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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学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思想精髓，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和文化创造的智慧结晶。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经学对民族精神的铸造形成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经学不仅走过了数千年的辉煌历程，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发展、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馨香远播海外，对促进人类文明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经学在时代变革与世界动荡的大背景中经受了强烈冲击，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和70年代“文革”浩劫，使中国经学在其发祥地一蹶不振，似乎再无复兴之望！
然而，正如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
，物极则必返。中国“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国策，让知识匮乏的青年国人燃起了学习传统文化的强烈欲望。于是，“经学”之元典与中国古代诸多名著一起，迅速成为人们学习阅读和开展研究的热点，文化学术界也逐渐透出经学复兴的气息与生机。人类进入21世纪，众多远见卓识的有志之士，更是深刻认识到包括经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深刻人类意义与巨大当代价值。“经学”与中国古代众多优秀文化成果，被视为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和重要的思想资源。在“文化强国”成为实现民族复兴之梦的重大战略举措之时，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成为国人的普遍共识。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珍贵的资源。建设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让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深入了解中国，成为实现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新世纪新时期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与世界发展一体化的大环境、大趋势，也急切需要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提供思想资源与智力支撑，所有这些都为经学复兴与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中国经学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学术文化表现形式，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动态知识体系和古代文化信息库。应当指出，“经学”概念实际上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经学，可以泛指研究各种经典学说要义及经典文本著作的学问；而狭义经学则往往专指研究、注解和诠释儒家经典文本著作的学问，比如汉代郑玄《三礼注》与《毛诗传笺》、唐代孔颖达《五经注疏》、宋代朱熹《诗集传》之类都是狭义经学代表性著作。本节关于经学的讨论即立足于儒家经典的研究、注解与诠释。
现代学界一般以研究儒家经典的文字传世文本为依据，认为中国经学始于汉代，特别是始于汉武帝“推明孔氏”
[1]
、倡扬儒术之后。其实，从发生学角度讲，中国经学从元典生成之日起即已开始了其波澜壮阔的文化生命之旅。而中国传统经学至少从孔子杏坛讲学即已开始显露端倪。且不说孔子对于经典的整理，仅从《论语》中的文字记载来看，就有很多讨论儒家经典的内容，诸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之类的结论性表达，无一不是建立在深入研究、深刻思考和深切体验的基础上。
就目前传世的经学研究著述看，传统经学着眼于“教化”，“因事以寓教”，旨在化育人文，培养人才，影响社会，教化百姓。经学家们立足于建立、阐释和丰富儒家“内圣外王”“淑世济世”的思想体系，构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个体理论修养和社会实践路径，实现“安邦治国”的理想，所谓“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
。但在经学发展衍化的过程中，经学家们的学术成果一方面体现为烦琐细碎的字词注解和章句诠释，一方面表现出内容解读偏离真实原意而多有牵强附会，以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称其“诂经之说而已”
。当然，“诂经”依据基本史实和文化现象而自成风貌，含纳着浓厚的书卷气和学问味，但“诂经”只是“经学”内容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传统“经学”的主体部分，而绝不是“经学”的全部。我们不能也不可以忽略“诂经”现象内含的巨量文化信息和人才培养与文化传承的重大作用。而“诂经”著述更是不容轻觑的重要历史文化成果，仅《
四库全书
》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收录经学著作三千六百余部、三万二千多卷，其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化史料，蕴藏着丰富深刻的学术思想，这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巨大智力资源和精神财富。而这仅仅是经学著作的一部分。
清代学人纪昀等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中，曾回顾和总结经学发展的历史，并提出“学凡六变”说。《总叙》认为经学起于汉代，而“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
，即经过了六大发展变化阶段，而每个时期都各有创造发明，也各有偏颇弊病。《总叙》指出，经学首变于汉代，经学家们“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笃实谨严”的学风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而其弊端在于拘泥于“师承”，不敢突破师门局限而博采众家之长，即所谓“莫敢同异”，学术视野不开阔，影响了经学研究更好水平的发挥。
此后再变于魏晋王弼、王肃而延宕至北宋前期孙复、刘敞。此即所谓“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颖达）、贾（公彥）、啖（助）、赵（匡）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这一阶段由魏晋而越唐入宋，跨时长而流派多，经学家们各自标旌树帜，而弊端在于“疑古惑经”，竞相发挥己意，各家独自树立，“不相统摄”，造成了博广杂乱的局面。经学三变于北宋中期程颢﹑程颐至南宋中期朱熹。这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理论大提升的非常时期，“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这一阶段实际上是经学大发展、理论大突破的阶段，经学家们以“独研义理”为特色，创新理论，形成宋代“理学”，而其弊端在于部分经学家时有率意攻驳经文或擅自删改元典的现象。
经学四变于宋末明初。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学脉旁分”与“务定一尊”的竞争态势促进了经学的繁荣，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为维护自家门户声誉而庇护和回避其短的不良学术倾向，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而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而吴师道反以为非，都是典型的例子。
经学五变于明代正德、嘉靖以后。其时学人“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这与当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的文化思潮相一致，此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各抒心得”，而由此出现的弊病就是过度的随意性，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游离本意甚远。经学六变于清初。其时经学家们“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考证必疏”与“征实不诬”是第六阶段的突出特征，而弊端在于细碎、烦琐与冗长，如一字音训动辄辨晰标注文字数百言之多。
可以看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的作者是立足经学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形并参酌了历史时代划分的界限，对这六个时期的变化分别进行宏观审视和概括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由汉至清两千多年的经学发展，“汉学”与“宋学”两家成就最为突出，且各有特点，不能轻予轩轾，所谓“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作者认为，“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因此主张“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
。此说甚是。
“学凡六变”总结的经学发展演变轨迹与伴随出现的六大弊端，其科学性和严谨性暂且不论，却从另外一个独特的视角说明中国传统“经学”，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很强的动态知识体系和综合性很强的文化谱系，是一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大学问”。这一文化谱系和知识体系，既跨学科、跨领域，哲学、历史、文学、文字、天文、地理、农、林、工、医，几乎无所不包，专业性要求很高，综合性特点鲜明。同时，中国传统“经学”又是具有很强实践性和深刻社会性的“大学问”，体现着普遍的生活日用引导性和个体行为的指导性，普及化元素很浓。因此，“经学”又是一个最能反映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实际、最能体现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概念，影响大、流传广、地位高，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传统的图书分类采用“经、史、子、集”四分法，而“经”冠诸首。
中国传统“经学”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发展和学术创新的历史过程。从素材凝练到元典生成，再由元典演进为“经”，进而由“经”发展成专门的学问“经学”，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孕育、诞生、传播、检验、认知和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进程。上面所述纪昀等四库馆臣总结概括的“学凡六变”，乃是“经”已成“学”之后的事情，其实在此之前还有经学的“发轫期”与元典的“定型期”。
先说经书元典的“定型期”。“经”之“元典”定型，这是经学形成的根本基础和重要标志。“经学”乃是研究阐发儒家经典而形成的专门学问，所以前人一般认为“经学”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儒家创始人孔子时期。的确，很多文献史料的文字记载，给予这种观点以有力支持。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就有十多处记载孔子整理、研究、撰述与教授“六经”的相关内容。如“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孔子本人也有“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的说法。至于《春秋》之作，则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的文字记述。如此等等。清末著名学者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一书中认为，“经学”肇始于孔子对《书》《诗》《礼》《乐》《易》《春秋》“六经”编订和整理
，这种观点颇具代表性。然而，对于“六经”的整理和编订，更精准的表述应当是“经”之“元典定型”，这是“经学”形成的一个重要表现和基础环节。
再说经学之“发轫期”。如果说经书元典定型是经学形成的主要标志，那么经书元典定型之前的孕育酝酿，都可以看作是经学的“发轫期”。众所周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规则就是“考镜源流”
，既要知“流”，更要知“源”。照此规则可以推知，“经学”实际上包括“经”与“经学”两个层面，而且是两个虽然紧密相连但本质与内涵都根本不同的概念。“经”是“元典”，即上面所言“六经”之著作；而“经学”理应既包括“元典”及产生，又包括对“元典”的研究、注疏以及相关领域的考察。因此，“经学”的范围与内容，实际上包括“经”之元典的产生及其相关内容，换言之，“经学”发轫于“经”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诗》《书》《礼》《乐》《易》《春秋》记载和描述的事件发生时期，而其形成则在孔子时期，其后绵延发展创新数千年，成中华文化发展之大观。
经书元典定型，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调整变化的历史过程。其初次定型于孔子编订的“六经”。其后，伴随时代变迁与王朝更替，“经”之元典的界定、数量与内容也不断变化，由六经而五经、七经、九经、十二经，最后至十三经凝定。
孔子对六经的编订已如上述。而目前见到的传世典籍中，最早使用“六经”一词的是《庄子》，其《外篇·天运》云：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推知三点：一是“六经”概念实际上创自孔子，老子只是复述而已；二是孔子自称“丘治”“六经”，则“六经”确为孔子编定；三是“六经”“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意在于“用”，但当时“一君无所钩用”的局面让孔子十分尴尬而疑惑不解。
至西汉初年，“六经”之《乐》经失传而遂有“五经”之说。汉武帝从维护国家长期统治需要又“推明孔氏”
[2]
，“表章《
六经
》”
，由此把儒家学说推向中华文化的核心与正统，而“经学”也自然地成为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代表。迨至东汉，在“五经”基础上增加《孝经》与《论语》，遂成“七经”。
皮锡瑞认为“经学盛于汉”
，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依据。魏晋时期玄学兴而经学淡。唐代儒、释、道三家并用，而经学进一步深化。唐人先是参考沿用汉代郑玄《三礼注》，将《礼》拆为《仪礼》《周礼》与《礼记》，而将《春秋》拆作《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共成“九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将《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种儒家经书并刻于石，史称“开成十二经”。宋代则将《孟子》升格为经，与“开成石经”合作“十三经”。至此儒家经典“十三经”最后凝定。经书之元典的变化调整及其内含的文化背景，自然也是经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如上所述，中国传统“经学”是一个开放性很强的动态知识体系和综合性很强的文化信息库。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学说是互济互补的三大支柱，而儒家学说是历史最为久远的本土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数千年封建社会中的主流文化。从某种角度说，经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与轴心，是民族智慧的重要载体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特色鲜明，成果丰富 [3] ，世界影响深广。
以“经”名书，旨在突出强调其深厚的思想意义与巨大的文化价值，突出强调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指导性，而这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早已是约定俗成。称“易”“书”“诗”为“易经”“书经”“诗经”，又有“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之说，这正如人们称“圣经”“佛经”一样，充满敬重、神圣和玄秘。那么，人们为什么选定“经”字来表达而不用其他呢？其实，这与中国农耕文化人们基本生活常识的认知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关系。
“经”，其本意与“纬”相对，是古代织布时预先在织布机上纵向安放的织线，是纬线交织时的依附支撑，也是织成布帛的基础。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训为“织也”
，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一步释为“纵线”
。而人们根据“经”在布帛生产中的重要支撑作用，赋予引申义，用来比喻重要书籍、重要典籍，不仅增强了形象性和生动性，丰富了其内涵，而且将人类历史实践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联系起来，耐人寻味。由此可知，“经”者，既是“经线”之“经”、“经纬”之“经”，又是“经典”之“经”、“圣经”之“经”，强调的是书籍本身内容的重要性。而研究“经”书的“经学”，不仅发展为专门的学问，而且对推动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文明发挥着积极作用。
的确，“经学”著作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也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不仅成为儒家学说的核心载体，而且也是中华民族人类胸怀与人文品格的集中体现。经学的形成、发展与影响，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重大贡献。它既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智慧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又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和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经学对维护中华民族数千年相对稳定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五大文明古国唯一持续至今不曾间断者。
可以预见，以中国传统“经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其重要的思想观念，如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公平正义之类以及其蕴含的人类意识、家国情怀、和谐秩序、个体修养等，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继续对人类健康发展和文明推进产生积极影响。这是由经学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自身特点和价值取向所决定的。
中国传统经学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不断创新发展的学术演变史、文化发展史和人文教育史。中国古代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史证明，一方面，大的历史环境和综合条件影响着经学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经学的发展变化又往往成为决定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和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汉代的“推明孔氏”
[4]
、“表章《
六经
》”
，从唐朝“三教互补”的融合到赵宋“程朱理学”的盛行，从明代的“阳明心学”到清代的“乾嘉朴学”，都是典型的案例与标志。
20世纪前期的上海交通大学老校长、著名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曾经指出：“吾国十三经，如日月之丽天、江河之行地，万古不磨，所谓国宝是也。”
又说：“通经者，非徒通其句读也，当论世而知其通，得经之意焉耳。”
在文化成为国家综合实力重要方面的当今时代，深入研究传统经学，继承和弘扬经学创造的文化精神，是建设新文化、创造新理论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
任何一门学问的产生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其发展与成长情形，除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和社会环境之外，主要的则是由其内部机制的生命力来决定。中国传统经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而盛行数千年之久，迄今依然显示着旺盛的文化生命力，主要是因为经学“有根、有用、有效”，在经世致用、人文传承、勇于创新、弘扬正气、树立学风、铸造民族精神等许多方面都有着出色表现。
一是“有根”。“根”即根源，是文化产品获得鲜活生命力的基础。经学元典之产生根源于历史实践，根源于社会生活，根源于宇宙自然。儒家以“入世”著称，以人为本，关注现实，关心社会，关切民生，儒家经典也都具有这样的特色。“十三经”既不同于以形象思维为主要特征的文学作品，又不同于以抽象逻辑为主要表现方式的哲学著作，而是记言、记行、记事、记物的“纪实”文字。其思想内容无不植根于历史史实和现实生活实践，所以庄子认为“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
。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而伏羲画卦，“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中国古代第一部文章总集《尚书》乃“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古之王者事总万机，发号出令，义非一揆：或设教以驭下，或展礼以事上，或宣威以肃震曜，或敷和而散风雨，得之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丝纶之动，不可不慎。所以辞不苟出，君举必书，欲其昭法诫，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渐，基于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云之后。勋、华揖让而典、谟起，汤、武革命而誓、诰兴”
。由此可知，《书》的内容和来源不仅源于生活和实践，而且都是历史史实的真实记录。汉代班固曾考察并分析《论语》成书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於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至于《三礼》《孟子》《春秋》等，其产生渊源与内容背景之“根”更是无须赘言。
二是“有用”。“经世致用”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古代志士仁人追求的人生目标。文化学术，“有用则盛，无用则衰”
。中国传统经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古代主流文化而数千年不衰，关键正在于其巨大的“有用”性。“经学”元典大都旨在“垂型万世”
，经邦治国，立德树人，化育百姓，纯朴民俗，推进文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一·序》称“《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尚书正义》之作“庶对扬于圣范，冀有益於童稚”
，而《诗经》之《关雎》“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至“《尔雅》者，先儒授教之术，后进索隐之方，诚传注之滥觞，为经籍之枢要者也”
[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叙》称“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是亦着眼于“用”。可知儒家经典皆“有用”“大用”之书。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作《春秋》的故事：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由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作《春秋》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让儒家推行的“仁礼”之道“名实相符”；二是要通过“贬损之义”来“以绳当世”。而其效果则是“《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显然是达到了设想的初衷。关于经学的“有用”性，宋代张载概括的最精彩、最精辟，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冯友兰先生称此为“横渠四句”
。当然，“用”又有形式之别、大小之异、层次之分。
三是“有效”。“有效”主要是指经学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发挥的重要作用。经学的“有效”可以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生活方面得到验证。经学有三个突出鲜明的特点值得注意：一是经学“主干”元典一直都是作为全国通用教材而存在，不论是在“以吏为师”时期还是在“私学”兴起之后，都是如此，不仅以多种材质载体制作教材课本，而且刻成“石经”颁于学府；不仅讲授传习，而且密切关联仕途科举。二是经学一直是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在不断地深化、细化，不断地拓展、创新，不断地系统化和理论化，不仅成就了历代一批一批的经学大师、文化名家，而且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著述成果。三是由于经学内容源于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经学的发展也始终呈现出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特点，指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升了全民族的文明素质。这三大特点反映在中国古代不同的历史时期重点虽有差异，而在学术发展、文化传承、社会风气、制度文明等方面，在人的观念意识、风操节守、思想品格、综合素质等方面，则都显示出巨大影响力。特别是经学在人才培养、文化建设和创新理论方面表现出持久强大的生命力，在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方面表现出非同寻常、无可替代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充分展现出经学内蕴的巨大能量和“有效”性。
中国传统经学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富民族特色的文化传承模式。“经学”的发展兴盛，体现着中华民族对前代历史和民族文化的高度尊重、高度珍视和自觉传承，体现着中华民族尊重历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历代经学家们一方面表现出不畏艰难、刻苦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气魄胆识，一方面表现出“斯文自任”的历史使命意识、责任担当精神和文化自觉、文明自信的创新能力。所有这些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当代启示。
在20世纪人类遭受战争磨难和遭遇各种文化思潮碰撞之时，中国经学发展虽然在大陆遭遇重大挫折，但是依然以各种形态和方式在全世界顽强倔强地发展，不仅中国的大陆、台湾、香港涌现出一批卓有影响的经学家，而且在海外、境外的世界各地涌现出很多中国经学的专家学者和学术成果。特别是地下考古重大材料的新发现，如银雀山汉墓竹简（1972）、马王堆汉墓简帛（1972—1974）、郭店楚简（199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2008）之类，也为经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支撑。至于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6] 的建议，则是中国经学影响的又一典型例证。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呈现令人欣喜的新态势。一方面是国家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政策支持力度越来越大，一方面是研究队伍迅速成长，研究方法和成果形式丰富多彩，世界影响越来越深广。比如，山东大学与中华书局共同策划组织的《〈十三经注疏〉汇校》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其第一项成果《尚书注疏汇校》完成后，也获得专家好评；由国学网、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易学文化研究院共同组织的《中华易学全书》
编纂工程，将点校整理《四库全书》所收易学典籍183种、1839卷、3500余万字，分为64册，另有2000余幅易学图，学界高度期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近20年来还资助支持了一大批经学研究的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相关课题，如《易经研究》《诗经研究》《尚书研究》等等。此外也有一批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入选国家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如《周易经传研究》《两汉〈尚书〉学研究》等等。
目前经学研究呈现着令人欣喜的新态势。比如，经学研究文献资料搜集的全球化、最新考古材料使用的科学化、研究方法的现代化、高新科技手段的信息化，等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经学研究的水平、质量和效率。尤其是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思想资源研究发掘的引导支持，使“国学热”持续升温，成规模的大型古籍整理与研究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世界学习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需求和期待也越来越强烈。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经学研究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经学的概念、内涵与范围已经不断被突破，诸如《道德经》已经成为全世界外译版本最多的中国典籍，《孙子兵法》之类的“武经”、《黄帝内经》之类的“医经”也都成为人们倾注更大热情的热点，这说明21世纪的“新经学”正在悄悄酝酿中。
人类的发展与民族的振兴需要学界做出更大的成绩、更多的贡献。我们理应自觉地以前贤圣哲为榜样，自觉继承和大力弘扬中国传统经学的治学精神、创新勇气和历史担当，为建设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推进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交融与创新，贡献力量和智慧，特别是要有创建当代“新经学”的勇气和胆量。中国传统经学虽然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创造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辉煌，但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时代的进步和高新科学技术的发明，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手段的极大便利，同时也为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树立人类意识、强化国家观念，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发扬光大前人创建汉学、宋学、朴学的精神，创造属于当今时代的经学研究新话语、新理论、新体系，已经成为学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指出“经”蕴含着人类社会与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永久性规律，是开发人类智慧、提高民族素质和推进社会文明不可磨灭的文化信仰与永久性教材。中国传统经学从“经”的孕育到“经学”形成，历经数千年传承演进，“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尊道贵德”的三大理念，始终是贯穿经学发展的核心、重心与轴心，体现出深刻厚重的人文精神，彰显着恢宏强大的文化生命力、思想影响力与民族凝聚力，成为引领人类和平发展的思想库。镌刻于联合国大厦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与世界和平正义群体的“座右铭”。
创造人类21世纪的“新经学”，既要创新性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汲取前贤创造的优秀成果，更要结合时代发展需要，突破“经学”即“儒学”的历史局限；既要保持以人文精神为根本的民族特色，更要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意识，立足于从传统文化中深入发掘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思想资源，在完善和重构经学框架、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和传播体系诸方面下功夫。“新经学”应彰显“大文化”气魄，开辟新境界。传统经学知识认知的综合性、整体性极强，没有学科区分，只有“道”“器”之别，“文史哲艺”不分家，“理工农医”为一体，不仅呈现着“人”为灵魂、“天地人”交融的“大文化”景象，而且呈现着人性化、生活化和社会化鲜明的实践性。欧阳修称赞王弼经解“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终，而不失其正”
；苏轼认为“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
；朱熹提出“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
；无不立足于“致广大而尽精微”
的人文“大文化”。“新经学”更应避免“书斋化”，融入现实实践中。将新成果用听得懂、记得住、生活化、易实践的方式与生动活泼的形式，向世界广泛传播。既重塑古老文明中华民族新形象，又寻求世界人民知识认知、观念认知与价值认知的共同点，引导人类的和平发展、文明发展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