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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概念的内涵与出处，一直是散文研究中尚未理清且颇多争议的论题。由于学界的见仁见智而使散文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扑朔迷离，渊源出处亦似是实非，直接影响着散文研究范围与文本的明确界划。笔者以为，搞清散文概念的由来始末和渊源所自，对于正确理解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把握其时代性、区域性和变化性诸特点，以便准确界定研究文本，是十分重要的。鉴于散文有古今之别、中外之分，笔者拟从现代学者创用的“中国古代散文”这一概念入手，由今溯古，旁及国外，逐层考察，描述散文概念的生成辙迹。
“中国古代散文”是现代人使用的概念。从语法学上讲，这是一个以“散文”为中心词的偏正词组。“中国”与“古代”分别修饰和限定了“散文”发生的空间地域、时代断限，从而区别于“外国古代散文”“中国现代散文”等概念。可见“中国古代散文”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体现了立足于世界文化并纵贯古今的审视特点。这是今人对古代作品进行返视而形成的新概念，它既有对古代散文作品的理性归纳，又涵载着现代人的意识，体现着近代学人的观念。简言之，“古代散文”实质上是在现代意义的“散文”概念基础上返视古代作品而出现的一个新概念。
作为现代的“散文”概念，它与诗歌、戏剧、小说并列为四，成为文学四分法中一个重要的文体门类。了解“中国古代散文”概念的内涵，必须从现代“散文”概念谈起，而现代的“散文”概念在中国也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现代“散文”又称“美文”“纯散文”“文学散文”等。近人刘半农于1917年5月号《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首次提出“文学散文”的概念，指出“所谓散文，亦文学的散文，而非字的散文”，从而规定了近代散文的文学性。周作人于1921年6月8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美文》，指出了近代散文的审美性，且云“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从而点明了古代散文与近代散文在美的特质方面的共通性。其后，王统照于1923年6月21日的《晨报副刊》上又发表文章，提出了“纯散文”的概念，并指出此类文章“写景写事实，以及语句的构造，布局的清显，使人阅之自生美感”，从文章内容、语言、结构及接受者效应诸方面说明了近代散文的特点。这些不同的名称都突出地强调了散文的文学性和美感性。而较早将散文与诗歌、戏剧、小说并列相论的文献资料，当数傅斯年1918年12月所写成的《怎样写白话文》
，其后，王统照的《散文的分类》
、胡梦华的《絮语散文》
均承其说。20世纪初叶，西方的文学理论、散文理论也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加之二三十年代散文创作出现高潮，于是现代意义的“散文”概念得到广泛使用，梁实秋还专门撰写了《论散文》
，对“散文”概念多角度地进行了认真分析，并指出了散文的性质、特点和要求。正如诗歌、戏剧、小说都有多种体式一样，现代散文则包括了记叙散文、抒情散文、报告文学、杂文等。显然，现代意义的“散文”概念是不适宜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
然而，无论是古代的文章还是现代的散文，都有其共通或相近的地方，有其承传弘扬的连结点，于是，借用现代意义的“散文”概念而冠之以“古代”二字，以限定和说明研究的对象——古代散文，便成为现当代学者所常用的方法，“中国古代散文”之概念脱颖而出。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一书中指出，“概念就是存在与本质的真理”
，任何概念都是从实在、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并体现着此类事物最显明的本质特征。“散文”作为文学门类的一种，也必然是在这种艺术形式发展成熟并逐渐相对形成一定规则后，人们予以归纳总结和概括抽象出来的（这个过程也可能潜意识的，没有语言或文字表达，而只存在于思维甚至模糊的认识中）。现代的散文概念自然是在现代散文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的发展中逐渐确立起来的，但从辞源学的角度来说，“散文”概念又有其渊源和继承性。了解这一点，对于准确把握“散文”概念内涵的多层性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学界从辞源学角度考察“散文”概念的出现，大致有两种代表性的意见：一是源于西方说，一是始自南宋后期罗大经《鹤林玉露》说。前者以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为代表，后者以商务印书馆《辞源》为代表。其实，这两种说法均欠准确，甚至是讹误。
郁达夫说：“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若我的臆断不错的话，则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
其实，郁氏之“臆断”是根本错误的，而“简直是翻译”的推测亦无根据，这只要了解一下西语方面的有关情况，并考察一下中国有关的古代典籍，问题就十分清楚了。
在西语中，诗歌、戏剧、小说都有与汉语相对应的词汇，如英语中的“poetry”（诗歌）、“theatre”（戏剧）、“novel”（小说），而唯独没有与汉语“散文”对应的词语，以故，《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只有“prose poem”（散文诗），没有“散文”词条。汉语的有关译著大都用“prose”或“essay”翻译“散文”，但这两个英语词的意义与涵盖范围大不相同。前者相对于“verse”（韵文）而言，包括诗歌以外的一切非韵文体裁，诸如小说、戏剧、文学批评、传记、政论、演说、日记、书信、游记等，可见涵盖面过广。至于后者，英国学者W.E.威廉斯（W.E.Williams）认为，“英国的‘essay’花色繁多，但几乎没有规则”，“是一般比较短小的不以叙事为目的之非韵文” [1] ，一般多译成“随笔”或“小品文”。这显然其涵盖面十分有限。法语中的“prose”、西班牙语中的“prosd”、俄语中的“лрóза”等，也都是泛指与韵文相对的文体。
从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看，散文是各民族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门类，但由于地域和民族习俗诸方面的巨大差别，其发展的情形是大不相同的。在西方各国的文学发展中，与诗歌、戏剧、小说相比，散文的发展相当缓慢，尚属后起之秀。西方各国散文文体创作起步虽有不同，而大致是从文艺复兴才逐渐有了大的发展并相继出现繁荣。一般文学史家认为，法国是“essay”的发祥地，而蒙田（Montaigne）被誉为“essay”体裁的创始人。1580年，蒙田出版了自己的随笔集 Essais ，标志着法国散文开始有了较大发展。1597年，英国培根（Francis Bacon）借用蒙田的书名也出版了一本随笔集，成为英国散文的滥觞。其后，相继有罗伯特·伯尔顿（Robert Burton）《忧郁的剖析》 [2] 和托马斯·勃朗（Sir Thomas Browne）《虔诚的医生》 [3] 两部被誉为17世纪“奇书”的散文著述面世。18世纪由于文人创办期刊蔚成风气，从而使英国散文的发展进入高潮。这与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情形相比，西方散文的繁荣可谓姗姗来迟。西语中没有出现或产生“散文”的概念，也是情理中事。
与西方各国相比，中国散文发展的情形则别是一番景象。如果仅就现存的散文文本而言，散文这种文学体裁是在华夏民族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率先成熟的，中国古代散文所展示的辉煌成就，在世界范围内，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居于领先地位。中国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即出现了散文创作的第一个黄金季节，而西方散文的繁荣则是公元16世纪以后的事情。不难想见，华夏民族对散文这一文学体裁的认识和创作实践，有着多么悠久的历史！而“散文”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中，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稽考中国古代典籍，“散文”字样在公元3世纪中叶便已出现在文人们的创作中。西晋辞赋家木华《海赋》有“云锦散文于沙汭之际，绫罗被光于螺蚌之节”
之句，此处的“散文”与“被光”对举，乃光彩焕发、显现之意。至公元5世纪末，南朝梁代刘彦和《文心雕龙·明诗》亦有“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这里的“结体散文”乃是指文字表达。木、刘二氏著述中的“散文”字样，乃是动宾结构的词组，尚非后世文体“散文”概念，故无文体意义。其后，至晚在公元12世纪中叶，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具有文体意义的“散文”概念了：
若散文，则山谷大不及后山。
周益公……谓杨伯子曰：“……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
杨东山尝谓余曰：“文章各有体……曾子固之古雅，苏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杰，然皆不能作诗。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
东莱先生曰：“诏书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唯四六者下语须浑全，不可如表求新奇之对而失大体。”
散文当以西汉诏为根本，次则王岐公、荆公、曾子开。
晋檄亦用散文，如袁豹《伐蜀檄》之类。
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
上引诸段资料，均出自公元13世纪的中国典籍中，而这个时期正是南宋散文发展的高峰期和散文理论蓬勃兴起的旺盛期。《朱子语类》《鹤林玉露》《辞学指南》《文辨》或称引，或自述，多处使用“散文”概念，可知当时这一概念已在土林中使用并流传。据《扪虱新话》载：“后山居士言：‘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此处之“韵语”“散语”即“韵文”“散文”之意，具有文体概念的意义。曾子固（巩）以文名家，不以诗称；黄鲁直（庭坚）反是；乃知此处“韵语”即诗、“散语”为文也。“以散语”称文，注重于语言的结构形态，此即“散文”概念的前身。由此可推知，至少在北宋中期，“散文”概念已在酝酿之中。《后山诗话》称“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尔”，可为辅证。
那么，是谁较早地提出并首先使用具有文体意义的“散文”概念呢？仅据上面征引的资料，已有七人直接使用过“散文”概念：周益公、朱熹、东莱先生、杨东山、王应麟、罗大经、王若虚。七子中以周益公年辈最长。周益公即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南宋孝宗朝历右丞相，拜少保，进封益国公，故称“周益公”。周氏在历史上以政事显，然其学术和文章于当时声望颇高。陆游云：
大丞相太师益公自少壮时以进士博学宏词叠二科起家，不数年，历太学三馆，予实交文于是时。时固多少年豪隽不群之士，然落笔立论，倾动一座，无敢撄其锋者，唯公一人。中或暂斥，而玉烟剑气、三秀之芝，非穷山腐壤所能湮没。复出于时，极文章礼乐之用，绝世独立，遂登相辅。虽去视草之地，而大诏令典册，孝宗皇帝独特以属公。
又据罗大经云，朱熹“于当世之文独取周益公，于当世之诗，独取陆放翁”
，亦可知其在文坛艺苑的地位、影响和成就。
周氏有《文忠集》二百卷传世，四库馆臣谓“必大以文章受知孝宗，其制命温雅，文体昌博，为南渡后台阁之冠，考据亦极精审，岿然负一代重名。著作之富，自杨万里、陆游以外，未有能及之者”
。为人熟知的《皇朝文鉴》（又名《宋文鉴》）也是在他的直接参与设计下才得以问世的。时孝宗令临安府开印江钿编类的《文海》，周必大以此书“殊无伦理”为由，请孝宗收回成命，并建议“委馆阁官铨择本朝文章，成一代之书”，“其后，遂付吕伯共祖谦。即成，上问何以为名，必大乞赐‘皇朝文鉴’，上曰‘善’。又降旨令必大作序，亦即进呈”。
由此可知周必大实为《宋文鉴》的首席主编，从构想设计到实施方案，以至命名、作序，皆亲为之。
上述史实足证周氏文章学术造诣精深，学问博洽，惜为政声所掩，近代以来，鲜有学人关注周氏文章学术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益公具有区分和精鉴文体的丰富经验与鲜明意识。其“两入翰苑，自权直院至学士承旨，皆遍为之”
。周氏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以及大批量的创作实践，都使他对散文体式有着深刻的理性认识，使他有条件、有可能率先提出和使用“散文”之概念。
与学为政掩的周必大有所不同，齿少周氏四岁的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则以学术和文章著称于世。他不仅是有宋一代的理学宗师，而且也是南宋时期的文章名家。李塗《文章精义》称颂其文章“如长江大河，滔滔汩汩”
，黄震《日钞》亦赞叹其“天才卓绝，学才宏肆，落笔成章，殆于天造”
，所谓“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
。尤其是朱熹一生主要从事讲学和学术研究，其于各体文章均精鉴细辨，熟能深知，故其拈出并使用“散文”这一文体概念，可谓顺理成章，乃势所必然。
更值得注意的是，周必大使用的“散文”概念还只是就“四六”相对而言，与“骈文”对举，侧重于语句构成形态；而朱氏使用的“散文”概念则与诗歌对举，实际上其内涵又提高了一个层次。这是因为朱熹所评论的两位人物山谷（黄庭坚）和后山（陈师道）均以诗歌名家，乃是宋代最大的诗派——江西诗派的开山与宗祖。但他们二人又不独擅诗，兼以能文。由于后山曾辨香南丰，始受业于散文名家曾巩，为文“简严密粟”
，连黄庭坚也叹服后山“至于作文，深知古人之关键，其论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时辈未见其比”
。而黄庭坚虽为苏门学士，亦有“瑰玮之文妙绝当世”
之誉，但其终生著力于诗，自称“绍圣以后，始知作文章”
。尽管他于散文亦卓有成就，且对为文发表过许多很好的见解，而人们仍然以为山谷散文功底远不及后山，朱熹的该段评论是很有代表性的。然而，该段评论的重要价值并不在于对山谷、后山散文之评价是否的当，而在于朱氏提出并使用了与诗歌相对应的“散文”概念。
与朱熹、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的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也是以文章学术著称于世，人谓“东莱先生”（其伯祖吕本中人称“大东莱先生”，故祖谦又号“小东莱”）。吕氏家族显赫，十世为官，祖辈数登相位，且家风重学修文，累代相承不衰，家学渊源深厚。祖谦英年早逝，在官虽不显达，而学术文章卓有建树。他善于博采众长，不株守一家之说，故学问渊博宏富，朱熹称赞他“以一身而备四气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余足以范俗而垂世”
。其文章“波流云涌，珠辉玉洁，为一时著作之冠”
，人称“在南宋诸儒之中，可谓衔华佩实”
。
与朱熹相似，吕氏也多年从事讲学授徒，曾任南外宗学教授、太学博士、严州教授等，居家亦诲人不倦。其自谓于文章“研思微旨”
，对各类文章体式都能精鉴熟知。吕氏“为诸生课试”而写的《东莱左氏博议》，取《左氏春秋》范文，研讨文章之学，示范作法，将“胸中所存、所操、所识、所习，毫衍发谬，随笔呈露，举无留藏”
，不仅为当时学子所珍视，而且流播海外，在古代即成为日本学人研习汉学的必读书。所编《圣宋文鉴》汇集北宋各体文章精品，分类选篇，尤见其慧眼匠心。《古文关键》辑选韩、柳、欧、苏诸名家古文六十余篇，“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示学者以门径”
，且“于体格源流俱有心解”
。该书开卷首设《总论看文字法》，提出学文须“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处”
，可见吕氏极重文体。
总之，吕祖谦的学识、造诣和对文章学的潜心研究所达到的高度，都可能使他对文章类式体格产生理性认识，从而提出或者接受“散文”这一文体概念。其将“散文”与“四六”对举，则与周必大同。
同周必大、朱熹、吕祖谦不一样，杨东山（1150？—1129？）、罗大经（1195？—1252？）、王应麟（1223—1279）都是“散文”这一文体概念的接受者、传播者、使用者或记载者。
东山名长孺，字子伯，号东山潜夫，人称“杨东山”，乃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杨万里的长子。其父与周益公、吕祖谦俱为南宋名流，周、杨交谊尤厚。《宋史》称“万里为人刚而褊，孝宗始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语，由此不见用”
，此说未可轻信。
今检周氏《文忠集》、杨氏《诚斋集》，二人唱和酬赠、书翰往来甚多，相互敬慕之情溢于言表。诸如周必大《奉新宰杨廷秀携诗访别次韵送之》称“诚斋诗名牛斗寒，上规大雅非小山”
，《题杨廷秀浩斋记》谓“友人杨廷秀，学问文章，独步斯世。至于立朝谔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当求之古人，真所谓浩然之气，至刚至大，以直养而无害，塞于天地之间者”
，《回江东漕杨秘监万里启》云“郡国虽分于两地，江湖实共于一天。湘水岸花，我正哦公之留泳”
，又有《上巳访杨廷秀赏牡丹于御书匾榜之斋其东园仅一亩为术者九名曰三三径意象绝新》《乙卯冬杨廷秀访平园即事二首》《次韵杨廷秀》诸诗。故其《寄杨廷秀待制》诗说：“共作槐忙五十春，交情非复白头新。”
罗大经《鹤林玉露》亦载：“庆元间，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杨诚斋以秘书监退休，实为吾邦二大老。益公尝访诚斋于南溪之上，留诗云……，诚斋和云：‘相国来临处士家，山间草木也光华……’”
周必大《跋杨廷秀赠族人复字道卿诗》还以“家生执戟郎，又拔乎其萃者也”
称誉长孺。
由上种种，可知长孺接受世伯周必大的指导和影响是情理中事。《鹤林玉露》甲编卷二所记“杨伯子”实际上就是“杨子伯”之误
，该条资料乃是周必大指导长孺作文方法的例证。由《鹤林玉露》所载杨长孺对文章的诸多评论可知，共对文章的研习造诣颇深，故发论多中肯榷实。而其父杨万里虽以诗名，亦自称“生好为文，而尤喜四六”
，传世文章尤多散体，如《千虑策》为世艳称。前辈教诲、家学渊源和个人研讨，使杨长孺得以自觉地接受并使用“散文”概念，且不拘于同“四六”并提，而是与“诗骚”对举。
罗大经（字景纶）虽未直接使用“散文”概念，但其纪录、征引周、吕、杨诸家之说，实际上就是间接的承认和直接的宣传。且《鹤林玉露》议论称述欧阳修、苏轼、杨万里、叶适、真德秀、魏了翁等文章名家，可知著者亦深谙文章之学。
王应麟辈分虽低，但其著述中对“散文”概念的使用频率最高。他不仅直接记述吕祖谦的话，而且还多次直接运用“散文”概念论述和区分文体，明确地把“散文”作为文章规范的一种，其于“诏”“诺”二体均以“散文”“四六”标目示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承传吕氏说法，将“散文”与“散语”两个概念严加区别，如卷二说：“东莱先生曰……（表）其四句下散语须叙自旧官迁新官之意”，“制头首句四六一联，散语四句或六句……后面或四句散语，或只用两句散语结”。
只要我们与上引“散文当以西汉诏为根本”“晋檄亦用散文”相参照，即知“散语”乃指文中不讲对称的散行文字，而“散文”则是完整的文章。
王应麟出生于吕祖谦谢世四十二年之后，但却是吕氏学术的继承人。清代全祖望《谢山同谷三先生书院记》说：“王尚书深宁独得吕学之大宗，深宁论学，独亦兼取诸家，然其综罗文献，实师说东莱。”
且王氏“博极群书，谙练掌故，征引奥博”
，其《辞学指南》即是直接受吕氏《古文关键》影响的产物，故于书中师承并弘扬吕氏之说，推广、使用“散文”概念。
周必大、朱熹、吕祖谦及其后学杨长孺、罗大经、王应麟均生活于南宋时期，就地域而言，南宋版图乃是华夏的半壁河山，位于江左。与南宋长期对峙并统治着北方中原地带的是女真金人。金亡北宋，奄有中原，而文烈继统，条教诏令，肃然丕振，金源作家，蔚然兴起，“其文章雄建，直继北宋诸贤”
。金源作家既得北宋文化薰染，又受南宋名家影响，故于文学方面亦颇有建树。王若虚（1174—1243）即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他“自应奉文字至为直学士，主文盟几三十年，出入经传，手未尝释卷”
，虽不善四六之文，而深于文章之学，故有《文辨》之作。王氏谓“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
，直接将“散文”与“诗”对举，同朱熹、杨长孺之用法暗合。其与朱熹虽为后学，而与长孺则属同代，可见至公元12世纪，“散文”这一概念已经出现在中国不同的区域文化中。
由上面的考察绎理，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一、周必大、朱熹、吕祖谦、王若虚等著名学者是较早提出并开始使用“散文”文体概念者；杨长孺、罗大经、王应麟是“散文”概念的积极接受、使用、传播和记载者。二、由于现存有关较早提出“散文”概念的资料，均属他人间接记载，而非本人直接的专门著述，无法确考首次使用的准确时间；如果我们假定周、朱、吕诸人是在及第释褐后方有可能提出“散文”概念的话，周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及第，朱中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吕乃隆兴元年（1163）释褐，那么，“散文”概念提出的时间则大约是在公元12世纪中叶。三、由于“散文”概念或与“四六”对举，或与“诗歌”并称，故从问世之日起，其概念内涵就具有相对性、不确定性和多层性的特点；当与“四六”对举时，含义相对狭窄，特指那些散行单句、语句排列无一定准则和固定规律的文章，而与“诗歌”并称时涵盖面较广，四六骈文亦应囊括其内，至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文》又将“散文”与“韵语”对举，则“散文”内涵至少已有三个层次，分别与骈文、诗歌、韵文对举。四、“散文”概念在宋代既无用韵与否的限制，又无文章体式（指具体的体裁样式）的规定范围。五、“散文”概念与四六骈文和诗歌相对举，则其名称的形成，主要还是依据文章（文本）语言文字排列的不规则性特点，现代的散文概念，依然保持了这一因素。
应当指出，在古代，“散文”概念又与人们经常使用的“文”“文章”“古文”等概念既相联系，又有区别，此不赘言。自然，上面的分析只是根据目前检索到的一点有限的文献资料进行的，但这已足可说明具有文体意义的“散文”概念，至少在公元12世纪的中国就已经形成并开始运用于文字著述。南宋以后直至近代，“散文”概念为历代的部分学人所沿用，元代刘曛《隐居通议》卷十八，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明崇祯末年国子监生张自烈所撰《正字通》，清朝孔广森《答朱沧湄书》、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清末罗曧《文学源流》，近代刘师培《南北文学异同论》……皆从不同角度使用了“散文”概念。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散文”概念在中国古代的文人学子中，并没有得到普遍广泛的认同、推广和使用，许多著述依然习惯于使用“古文”“骈文”之类的旧说，这种现象虽然到“五四”以后大有改观，却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学术界，形成了多种概念并存的局面。
言而总之，“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散文’两字……简直是翻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是不足为信的。而“散文”概念始于罗大经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至于吕武志以为“散文”一词“首见于王应麟《辞学指南》”（《唐末五代散文研究·绪论》，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的说法，更是一个误会。
[1] A Book of English Essays 前言。
[2]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1621年出版。
[3] Relgioi Medici ，164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