党员行动起来，就没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乡镇（街道）特别是城乡社区的基层党组织要将主要精力用于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办公楼宇和园区的党组织要在“组织全覆盖、工作全覆盖”基础上提升党建工作实效，并将推进所在单位、组织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治理纳入日常工作范围。
二是进一步理顺政府及其部门和社区等各类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关系。政府负责不代表“政府全责”，更不意味着政府大包大揽。在基层治理中，政府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该管的必须管好、管到位；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务，要交给市场、交给社会、交给群众来解决。同时，要下大力气解决好部门协同、条块协调的问题，切实杜绝“九龙不治水”“看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等现象。政府交由市场、社会、群众承担的社会服务，不能一交了之、放任不管，要在委托和合作中明晰责任，加强监督、指导、评估和管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应当有基本责任和基础边界，实现各负其责、各尽其能，而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加快社会治理领域相关立法和综合执法，加强物业服务、公益慈善等具有准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机构的活动监管。
三是完善基层社会动员制度建设。推进社会合作、协同、团结，凝聚各方力量依法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必须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目前我国的基层社会动员呈现各自为战、碎片化等特征，有待通过总结经验并尽快上升为制度。加强数字社会建设，规范引导网络参与，提升数字治理能力。
四是加快基层治理人才队伍建设。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社会治理是二线部门、从事基层治理的干部不受重视、社会领域的机构是弱势机构的现象，导致优秀干部不喜欢到社会治理部门、年轻一代不愿意到基层治理工作岗位。近年来，基层还出现一些思想观念落后、工作方法简单、对待群众粗暴的负面案例。为此，应当严管与厚爱相结合，从薪酬待遇、工作条件、发展机会、政治前途等多个维度，逐步建立基层能够吸引人、留住人、讲敬业、拼奉献的机制和环境。同时，尽快补齐各级党员干部在群众工作、社会治理、应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短板。还要注意，不能因强调基层治理的职业化、专业化而轻视、忽视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要防止干部坐堂办公不入户、定点上班不住村（居）等现象蔓延。
目前我国城乡基层治理已经初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从“我和你”转向“我们”。要看到，“我们”不是个人的简单聚集，而是一个有序、灵动、可生长的组合，它建基于有机的生活，成长于高效的互动。要在逐步调整优化强调社会整合思维的同时，树立和增强柔性的社会合作思维，努力让社会机体强健起来，从而使“我们”真正组织起来、行动起来、鲜活起来。把党的领导和新时代群众工作方法结合起来，加强对一个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社会运行所需要的基本能力建设。
在常态治理中，增强社会自我运行能力。从现实看，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社会成员的相互依赖性，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社会具有自我运行能力。强调这一点，不是追求无政府主义，而是承认正如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发实现经济效率一样，现实生活中社会领域也具备“多个主体对多个主体”“多样化供应对多样化需求”自发匹配的可能性。但恰如市场也需要政府纠偏一样，社会自我运行同样仰赖于政府的制度性安排和必要干预。党和政府应当尊重社会运行规律和社会治理规律，创造更多的协商、协调、协同平台，并配给相应的资源和机会，让社会成员对影响其自身利益或其关心的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决策和监督。这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充分利用社会运行规律的有效治理举措，对于提高治理效果、减少治理成本，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当前，党和政府应当从提高基层日常事务的自我协商能力、发现基层运行缺陷的自我检测能力和解决基层运行问题的自我纠错能力三个方面，着力引导社会自我运行能力建设。要敢于并善于培育社会运行中的新生力量，比如村民理事会、社区业主委员会、各类兴趣爱好组织、公益慈善组织、社会服务组织、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组织等，同时不断完善人民团体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社区协商和劳资协商这四大协商机制。
在应急治理中，增强社会自我保障能力。现代社会的风险性大大提高，需要多主体的共治来应对不确定性。在应急状态和突发情况下，急需提升人民群众的自我保障能力。具体包括：提高社区自组织程度，促进社区邻里日常守望相助和应急时团结互助；加强基层物资保障能力，依法推进城乡社区和居民按照政府应急储备建议清单和个性化需求，进行必要的物资储备；提升全社会基本救助能力，开展常见情景应急演练，组织社区、家庭为单位的自我救护知识和技能培训；加快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增强社会成员心理调适能力，引导基层干部和居民学习积极心理学知识，正确面对突发事件和应急状态，保持理性、积极、乐观的社会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