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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也是最具挑战的风险管理问题。气候变化的风险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全球低碳转型受挫、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增长的风险；二是气候变化引起的直接影响超过“无法忍受”的阈值的风险；三是气候变化风险与其他风险相互作用，使得灾害叠加、放大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由于气候变化的广泛影响和人类社会在影响面前的脆弱性，气候变化正进一步对国家安全和繁荣带来严重威胁。近年来，气候变化已经与国家安全问题紧密联系，因而从战略角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避免不可控的安全问题变得愈加重要。
尽管全球能源系统正在转型，但其转型速度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2摄氏度温升目标。2018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580（±5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从2010年到2018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年平均增长约1.4%，相比2000～2010年的年均增长率2.5%，排放趋势明显趋缓。但全球低碳转型的速度仍然缓慢。按当前转型趋势的全球排放将缓慢上升至2030年，然后保持在比当前水平高30亿吨。这将导致2100年的中值温升约为2.7摄氏度，但有10%的可能超过3.5摄氏度。而如果全球低碳转型进一步迟滞，2100年的全球温升很可能超过4摄氏度，并有50%的概率超过5摄氏度。
随着全球平均地表温度的增长，气候变化极端天气的频率和强度也将快速增长，强降水发生频次将明显增长，高温热浪天数随温度呈现出非线性增长关系；在1.5摄氏度增温情景下，全球50%的陆地区域持续高温日数较1986～2005年将增长30天左右，而在2摄氏度情景下，将增长50天左右，持续高温日数在热带地区增长最为明显。气候变化改变全球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干旱半干旱缺水区的风险最大，而强降水区域河流洪水风险加剧。气候变暖可能会给一些高纬度地区农业带来增产，而对于热带地区，如西非、东南亚，以及美国的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农作物将面临减产风险。海平面上升将严重加剧沿海地区的洪涝灾害风险，极值水位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增长，三角洲等沿海低地和岛屿地区淹没风险较高。气候变化将改变生态系统的格局，增加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气候变化风险不仅来自于气候变化本身，同时也来自于人类社会发展和治理过程。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可能出现对中国国计民生、对外合作、区域战略等重大发展议题造成重大影响的气候安全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冰川融雪引发的西部地区的水安全风险；（2）沿海城市海平面上升及暴雨洪涝引发的城市安全风险；（3）西部地区的气候贫困及移民风险；（4）气候变化引发的人类健康风险，如高温热浪、雾霾等导致的疾病及超额死亡风险等。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的水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城市安全等问题可能在气候变化影响下进一步复杂化或交织出现，需要密切予以关注，加强前瞻性的防范，避免出现极端或突发气候变化灾害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但到目前为止，对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缺少量化研究，很少有研究提供影响及完整的概率分布。
在高排放路径下，未来中国面临的气候变化极端事件频率和强度均将增长，部分区域的气候灾害风险将显著增长。在不同温升情景下，未来中国极端暖事件明显增多，极端冷事件减少，中国东部地区最大持续降水天数显著增长，南方地区持续干期呈增长趋势，极端事件的频繁发生将显著影响能源、交通及旅游等行业。部分流域极端气候、水文事件频率和强度可能增长，加剧中国西北和华北地区的水资源风险。受气候变暖影响，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生育期缩短和关键生育阶段前移，极端气候灾害（如干旱、洪涝和极端热害等）对农业主产区作物产量和品质造成严重影响。中国的洪涝灾害将变得更加频繁，城市暴雨洪涝风险增大，未来中国洪涝灾害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华南及华东的大部分地区、华北的京津冀地区等。在海平面上升的背景下，台风、风暴潮、极端降水和径流叠加影响下的滨海城市洪涝风险显著增长，东南沿海地区风险较强。未来气候变化将使中国东部地区自然生态系统的脆弱程度呈上升趋势，西部地区呈下降趋势，自然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总体格局没有显著变化，仍呈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特点。
气候变化对相互关联的系统带来额外的风险，例如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支撑经济繁荣、治理和生态质量的提高，呈现相互关联的特点，存在物理关联、网络关联、地理关联、逻辑关联等多种关联类型，面临气候变化风险时容易发生级联风险。气候变化风险增加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威胁基础设施寿命，影响基础设施的运营维护。城市是最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地区。由于人口和财富高度集聚，城市复杂性和各种潜在风险日益凸显，缺乏科学规划的发展进程会加剧城市应对风险的脆弱性。预计中国在2050年左右将完成城镇化，未来20年城镇人口将增长2亿多人。中国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地区受到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影响，灾害风险类型各有差异。未来在气候变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共同驱动下，中国城市地区所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可能会更为严峻。
碳社会成本是对特定年份的边际碳排放所造成损失的货币化评价，是当前气候政策效益分析的关键方法与工具，可为政府相关碳排放标准的制定提供定量依据。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IAM）是测算碳社会成本的重要工具，但目前碳社会成本评估的理论与方法论仍有待发展，现有的模型在模型结构、参数选择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模拟测算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目前主流综合评估模型对碳社会成本估计的中值在30～40美元/吨二氧化碳。碳社会成本的评估结果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敏感性气候参数、贴现率等关键模型参数方面，此外模型对未来社会经济排放路径的预测也会显著影响碳社会成本的测算。近年来基于实际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从计量统计上分析气候变化对农业、能源消费、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影响。这些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微观实证实例。目前综合评估模型所测算的碳社会成本可能只是目前可以定量估算的冰山一角，气候变化的损失可能被严重低估。
日益频繁和严重的气候变化威胁着人类系统的稳定性，并可能以“风险级联”的方式通过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系统传播。间接系统性风险的跨界特征意味着单方面的响应是不够的，国家适应战略可能无法充分应对境外风险，且在有些情况下，如果以孤立或以邻为壑的方式寻求单方响应以降低风险的暴露度和脆弱性反而会增长系统性风险。农业、水资源、生态系统、能源、交通、国土、海洋、人居环境和健康等领域更易遭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灾害的影响，需要协同考虑防灾减灾、节能减排、生态保护、扶贫开发等可持续发展的多重目标。在城镇化、农业发展和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应加强区域间协同，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提升恢复力是国际风险管理的共识。设计和实施恢复力战略应当软适应和硬适应措施并重。具体途径包括：加强天气气候灾害的预测、预警及监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风险治理机制创新等。
气候变化既可诱发直接风险，也可诱发间接风险，对生态、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方面构成严重威胁，应当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置于国家安全体系框架下统筹考虑。气候变化风险是“风险社会”中最典型的现代风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增长及结构变化，城镇化水平提高，与未来高温、洪涝和干旱灾害增多增强相叠加，中国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将进一步加大。气候变化风险管理有助于降低风险、保障气候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是风险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候变化问题与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和贸易等问题密切关联，气候安全问题包含着各国的发展权之争、公平的维护、话语权的争夺以及未来发展模式的竞争。中国应积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协作，对气候变化引发的国际性问题保持高度关注，克服系统性风险管理中固有的协调性及跨国性特殊挑战，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采取更多新的治理措施。由于许多系统性风险都会引起国家和国际安全方面的关注，因此应将这些关注及当前的安全部门组织纳入未来的治理范畴。中国应立即着手充分了解由气候问题引发的不同系统性风险的性质（如针对金融市场、全球粮食系统、公共卫生、重要的基础设施系统等），开发风险管理框架并引领全球气候变化风险治理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