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报》中的“汉侠女儿”
——秋瑾的国族论述与女性意识

《中国女报》是由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创办。发刊之前，秋瑾曾于1906年7月31日至8月9日在上海的《中外日报》连续登载广告，拟筹集股金万元，可惜应者寥寥。在“经费很为难” 的情况下，《中国女报》仍勉力出版了两期。第三期文稿1907年6月中旬前也已编就 ，但因秋瑾随后的筹划起义与迅速就义，而未能付印。

检索两期杂志，秋瑾以本名或“鉴湖女侠”之号刊载的论说文字并不多，第一期里只有“社说”栏的《发刊辞》与“演坛”栏的《敬告姊妹们》，第二期更仅见卷首的《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一篇广告，余外便是译稿《看护学教程》与诗歌作品了。而第二期分列“论说”与“演坛”的《女子教育》与《恭喜恭喜》，虽然署名不同，却均出自后来担任《（续办）女子世界》主编的陈志群（本名以益）之手 。于是，另外一位作者“黄公”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此人在《中国女报》的重要性显然不亚于秋瑾，两期理应由报社中人执笔的“社说”文字，竟然都由“黄公”具名。而第二期中“钝夫”即陈以益的文章特意放置在“论说”而非“社说”栏，也显示出“黄公”乃是自家人。因而，尽管目前没有更确凿的线索，笔者仍希望能对其人稍做推测。

秋瑾遗稿中有一部《精卫石》弹词，今存完整的前五回及第六回前半篇残稿。学界一般认为，第一册1—3回写于1905年秋瑾留学东京时，第二册4—5回为归国后1906年续写，第6回残稿则大致草于1907年 。按照其弟秋宗章的说法，“姊所撰《精卫石》弹词手稿四本，初意在《中国女报》逐期刊布” 。尽管因为第三期的夭折，我们不知此说是否可靠，但起码可以引起关联的是，弹词主角黄鞠瑞的故事，确为秋瑾自身心事、行迹的影写。而依据第6回所述，黄女赴日留学后，改名“黄汉雄”，而非秋瑾原拟回目中设定的“黄竞雄”——后者显然与秋瑾已经流传于世的“竞雄”名号相同。此回弹词也在大肆铺写“真革命党”光复会在各地的分支系统 ，亦与秋瑾其时正在组织的武装起义情实吻合。因此，经由“黄汉雄”的性别变异，笔者也怀疑“黄公”实为秋瑾的化名。如此也可以解释，秋瑾以本名或人所熟知的“鉴湖女侠”名号在《中国女报》发表的诗文，为何全然不见种族革命色彩，只因这类言说已由“黄公”包揽。更何况，从秋瑾致陈志群信中可知，《中国女报》编务完全由秋瑾一人承担，所谓“前瑾至沪，略为料理报事，嘱樊君付印，近可出版。瑾因绍中校事（引者按：指大通学校），友人倩代襄理，故在绍日多。樊君于报中文字茫无头绪，不能代理，故不能不二处兼顾” ，因此，报馆中也确无其他人可分担秋瑾的主笔职责。

明白了《中国女报》作者笔名中的奥妙，便可将报中的启蒙文字分为两个层次，即面向女性大众的发言与针对女性知识者的立论。前者以秋瑾代表，后者由“黄公”主持。

在最低的层次上，秋瑾见于《中国女报》的言说只揭出“我中国之黑暗何如，我中国前途之危险何如”，虽然也用了不少形容词语描画黑暗与危险，如“黑暗界凄惨之状态，盖有万千不可思议之危险”，但此“中国之黑暗”与“前途之危险”究竟何所指，却并未落实。因此，爱国多半成为秋瑾的自我表白，并不作为对女性的普遍期待。这一低姿态的启蒙预设更进而引导以秋瑾之名发表的论说，其重心均放在“我中国女界之黑暗更何如，我女界前途之危险更何如” 的阐发上，从而凸显了对女性自身解放的高度关注。

由此看来，《发刊辞》与《敬告姊妹们》二文更像是彼此关联的上、下篇，前者提出对中国女界黑暗与危险的设问，后者做出回答，展现了中国女性生存的现实情境：

……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札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

其中对于缠足、装扮的否定，早有先进者发明在前，算不上秋瑾的特识。秋瑾言说的长处因而只在用类似戏曲唱词的表述，突出呈现了女性身体被男性拘缚的状况：“这些花儿朵儿，好比玉的锁、金的鉫［枷］，那些绸缎好比锦的绳、绣的带，将你束缚得紧紧的。那些奴仆，直是牢头、禁子看守着。那丈夫不必说，就是问官、狱吏了，凡百命令皆要听他一人喜怒了。”显然，在秋瑾看来，身体的拘禁实为女性失去自由最重要的表征与根源。以此，那些“安富尊荣”“自己以为我的命好”的“太太奶奶们”，落在秋瑾眼中，照样是“没有一毫自主的权柄”的可怜女同胞 。故而，恢复女性身体与行动的自由，便成为秋瑾整个论述的基点。而其设定的抗争对象，也首先指向家庭中的男性。

正是在西方文明、自由理念的观照下，上述男性对于女性身体的桎梏，被秋瑾恰当地概括为女性成为男性的“囚徒”与“奴隶”：“总是男的占了主人的位子，女的处了奴隶的地位。”而且，女性“为着要倚靠别人，自己没有一毫独立的性质。这个幽闭闺中的囚犯，也就自己都不觉得苦了”。既然“这奴隶的名儿，是全球万国没有一个人肯受的，为什么我姊妹却受得恬不为辱呢？”秋瑾指出，其原因纯粹在于女性无法自谋生计，只好依赖丈夫。于是，为女子设想“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秋瑾也指明向上一途：“如今女学堂也多了，女工艺也兴了，但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开工厂，何尝不可自己养活自己吗？”而女性拥有自立的能力固然有益家庭，所谓“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可使家业兴隆”；不过，秋瑾更看重的实在第二义项，即“可使男子敬重，洗了无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女性所获得的这种“自由自在的幸福”，也不只是在家庭中得到男子的尊重，以及“夫妻携手同游，姊妹联袂而语”之乐，还包括了走出家门后，在社会上与男子平等、自由地交往，这就是秋瑾所描述的“在外有朋友的教益”。并且，不止此也，经济自立的更上一级，才是秋瑾理想中女性可达致的最高境界：“如再志趣高的，思想好的，或受高等的名誉，或为伟大的功业，中外称扬，通国敬慕。”虽然关于“名誉”与“功业”所指仍然语焉不详，但由秋瑾所描绘的无论哪个层级的女性解放前景，都昭示出一个“美丽文明的世界” ，却已毫无疑问。

这种对于女性自由的热切呼唤，在第二期“唱歌”栏刊载的鉴湖女侠秋瑾所作《勉女权》歌中获得了集中呈现：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 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全篇实际是以歌曲的形式，对前述二文核心观点所做的总结与提升。如《敬告姊妹们》的反问：“难道我诸姊妹，真个安于牛马奴隶的生涯，不思自拔么？” 在此也得到了正面的肯定。最明显的是，“自由”与“奴隶”的赫然对立贯穿前后，根除奴性方能获得自由与独立，在歌词中已有了最精练的表述。引人注目的尤在意义的提升与发挥。《发刊辞》与《敬告姊妹们》文中并未出现的“女权”或“男女平权”词语不但进入标题，也成为整首歌词的焦点。“自由”的真义就是“女权”或曰“男女平权”的实现，而这种权力本应是与生俱来（“天赋就”）的，那么，女性的牛马、奴隶境遇即意味着应有权力的丧失，收复女权的正当性由此产生。

只是，这样的释读仅停留在对女性自身权益的关注，仍属前述低层次的要求。而秋瑾对女同胞原本还有更高的期待，所言“伟大的功业”，在《勉女权》中已被具体化为“恢复江山”。与之相关的“中国之黑暗”与“前途之危险”，自然亦指向国家的沦亡。女性因此不只是作为家庭中的母亲、妻子、女儿存在，同时也具有了国民的身份标识，而与国家发生关联。救国于是被秋瑾视为女子理应承担的责任，实践这一理想的女性，方能获得“国民女杰”的荣名。其间，“女权”和“国民女杰”的关系，固然可以从女性应拥有参政权一面设想，但责任与权利在现实中往往并不等同，以救国为己任的中国女杰，获得选举权与参政权的道路仍然漫长。而假如我们另辟蹊径，不拘于秋瑾的言说，而引进“黄公”的论述，“女权”在《中国女报》中的特殊意指即可获解，秋瑾提倡女权的深心亦可得到发覆。

据此，《中国女报》第一期“社说”栏刊载的“黄公”《大魂篇》便显得意义非凡。此文大张旗鼓地宣扬种族革命，诸如“中原铁血，大地腥膻，禹氏九州，已无复一寸干净土，为吾黄帝子孙立足地”这类其时反清志士常用的表达，在此文中也一泻无余。而“种族之思想”更被作者认定为区分人类与禽兽的界标，得到高度肯定。因此，“大好河山”被蹂躏，在黄文中首先指向满族对汉族的奴役。其次，窃取了汉族国家的满人，又任由异国侵占中国的领土，则为“神州陆沉”的第二义。所谓“甲国范围线，乙国势力圈；鲸吞者封豕长蛇，蚕食者朝削暮翦” ，便是此一情境的激愤写照。种族革命因此需要在民族与国家两个层面展开，反抗清廷统治与抵抗列强入侵于是联为一手。《勉女权》中尚嫌笼统的“恢复江山”，至此也有了明晰的答案。

而在这一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民族国家论述框架中，“女权”也被委以重任。其说大而言之有谓：

国民者，国家之要素也。国魂者，国民之生源也。国丧其魂，则民气不生。民之不生，国将焉存？故今日志士，竞言招国魂，然曷一研究国魂之由来乎？以今日已死之民心，有可以拨死灰于复燃者，是曰国魂。有可以生国魂、为国魂之由来者，是曰大魂。大魂为何？厥惟女权！

“女权”被作者尊称为“大魂”，端在其能够诞育、铸造“国魂”，使得国民有生气，国家得复兴。而追溯女权之所以具此伟力，作者给出的回答其实不脱当时先进者已经阐发的精义：“女界者，国民之先导也。国民资格之养成者，家庭教育之结果也。我中国之所以养成今日麻木不仁之民族者，实四千年来沉沉黑狱之女界之结果也。” 比较1903年林宗素之言：“女子者，诞育国民之母。……故今亡国不必怨异种，而惟责我四万万黄帝之子孙；黄帝子孙不足恃，吾责夫不能诞育国民之女子。” 也就是说，由性别构造所带来的生育能力以及作为家庭教育最早的实施者，都使女性具备了养育国民身体与精神的母体本原的特质。汉族的疲弱与国家的沦亡既源于女界的沉沦黑狱，则汉族的崛起与国家的强盛，势必也要归本于女界。是即黄文道破的：“欲收他日之良果，必种今日之好因。唤起国魂，请自女界始。”

然而，负有“生国魂、为国魂”重大使命的女界，现实的情况远不能令人满意，其本身即为病体，需要全面医治。而“黄公”开出的药方，包括了德育、体育、智育三方面。德育以破除“三从四德，数千年来之古训”为急务，体育以戒除缠脚、“人人尽复其天足”为前提，智育以根除“女子无才便是德”为起点。凡此，“曰三从四德也，培养奴隶之教育也；曰缠足也，摧残奴隶之酷刑也；曰女子无才便是德也，防范奴隶之苛律也”，其要义均在以女子为奴隶。而要革除奴性，将女性从“四千年来沉沉黑狱”中解救出来，首先就要改变女性无权的处境。结论是：

故振兴女界，万绪千端，挈领提纲，自争女权始。

如能“争已失之女权于四千年”，即能“造已死之国魂于万万世” 。女权因而成为再造国魂的“大魂”。

而女权如何收复，在晚清也是检验女性意识是否完足的一方试金石。其时已有诸多热心“女界革命”的男子发表了各种论说，但女界先进者仍坚定地发出了维护女性自主权的声音。如林宗素即不以金一《女界钟》“为我女子辩护”“代谋兴复权利”为可凭恃，因为，“权也者乃夺得也，非让与也”。即使“彼辈男子慨然尽举畴昔所占据之权利，一一让与而还付之于我女人”，也不能“保护享受于永久” 。“黄公”正是延续了这一思路，力言：“（女权）争之若何，亦自为之而已矣。幸福固非他人所能赐予者。” 并且，不仅于此，黄文对女性其实还另有崇高的期待。

在这一更高的层级上，“黄公”要求于晚清女性知识者的“名誉”与“功业”已远远超越家庭一隅，而立身于民族国家的高度。故谓，“贤内助之资格，于彼男子诚利矣，与吾女界何？与吾祖国何？”其所寄望于同胞姊妹的上乘境界，实为“宏其愿，达其识，肩任立功，以与天下男子争着鞭”。因此，女性的任务不只是夺回女权，而且，“还以助男子，共争主权于异族”，亦被规定为“我女子之天职”。《大魂篇》也在激昂的种族革命与女权革命合一的话语中结束：

尽我天职，以效祖国，凡我女子志愿所及，即我女子权力所及，当仁不让，夫何吝于先着鞭？噫嘻！兴矣。近以挽狂澜于既倒，远以造国魂于将来。伟哉女权！伟哉大魂！魂兮归来，吾将见之，吾愿买丝以绣之，酬金以铸之。

而能够担负此重任的女性，自然是“国民女杰”；若兼顾从异族手中夺回主权的使命而言，其命名则以秋瑾在《精卫石》上的署名“汉侠女儿”最为贴切。

因应晚清女界的现实状况，《中国女报》将读者群区分为大众与精英两类，分别以秋瑾与“黄公”两种论述层次进行启蒙。从最低的启发女性挣脱奴隶地位，经由国民意识的加入，最终提升到赋予女子从清廷与列强手中拯救中国的至高责任，女子的性别身份也相应地从贤母良妻、国民女杰直指汉侠女儿。而无论隐显，作为全部论述的核心理念，实为“女权”。

2013年6月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为《晚清女报中的国族论述与女性意识——1907年的多元呈现》第一节） E37Ye7uK8eE9GsQeNMg11J2He1lyFXbEYGdj7UxZwYENoa5WlM9lhRrbMani4pa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