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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创造发明了文字之后，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文学开始有了口头与文本的分别，而后者则是我们文学研究的主要依据。考察中国古代现存的传世文本可以发现，先秦以前的文学样式依然只有两类：非诗即文。诗依旧保持着它的原生属性——音乐性，可以配乐歌唱，所谓“弦歌之”；而诗以外的所有文章，不管是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还是政论演说、钟鼎铭文，不管是应用性的文章还是记载性的文章，它们都表现出讲述性的特点而统统属于“先秦散文”的行列。而赋与骈文就是胎息于先秦散文而后逐渐发展为独立的文体，兹分述如下。
先谈骈文。“骈文”乃“骈语文”“骈体文”的省称，其与“散语文”“散体文”的省称“散文”是对等的概念。“骈文”之称，概括了这种文体在语言形态上最直观、最鲜明、最基本的特征——句式上的两两相对，即偶对现象，可谓名实相符。
骈文是中国汉语言文学所特有的文体，它萌芽于先秦，发展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繁盛阶段，隋唐以后直到清末，虽有峦谷之变化，而奇峰秀壑，绵延不绝，呈现出一条明晰的发生、发展和衍变线索，且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庞大体系。以故，向有学人把骈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予以研究，这自然不失为一种较好的研究途径。然而，对骈文本身进行独立的研究，并不意味着骈文不能纳入古代散文研究的范围。
以往学界对能否将骈文纳入古代散文研究的范围有不同意见，笔者以为主要由如下原因所致。一是概念内涵、外延模糊不清，如将广义“散文”与“散语文”之“散文”等同，不予区分层次，而后者与骈文本来就是平等对应的概念，将骈语文隶属于散语文自然是不能成立的。二是骈文本身有有韵之骈文和无韵之骈文两种，旧的文学类分法将所有作品都划为韵文与散文两阵营，其不科学性十分明显，韵文只能与“非韵文”对应，而“散文”并不等于“非韵文”，散文中亦有韵文，韵文中亦可有散文，如此则韵文与散文实际上不存在可比性的共同点，而只有交叉性的重复点。
由于骈文有用韵与无韵两种情形，则使两分法处于两难境地，归入韵文则无韵骈文名实不符，归入散文则有韵之骈文难以处理。两分法与骈文间的矛盾性，导致了学人们的不同观点，甚至出现了迫不得已只好“令骈文独立”的主张。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的一番言论堪为典型：
骈文云者，句子对偶之谓。然则四六文者（“四六文”乃“骈文”之别称，此处为行文变化，故用之），乃文学两性两属之中间性，比之散文，则多韵文之价值，比之韵文，则又有散文之形式。故于韵文、散文之外，令骈文独立……亦出于不得已耳。
中国学界在实际操作中对于骈文的处理，基本上也是走的这条路子，不少文学史著述和有关论述古代散文发展情形的文章，总爱将骈文置于章末而单立一节，这或许是为了论述的方便，然而给人的印象却依然是“出于不得已耳”。相比之下，陈柱的《中国散文史》对于骈文地位的认定和处理，令人钦佩！
其实，骈文无论有韵与否，就性质说，均属讲述性语言，而不是歌唱性语言，故均属“文”的范畴，其无韵者自是广义散文之一种，而有韵者如箴铭、颂赞、哀祭之类，亦无音乐属性，不供配乐歌唱，依然是广义散文之一种。由是，骈文理所当然地可以纳入古代散文研究的范围。
清人刘开认为“文辞一术，体虽百变，道本同源。经纬错以成文，玄黄合而为采。故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骈散之分，非理有参差，实言殊浓淡，或为绘绣之饰，或为布帛之温，究其要归，终无异致”
，“是则文有骈、散，如树之有枝干，草之有花萼，初无彼此之别。所可言者，一以理为宗，一以词为主耳。夫理未尝不藉乎辞，辞亦未尝外乎理，而偏胜之弊遂至两歧”，所见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