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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是人类表达思想与情感的普遍方式，也是世界文学艺术的重要门类。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散文更是蕴含思想智慧与艺术精髓的基本载体。《中国古代散文探奥》（下称《探奥》）即是我学习思考和探索研究散文的阶段性成果。
回顾我的学术历程，其实就是紧密结合工作职责，不断学习和深入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末，我于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留校，担任刘乃昌教授
[1]
的助手，并讲授宋元文学。乃昌先生亲切和善、温润如玉，学力深厚，以研究苏轼而享誉学界，颇有大家风范。他言传身教，悉心指导，让我修完本科学业，继续学习研究生课程。先生指导我从精读黄庭坚全集入手，研究宋代文学。我反复研读缉香堂本《山谷全书》，并结合教学任务，细阅各种版本的文学史，发现黄庭坚的思想主张、创作实绩与文化影响，远非部分文学史家介绍的“教人剽窃”那样简单，很多问题被误解，亟需重新认识。1981年，我与乃昌师合作发表了《黄山谷的文艺思想和诗歌艺术》，指出其核心是倡导“创新”，引起学界关注。此后又相继独立发表了《黄庭坚“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说新论》《黄庭坚词的创作特征》《苏轼与黄庭坚行谊考》等一批文章，承担了山东教委重点项目《黄庭坚研究》。乃昌师承担国家“六五”规划重大攻关项目《宋代文学史》（上下）
任务，我有幸撰写《黄庭坚与江西诗派》（上下）、《北宋后期其他诗人》等章；此后还共同完成了国家古籍整理项目《晁氏琴趣外篇 晁叔用词》校注
，获山东省第七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乃昌师令人敬佩的精神品格、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与细致缜密、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影响着我，成为带我走进学术殿堂的领路人。先生经常邀请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与高校学者到曲阜讲学，为我创造当面请教的机会，1982年仲夏还带领我和研究生赴南京访学，得到南京大学钱南扬、南京师范大学唐圭璋诸先生的热情指导。
1984年，我考入山东大学承办的全国首届宋元明清文学助教进修班，攻读硕士课程。此前，程千帆应邀在山东大学系统讲授“校雠学”，程老嘱我全程录音并整理成文字，让我十分艳羡山大的学术氛围。助教班的学习，让我开阔了学术视野：袁士硕“文学史方法论”、王绍曾“版本目录校雠学”、朱德才“宋词研究”、孟广来“戏剧研究”等，让我印象深刻，获益良多。其间还参与了《元曲百科辞典》
编撰，完成了《论宋元小说批评的开拓与发展》《张寿卿及其杂剧〈红梨花〉》等论文。
1986年评为讲师，开始讲授“宋词研究”“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课程。当时散文史课没有教材，准备教案时，我精心搜集和梳理相关文献资料，认真考察古代散文发生、发展和衍变轨迹，深入探讨其规律，同时留意古代散文的理论与特点、学界研究的现状与热点。古代散文的发生、概念、范畴、分期等，这些急需解决的学术问题，都是备课过程中的发现。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发表的《易安散文的多维审视》《稼轩散文艺术论》，即是尝试散文研究的成果。后者在1990年江西上饶召开的“纪念辛弃疾诞辰8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得到邓广铭、叶嘉莹、袁行霈、王水照等著名学者的关注、肯定和鼓励，坚定了我继续深入研究的信心。
1993年考入复旦，师从王水照先生读博。水照师以人格魅力与学术成就享誉海内外，散文研究影响深广。我以《宋代散文研究》为题目，在先生耳提面命、悉心指导下，展开深入研究，形成26万字的成果。学位论文得到顾易生、袁行霈、陈尚君、葛晓音、徐培均、马兴荣等著名学者的充分肯定，答辩委员会认为“论文对中国古代散文的创作和概念的起源所作的考辨，以音乐性为标界确立散文研究的范围，以体派衍传为宋代散文的演进模式，以及对宋代散文诸文体的拓进与创新所做的总结，都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在学术界具有填补空白、拓展领域的意义”。
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散文发生与散文概念新论》（中文、英文）、《宋代散文体裁样式的开拓与创新》，发表在《文学遗产》的《论北宋前期散文的流派与发展》《古代散文的研究范围与音乐标界的分野模式》，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的《黄庭坚宗族世系新考》等，都是读博时的成果。此间还参与了水照师策划的《宋代文学通论》
撰写和教育部重大项目《历代文话》
编纂，完成了《〈全唐文〉校点》
第九册的任务。读博成为我学术成长的催熟期，尤其是水照先生的学术境界、学术气魄和高瞻远瞩的精神风格，给了我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1996年仲夏入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属的办公室，参与发展规划制定和基金项目管理。这是一个汇集全国文科头部精英的学术大平台，也是为国家建设提供决策咨询的庞大智囊团，更是国家同专家思想交流的桥梁与纽带。我一方面发挥专业优势，结合岗位职责和国家需求开展学术研究，从遵循学术发展规律角度提出系列制度建设建议，一方面围绕实施国家发展战略进行深入思考，形成一批学术成果。诸如编撰《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
；策划并参与组织首次优秀成果评奖，编撰《首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评奖获奖成果简介》
；还相继发表《社会科学乃立国治国之根本》
、《社会科学思想与华夏文明传统》
、《关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几个问题》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起步与探索》
；出版专著《社会科学论稿》
等。还发表了《孔子“和”文化思想及现代启示》
、《创新古典文献研究的思考》
、《中国古代诗词的境界与品鉴》
，出版了《宋代散文研究》《黄庭坚与宋代文化》《传承与创新》等，与傅璇琮共同主编了《中国历代散文选》。
2015年春受聘上海交通大学，回归科研教学第一线。讲授“宋代散文研究”“诗国与诗魂”等课程，主持“跨学科文化项目”，发表了《“中国梦”的文化“根”与民族“魂”》《苏轼人文史观：“功与天地并”》等一批论文，出版《中国文化论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人文论稿》《神话九章》等专著，还荣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作为新人文学院首任院长，我与同事们坚持以“文字、文献、文学、文化、文明”为轴心，搭建学术平台，推进学科建设，壮大师资队伍，获批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哲学与历史两个硕士点，入选“2022中国高贡献学者”。
上述学术经历可知，古代散文一直是我着力研究的重点，《探奥》是学习思考和坚持探索的真实记录，呈现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与达到的认识水平。这些成果大都选择新角度、新层面或运用新材料、新方法，提出独到的新见解、新观点或新结论。其中具备重要学术意义的观点有以下诸方面。
一是首次对“散文”文体概念在中国的出现做了细密考论，提出“散文”概念产生于中国12世纪中叶，由周必大、朱熹、吕祖谦等人提出，而非“源于西方”或“始于罗大经”，纠正了学界“中国向无‘散文’一词”的错误说法。二是运用逻辑推理和历史实证的方法，以丰富翔实的历史文献典籍为依据，提出了“散文的出现并不晚于诗歌”的新结论，矫正了中外学界普遍流行的“散文的出现晚于诗歌”说。三是立足于中国古代散文发生、发展和衍变的历史实际，界定“散文”概念的内涵、外延、性质与特点，并由此提出界定散文作品的基本原则与可操作性标准。首次从文化发展与文学理论层面，提出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范围与音乐标界的分野模式，将音乐属性作为区分诗歌、散文的重要标志，从而增强了散文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四是针对学界长期以来骈文与赋的研究各自独立、无所归属的状况，明确提出中国古代骈文与赋均属散文研究范畴。不仅为重新审视肇始于南北朝且长达千年之久的“骈散之争”开辟了新思路，而且为深入认识唐宋古文运动发展与宋代散文创作鼎盛提供了新思路。五是立足于宏观层面研究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轨辙与阶段厘分，审视宋代散文，深入研究宋代散文多元并存与整合驱动的创作机制、群体式创作与流派型衍传的发展模式、崇文重文的社会环境以及创作主体的知识结构与群体意识等方面的重要特征，由此提出宋代是散文创作的鼎盛期。六是首次从散文流派衍传的角度与层面，采用纵横交叉、有论有考、“点、线、面”结合的方法，梳理宋文衍变的脉理轨迹，提出系列新观点。诸如宋代散文发展“五期说”；北宋前期散文发展骈、散两派并峙，五代派“沿溯燕许”华实并重，复古派“宗经尊韩”、垂教尚散，西昆派“崇尚骈丽”，古文派力涤排偶；认为骈、散两派互济互补、相辅相成，乃是一个枝头上的两朵花，表现形式有区别，而理论主张却有很多共同点。
七是首次系统、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黄庭坚、李清照、辛弃疾三位宋诗或宋词代表作家的散文创作，指出他（她）们不仅是诗坛词坛创宗开派的领袖人物，而且也都是散文圣手，创作出了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都臻于完美的名篇。由此弥补了学界关于宋代作家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不足和缺憾。八是首次提出体裁样式开拓创新促进了宋代散文繁荣兴盛。认为“记”体散文的勃兴与新领域的开拓、书序的美学变化与长足发展、题跋的创制及其趣韵风神、文赋的脱颖与文艺散文的诞生、诗话与随笔的创造及日记范式的确立等，都是典型例证。而宋代散文家强烈的文体创新意识、综合创新能力与强烈的群体观念、鲜明的历史意识，成为散文鼎盛的重要原因。
学术研究的经历，逐渐形成一些认识与体会。
首先，学术研究是人类社会实践的高端文化活动，也是人类文化的最高表现形态，而“德、学、才、识、胆”是学术研究者的必备素质。“学术”，“学”为前提，“术”即思想，学术研究旨在出思想、出理论、出效益，须遵循“求真、求实、求新、求善、求美”与“有物、有序、有理、有用、有效”的原则，力求新发现、新观点、新材料、新思路、新境界。
其次，自觉遵循学术研究规律。一要突出问题导向。发现有研究意义的问题，是学术功底和思想敏锐的体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反映学术能力与水平。二要树立人类意识。具有人类普遍意义是学术研究的至高境界。三要强化国家观念。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需要，开展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四要开阔世界视野。伴随经济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程度的日益提高，任何重大问题的研究都应放在世界范围内来审视，充分借鉴和共享国外的文明成果。五要重视探讨规律，升华理论层次。应从理论层面和文化层面把握研究对象的性质与意义，体现历史高度和思想深度。六要切实严谨学风。这是增强科学性，提高权威性的重要手段。
复次，学术成果是个体努力与群体合作的结晶。在学术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师长指导、学友切磋和学界支持，这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丰富精神和提高生命品位的历史过程。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光大“以人为本”“济世致用”“天下为公”“尊道贵德”的理念，努力开拓学术研究新境界，乃提升学养和奉献社会的重要渠道。
杨庆存
2022年9月8日写定于上海奉贤
[1] 刘乃昌（1930—2015）先生后来调入山东大学，著有《辛弃疾论丛》《 苏轼选集 》《 苏轼文学论集 》《 姜夔诗词选注 》等十多部。曾任 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 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