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和”，是东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和”文化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卓越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化巨人，孔子为中国“和”文化的创新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所创立的以“和”文化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不仅成为支撑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持续稳定发展的主流文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至今产生着深刻广泛的影响，以至于参加巴黎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的七十多位权威专家认为，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从二十五个世纪以前的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传播网络化和文化发展多样化的当今世界，在文化作为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由“软实力”逐渐向“硬实力”演化的国际大环境中，孔子智慧对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与人类文明发展依然有着重要启示。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矛盾，始终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三大矛盾。其在不同时期或地域的不同表现，决定着人们思考的重心和应对的措施。即如大禹时代，地球冰河末期的世界大洪水，曾使人类濒临绝境。当其时，大禹率众“导川夷岩”，“湮洪水，决江河”，“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带领人们征服了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洪水。李白为此写下了“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湮洪水，九洲始桑麻”（《公无渡河》）的诗句，赞美大禹功绩。
与大禹不同，孔子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与人、人与族群、族群与族群、族群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社会矛盾，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甚至是社会成员个体利益的争夺与争斗异常激烈残酷。当时的亚洲华夏大地，诸侯征伐，社会动荡，族群残杀，道德沦丧，所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而“周室既衰，诸侯恣行”，“幽国”“僭越”“胁君”“乱国”“坏法乱纪”“君臣为谑”（《礼记·礼运》）的情况不胜枚举。诚如孟子所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孟子·滕文公下》），不仅前代创造的文明惨遭破坏，而且人们的生命和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文明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孔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思考着解决社会危机的最佳思路和根本方法。围绕如何使社会安定有序、人们和谐和睦，孔子着眼于“人”这个社会的核心与矛盾的主体，深刻把握战乱年代人们思安、思定的普遍心理，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在前人的实践经验中，发现了“和”这一理念安邦定国的潜在效能，并把它作为思想文化创造的重心。
“和”的本义是“相应”（见《说文解字》），乃“彼此心声相应”“顺而相从”之意。“和”即“和谐”“和顺”“和睦”。而战争以“战”来“争”，武力解决争端，这是社会矛盾极端化的表现，也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和”的理念蕴含着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诸多要素，反映的是社会协调有序的精神风貌，体现着文明健康的发展。人“和”则不争，国“和”则无战。“和”会使社会安定、秩序井然。孔子面对严酷的社会战乱，敏锐地发现并发掘出“和”这一人类文明发展的至高境界，并将其系统化、理论化、通俗化和实践化，提出了推动社会和谐有序、文明发展的新思路。
“和”，无论在孔子之前还是在孔子身后，都是先秦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社会理念，所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周易》“保合大和”“天下和平”“和顺于道德”，《尚书》“协和万邦”“神人以和”“庶政惟和”，《墨子》“天下和，庶民阜”“刑政治，万民和”，《荀子》“天下之和”，《管子》“内外均和”，等等，不胜枚举。这说明，“和”的理念已经具有了较为广泛的时代认知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传世典籍中，孔子关于“和”的直接表述并不多。《论语》全书仅在《学而》《述而》《子路》《季氏》《子张》篇中有五章言及。然而，从孔子思想文化的整个体系看，“和”实际上是他全部思想中的最高理念，也是其毕生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孔子提出的一些最重要的哲学理念，如“仁”“礼”“中庸”等思想，其实都以“和”为内在统领。
“和”作为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理想状态，它的实现，既需要一定的历史过程，又必须具备可行的引导措施。因此，孔子思考的重点，不在于怎样发现“和”之美好——这原本是人人都向往的，而在于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社会之“和”。为此，孔子以“人”为根本、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创立了“仁”学和“礼”学，并提出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中庸之道”，从而构筑起合理、严谨与稳定的思想体系。“和”是这个体系的最高理念，“仁”与“礼”是两个并列且内外相辅相成的子系统。在这个思想体系中，“仁”与“礼”将“和”作为实现的目标，处处散发出人性的光芒；“中庸之道”作为实现“和”的方法也处处显示着思想的博大精深。
“和”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人的情感、精神和心理的相通，但由于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弱点如嫉妒、贪婪、恐惧、私欲等，人与人的和谐又往往很难达到。对此，人类早期的一些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等都曾有过经典的思考。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虽然洞悉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和谐的种种因素，但却能从人的情感和心理层面发现人性中诸多与“和”相通的积极因子，并将其升华为人人都可以用心性去领悟的哲学范畴——“仁”。
“仁”是一种境界和胸怀，是内在的气质和修养。“仁”之所以通于“和”，首先是因为其内涵中具有人类最积极最美好的情感因子——大爱。人的特质就是富有情感性，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上下相亲，谓之仁”（《礼记·经解》），这是一种最为纯洁、最为积极、最为可贵的人类情感，由此孔子进一步提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的著名论断。《论语·乡党》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表明，仁者的爱人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相互尊重，是对人的生命的热爱和珍视，这是一种社会的“大爱”。相互关爱，自然就会“胜残去杀”，维护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就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
“仁”之所以通于“和”，还因为它植根于人类至亲的血脉联系。孔子主张“仁”的实践要从家庭的“孝弟”做起。他认为，“笃于亲”才能“兴于仁”（《论语·泰伯》），“孝弟”是“为人之本”（《论语·学而》），也是家庭成员之间达成和谐的最佳途径。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体仁”“行仁”以“孝弟”为先，就有了根基。由此推而广之于整个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也才有坚实的基础，所谓“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这一思想在后来的孟子那里进一步发扬光大。孟子主张“爱人”必先“事亲”；认为“事”以“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乃“德之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这让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仁”是如何通过人类的亲情关系，促成整个社会步入“上下无怨，民用和睦”
的和谐状态。
由此看出，“仁”不仅是社会成员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更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仁”中之大爱和至亲因素可以成就一个社会最有道德修养的精英群体——“君子”。他们以其宽宏、博大而又朴素平实的品格，协调着社会成员之间的融洽关系。事实上，早在《尚书》里即有“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周书·泰誓中》）的说法，说明“仁”在人们心目中早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高尚品质。这种品质具有的亲和力、凝聚力和号召力，是形成人格魅力的重要因素，也是现实社会浩然正气的重要体现。
孔子正是由于看到了“仁”与“和”的内在联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社会思想能量，他才不遗余力地倡导“仁”的思想观念。孔子认为，“仁”既体现着一种社会公德，又承载着社会成员的责任感，是实现“和”的重要途径。因此，他坚持“仁以为己任”“仁以行之”（《周易》）的社会实践，不惜为此“死而后已”（《论语·泰伯》）。
基于同样的原因，孔子又特别强调“仁”是统治阶层必备的品质。所谓“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统治阶层的“仁”与“不仁”，直接关系江山社稷的得失，无怪有人将其与“和”并列而论，认为“‘和’与‘仁’，霸王之器也”（《礼记·经解》）。对于当权的统治者来说，“仁”的实践还具有示范性。“君仁，莫不仁”（《孟子·离娄上》），“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礼记·缁衣》，因此，执政者必须“克宽克仁，彰信兆民”（《尚书·商书》）；“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礼记·乐记》）。
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礼”是与“仁”同等重要的另一个思想范畴。
如果说“仁”主要是通过人的内在道德修养来实现人与人之“和”的话，那么，“礼”则更多的是通过人的外在行为规范来实现人与社会之“和”。
“礼”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在这里，孔子非常明确地将“礼”定位于一种“用”，即手段，而同时又突出强调了“和”是效果，是目的。孔子认为，“礼”的作用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使社会达到和谐的状态，“礼”是“先王之道”最美好的精华。这实质上是赞叹“礼”在协调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和重大价值。这段话议论的是“礼”，而强调的是“和”，故钱穆先生说，“此最孔门言礼之精义，学者不可不深求”（《论语新解》）。孔子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佳状态确定为“和”，这正是其思想学说的伟大深邃之处，他对“礼”之“用”的政治定位，也不断地启发着中国封建社会一代代君王、政治家和思想家，使建筑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礼治”以“和”为目标而富有超强生命力。
“礼”作为引导人与社会达成和谐的重要手段，其精髓在于使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规范有序。即通过对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规范，形成运行有序的社会状态，从而使全体社会成员在有序的社会活动中确定位置，达成和谐。《礼记》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孔子正是看到了“礼”在建立政治秩序和规范社会行为中这样广泛而重要的作用，才把“礼”作为引导社会走向和谐的重要手段。孔子认为，“礼者，君之大柄也”，“治上安民，莫善于礼”（《礼记·经解》）。“礼”可以“治政安君”，“治人之情”，而“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记·礼运》），因此，治理好国家，一切都要先从“礼”的整肃开始。他还将政治伦理秩序归纳概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八个字，作为全体社会成员躬行实践的基准。
“礼”之所以能够成为安邦治国的“大柄”，追根求源，在于其植根于人性中最具普遍意义的内容——习俗。孔子在谈论“礼”的起源时曾指出，“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记·礼运》）；《仪礼》中“士冠礼”“士婚礼”“燕礼”“大射仪”等等，对于衣着、程序、话语、位置、迎宾、送客等具体细节都做了生动的表述。《礼记》记载接待客人时的情景：“凡与客人者，每门让于客。客至于寝门，则主人请入为席，然后出迎客。客固辞，主人肃客而入。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其习俗化、生活化的特点由此可窥一斑。司马迁也说，“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史记·礼书》）。正因如此，“礼”才能形成对全体社会成员行为的强有力规范和制约，而遵礼和学礼也就体现着个体对社会的尊重。孔子终生不遗余力地倡导“礼”的学习和实践，认为这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起码条件。《论语》有很多关于礼的示范事例的记载，孔子甚至直接告诫自己的儿子“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他特别反对越轨、越礼行为。《论语》记载了关于“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的故事，按照当时的礼制规定，舞蹈奏乐，天子八行，诸侯六行，每行六人；大夫四行，每行四人；季氏身份只能用四行，却“八佾舞于庭”，用了天子之礼，所以受到孔子严厉谴责。
从社会习俗到国家政治，“礼”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不断被强化，“礼”的秩序性对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现存《周礼》《礼仪》《礼记》等文化典籍来看，当时大至国土区划、官吏职掌、乡遂授田、城郭道路之制、市肆关门之政以及庠序之教，小至冠、婚、丧、祭、歌舞乐律乃至衣服饮食、坐立行走，都有详细明确的规定。在政治制度方面，《周礼》“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对部门设置、等级标识、社会成员之间交际交往的仪态程序，等等，也都有非常具体的规定，不仅反映出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统治机构的健全，也显示着对社会成员的自我约束。通过《周礼》，孔子看到了在社会习俗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制度对于引导人类社会步入和谐的重大作用，这正是他力倡恢复周礼的深刻思想原因。
“中庸”是孔子学说中一个最耐人寻味而又充满思想智慧的哲学理念，也是孔子“和”文化思想体系里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何谓“中庸”？孔子认为，“中庸”是“至德”的表现，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这是就其本质而言。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中庸”的本义就是恰当地运用。许慎《说文解字》说，“中，内也；上下通也”；“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合而解之，“中庸”即“内用”，属于人的意识行为。由于前人常“中”“正”连用，如“刚健中正”“行必中正”等，则“中”也有“正”的意思。所以朱熹《中庸章句》说“中”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这已是本义的衍生。按照子思的解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未发”即在“内”，“中节”则恰当。故《逸周书·度训》有“‘和’，非‘中’不立”之论。值得注意的是，子思指出了“中”与“和”的内在联系。“中庸之道”原本就是“和之道”，它体现着“和”，又是达成“和”的方法和原则。正因为如此，在孔子的论述中，“中庸之道”既是一种至高的修养和境界，又广泛地体现在“君子”对“仁”与“礼”的把握和实践中，缺少了中庸，“仁”与“礼”将难以正确地践行。
以“中庸之道”来把握“仁”，核心是怎样对人的各种极端欲望和情感进行正确的规制和处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向往富贵，摆脱贫贱，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欲望，但是，实现它却需要正确的方法。“仁者爱人”也是根源于人的情感，而人的情感和欲望只有恰当得体，才会和谐有序，否则就会引起矛盾，所谓“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而孔子称赞的一些美德，如“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等等，都是讲人应如何对情感和欲望进行适度的把握。
需要指出的是，“中庸”绝不是折中调和。《论语·阳货》载：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者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足以使人。”
这里的“恭、宽、信、敏、惠”都暗含着中庸原则，因而能帮助人们成就事业。孔子非常赞赏那些深谙中庸之道的人。《论语·公冶长》载：“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国家政治清明时能出来做官，政治黑暗时也不至于被杀，南容能做到这样，说明他娴熟中庸之道，能圆满地处理好各种事情，因此，孔子便把侄女嫁给了他。
以“中庸之道”来把握“礼”，核心是怎样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防止社会出现巨大的贫富分化。“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贫富分化会使社会矛盾矛激化，从而与“和”的社会目标背道而驰。从这个角度看，“中庸之道”又是“礼”的根基和灵魂，所以孔子才说“礼之用，和为贵”。对此，朱熹进一步阐释说，“均则不患于贫而和，和则不患于寡而安，安则不相疑忌，而无倾覆之患”（《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或许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
。的确，古往今来，世界上任何来自社会内部的动荡，追根求源，都与贫富差距的扩大有关。这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家们如何安邦治国仍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而如何践行，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
孔子创造的“和”文化思想“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博大精深而又平实可行，为世界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所认同。有人将《论语》看作是东方的《圣经》；法国魁奈则认为，《论语》“满载原理及德行之言，胜过于希腊七圣之言”
；而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甚至将孔子的格言作为必读的内容，他在1900年的日记中写道：“了解了孔子的思想，其他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了。”的确，一部《论语》虽然只有万余言，却让人越读越“仰之弥高”，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种情形，自然与孔子“和”文化思想的巨大魅力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密切相关。
首先，以最高理念“和”为统领的思想架构，是孔子在浓缩千年文化精华的基础上，进行思想创新的伟大成果。据记载，孔子乃“圣人之后”，他“信而好古”，曾“适周，问礼于老子”（《史记·孔子世家》）。对于古代文化，孔子首先是精心地阅读、学习和研究，他“读《易》，韦编三绝”（《汉书·儒林传》），又“修诗、书、礼、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因史记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对前代的文化古籍、典章制度烂熟于胸。这些都为“和”文化思想体系的创造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孔子在大量阅读学习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发现了社会政治文化如何通过传承与创新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正因为如此，他不仅能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汉书·艺文志》），精心选择、整理与诠释前代文化精华，如“古者诗三千余篇”而“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皆弦歌之”，而且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哲人气魄和开阔博大的胸襟，领悟历史文化的精髓，思考社会的和谐安定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如前所述，孔子之前，中国的“和”文化思想早已滥觞。《周易》《尚书》《诗经》《周礼》等文献中都有相关的记述，可知天下之“和”与社会之“和”已经是历代明君的最高政治理想和追求。从墨子、荀子、管子等这些与孔子同时或稍后的思想家的著述来看，“和”也已然成为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社会理念。孔子思想的杰出之处在于，“和”在他这里不仅是一种最高的社会理想和整个学说的内在统领，而且完全可以体现在对“仁”“礼”和“中庸”之道的学习、修炼的把握之中，既可望又可及，并且是人人都可以践行的。正是这一点，成就了其以“和”为统领的学说体系经久不衰的思想魅力。
其次，孔子“和”文化思想最根本的要义是人之“和”，因而出发点是现实社会中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着眼点则是富有思想和情感的人性，构成其学说重要支撑的“仁”“礼”和“中庸之道”也因其深厚的人性底蕴而富有长久的生命力。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孔子的学说中，“仁”的践行可以从对至亲的“孝弟”开始，“礼”的规制则体现着对源远流长的人类习俗的尊重，“礼”至于“中庸之道”，更是以对人的社会心理分析为基础，以对人的种种现实欲望和情感的正确把握为前提。既充分考虑人的社会需求和心理需求，又充分考虑人的现实需要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孔子的“和”文化思想处处透着对人之大爱和“以人为本”的精神。也正由于此，千百年来，各个时代的人们都从孔子学说中发现了自己人性中的闪光部分，同时又自觉自愿地遵从他的思想主张，并用之规范、约束和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引导社会走向和谐与文明。
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现在世界正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
。跨入21世纪之后，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三大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人与自然的矛盾如环境问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在局部地区，社会矛盾的冲突也不断加剧。孔子于二十五个世纪之前创造的“和”文化思想，非但没有因为历史的久远而淡出人们的视野，反而愈加显示出孔子智慧的超前性、普适性和永恒性，继续为当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构建提供着深刻丰富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