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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是一个国家发展和崛起过程中大学不断追求的目标。我国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催生了建设“好大学”的强烈愿望，大学自身也蕴藏着成为“好大学”的原始冲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清楚“好大学”到底是什么，“好大学”不能是什么，“好大学”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么发展的，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当前，一说起什么是“好大学”总会围绕着大学排行榜、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等各式各样的数据指标，“好排名”和“好指标”俨然直接等同于“好大学”。人们显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排名和指标反映的是“好大学”的结果，并没有也无法反映出“好大学”的形象特质和成长过程。事实上，大学排名和指标确实也无法做到这一点。然而，对要办“好大学”的管理者来说，把握其成长过程显然比看重结果更为重要。如果忽略了“好大学”的形象特质和生成路径，也许我们会走许多弯路。同时，作为曾经担任过大学的管理者且以研究高等教育“谋生”的学者看来，距离“好大学”的远近，关键取决于距离大学发展规律的远近。当一所大学距离教育规律近了，离“好”也就不远了。那么，中国在建设“好大学”的过程中，有哪些有意思的现象，呈现了怎样的气象，甚至存在怎样的乱象，以及到底应该依靠怎样的对象，这些事儿值得一聊。
大学往往寓意着广博的知识、独特的文化、包容的气度、丰盈的灵魂，等等。可以说大学是一切美好事物的集合与标识，遑论“好大学”了。在我看来，“好大学”本身就有种得天独厚的韵味在其中，一是“好”得恰到好处，让人心神向往之而不弃不厌；一是“好”得气象万千，纵有万般言语，仍道不尽其中深义。这也许就是“好大学”的精妙所在。用更通俗的话来讲，“好大学”是一种熟悉的陌生，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象。的确，由于长期浸润在大学中，我们更易感知何为“好大学”与“好大学”为何，而“好大学”与生俱来的气象则在于两点，即看得远和立得稳。
一所“好大学”的背后，一定有一批有远见的办学者，才会有那些能够体现远见的大学建筑、大师、专业和学科，并由此奠定“好大学”的坚实根基。首先，大学建筑方见“远见”之高明。2010年，我曾收到过一条短信，大意是说剑桥大学在维修几百年前的一幢老房子时，发现橡木的房梁已经严重损坏，不能再用。如今到哪再去找如此粗大的橡木房梁，这可难坏了维修人员。过了几天有人发现，在学校附近有一片橡树林，完全可以用来维修老房子。经过了解得知，原来此片橡树林是该房子的设计师在当年建房子的时候，就想到了日后的维修问题，特意种下这片橡树林。三百年后，橡树林果然派上用场。无独有偶，2021年5月访问山东大学医学院，在参观齐鲁大学旧址途中路过一水塔，山东大学的徐光老师讲了同样一件事：2001年11月，水塔失火致使内部木结构楼梯、支撑体全部烧毁，只残存外围砖结构。学校正一筹莫展时，收到了德国的一封信（当时德国人并不知道水塔失火一事），告诉校方，水塔已有一百年，内部的木头可能需要维修或更换，当年我们公司在建这个水塔时，在校园的某角落种了一些树，就是为水塔特意备用的。校方喜出望外，可转念一想，这些树竟早已被砍，悔之晚矣。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巧合，当年的剑桥大学和齐鲁大学建设者是多有远见，从一开始就想到了学校的百年大计，甚至是千年基业。由此，我想到厦门大学的一个故事。在1950年代初，厦门大学要建一个大会堂，当时在校生人数仅千人左右，设计人员按照略高于在校生数的标准，设计了一个千余人座位的会堂。陈嘉庚先生看了说太小，要重新设计。设计人员拿出了第二方案，座位数两千人左右。嘉庚先生看了还是不满意，要求再重新设计。设计人员不知该怎么办，就随意地设计了一个四千五百多座位的会堂，拿给嘉庚先生看。这时嘉庚先生看了说，这还差不多，就照此建设吧。当时许多人都不理解，认为陈嘉庚先生是不是老糊涂了，设计如此大的会堂太超前，乃至浪费了。可嘉庚先生依旧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厦门大学迟早会成为一所万人大学。今天回过头来看，嘉庚先生真是有远见。
真正能够体现一所大学办学者远见的，并不仅仅停留在大学的建筑上，更主要体现在事关一所大学发展的教师、学科与专业等重大问题上，这方显远见之深意。再拿厦门大学来说，在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厦大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一次是50年代初，由于厦门是前线，大多数优势学科调到内地大学；一次是50年代中期，为支持新建的福州大学和充实福建师大某些学科的实力，有的学科调往福州。在这两次调整中，校长王亚南面对国家的院系调整战略，服从大局。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他尽可能地给某些学科留下一两颗种子。例如我现在任职的教育研究院，在教育系调走之后，王亚南校长留下了潘懋元老师等三人，专门成立了教育学研究室。再如，当政治经济学占主导地位的时候，王亚南校长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深知应用经济学的重要，但又无法改变当时政治经济学的强势。于是，他有意培养几个青年教师在财政、会计、统计等应用经济学领域潜心发展。王亚南校长把这些人储备了二十余年。到改革开放之后，王亚南校长保留下来的这些种子开始发芽，很快成为厦门大学的学科带头人，这些学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厦大的优势学科。王亚南校长的这些做法显示出办学者的非凡远见，使厦门大学至今受益匪浅。
办学者的远见，实际上就是在相同的时空背景下，能够作出在未来若干年后体现其英明之处的决策。在每一所大学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着若干的重大发展机遇，但有的大学把握住了，成了“好大学”，有的则失去了机遇，与“好大学”擦肩而过。在现实生活中，不知有多少大学在回顾走过的路时，会有错失良机的回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体现大学远见的举措似乎越来越少，部分做法或多或少给人一种功利色彩。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对大学规律的理解还有较大距离。大学归根结底容不得太多的功利主义，大学的所有活动，都需从长计议，都要有远见。倘若一所大学找不到令人津津乐道、富有远见的故事，那么这所大学的发展一定不会太好。
一所“好大学”，一般都有自己的潜规则，并且一定会把这些潜规则上升到大学精神的境界，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大千世界，任何行业和组织几乎都有自己的潜规则，大学也不例外。在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中，通常把“潜规则”看作一个贬义词。实际上，大学的潜规则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潜规则有所不同，不应该简单地把大学与其它社会组织的潜规则相混淆。与人们熟悉的明文规定相反，大学里的潜规则，说白了就是指大学里的那些不成文的规定或规矩，它们与那些显性的规章制度不同，是大学的一种隐性制度。它们没有写在纸面上，但有时所产生的能量却超越了制度的作用。例如，在我国的大学中，恐怕只有厦门大学一家，每年都会举行校庆。到了校庆这一天，全校师生分别祭奠校主陈嘉庚先生和其他对厦大有过贡献的人。曾有许多人不解，为什么厦门大学每年都搞校庆，不累吗？可是在厦大人看来，这是厦大的一种传统和文化。我查阅了厦大档案馆并询问了一些老先生，他们也都说不清楚厦大这个传统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只知道进校之后，每年都有校庆。到了今天，也没有人再去刨根问底。再如，在我所任职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从我到厦大读博开始，就知道潘懋元老师每周六都会举办沙龙，至今已坚持了几十年。在他的影响下，院里的大部分老师都在这样做，乃至于毕业于厦大高教所的校友，大都会把这样的做法带到新的工作单位。在今天整个厦门大学，到了周末，许多教师都有沙龙。其实，学校从未要求老师这样做，也查不到有这样的成文规定。如此种种，都属于大学潜规则的范畴。
大学的潜规则是大学的一种文化和历史积淀，也是孕育“好大学”的一种传统。对大学潜规则的遵守，体现着对大学组织和大学文化的认同。大学的发展史已明确告诉我们，大学作为人类的精神家园，在其发展过程中，有许多问题的解决靠的并不是成文制度，而是体现大学精神的潜规则。可以说正是这些隐性制度保证了大学的活力和学术发展；而这些潜规则与成文的制度一道，共同构成大学制度。大学制度建设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建设“好大学”的重要抓手。眼下我国大学确实需要进行制度建设，但我想说的是，现在我国大学最缺的恐怕不是制度，而是体现大学精神的潜规则。我国今天大学中的各种制度不可谓不多、不全、不细，但实际产生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体现大学精神的潜规则少了，基于功利或市场的潜规则多了，遮蔽了本应保持的潜规则。今天大学中的某些潜规则，甚至脱离了大学精神的轨道，与人们期待的大学理想渐行渐远，最后只好寄希望于显性的大学制度建设。似乎大学制度形成了，大学一切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问题显然没那么简单。在大学管理的过程中，如果要把那些原本属于潜规则的活动和内容，不得不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制度化”，那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现代企业是靠制度来维系的，大学则不同。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维系大学活力和发展的是大学精神。因此，在思考如何建设“好大学”的时候，应该给体现大学精神的潜规则留有足够的空间，使其薪火相传。
我国作为高等教育大国，“好大学”理应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而逐渐增多，可以说如果没有几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或成为民众心目中公认的“好大学”，高等教育大国的名分就打了许多折扣。为什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国可以成为高等教育大国，而建设一流大学或“好大学”却如此艰难？这可能跟当前大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乱象有关，诸如大学资源配置导致的层次分化、大学更名诱发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大学人才培养概念冗杂产生的目标游离等，凡此种种，更需要在发掘“好大学”不能是什么之际，予以坚决摒弃。
前几年我国在进行本科教学评估的时候，许多大学写自评报告最为头疼的事之一，就是自己大学的定位。究竟定位在研究型还是教学型大学，许多大学都颇感为难；尤其是一些地方高校，常常会向我问起这个问题，搞得我也不知作何回答。于是，我国就出现了大学分类概念的“创新”：教学/研究型和研究/教学型大学。这两个概念也成为我国对世界大学分类的“贡献”，以至于把研究和教学哪两个字放在前面，好像都有很深的学问。实际上，这样的分法有些可笑。大学如果不做教学，还是大学吗？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类概念？恐怕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如果把自己的学校说成是一个教学型大学，既显得有些“掉份儿”，也担心搞不到资源。大学为什么要分类，分类的目的何在？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我国之所以出现大学分类的困境，关键在于大学的资源配置方式出了问题。国内的许多大学校长，似乎都不甘心把自己的学校定位在教学型这个层次。从表面上看是我国今天的大学没有分类标准，实质上却是我国大学资源配置本身产生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分类标准。这就导致许多大学校长担心，一旦自己的大学被定格在一个较低的层次，就不能获得更多优质的资源。可见大学的“身份”，不仅关系着资源获取的数量与质量，还会影响到大学的话语权、发展权、生存权。因此，我们不能说一个大学校长为改变学校的身份而努力是错，他们也是在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实际上，国内外已经有了一些大学的分类标准，如美国的卡内基高校分类：（1）可以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2）综合大学与学院，（3）文理学院，（4）两年制学院，（5）专业学院和其他单科学院。国内大学分类大致有如下意见：一是分为国立、省立、私立，二是分为教学型、科研型、教学科研型，三是分为国家重点、省重点、一般高校、高职院校，四是分为综合性、多科性、单科性、高职院校。但对上述分类，都难以达成共识。从学理的角度来看，已有的分类，或基于大学的属性和功能，或基于大学的层次和水平。人们都很清楚，基于属性、功能、水平和层次的分类，意义不是很大。还有一个事实需要格外指出：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大学分类，其实都是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出于研究的需要或方便，对业已存在的大学形态进行的一种分类归纳，卡内基的大学分类就属于这一种。然而，大学分类实际上需要遵循大学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石来确定。大学既然是培养人的机构，就应该根据培养目标来确定大学的分类。基于此，反映大学本质的分类，应该是学术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大学。
大学分类究其根源不是大学定位的制约，而是大学责任和使命的体现。当分类成为大学获得资源的砝码时，大学的使命就可能发生扭曲。过去，大学分类仅仅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而不具有资源配置的意义，更不具有作为国家政策的意义。现在，如果说教育资源的分配方式是“唯成分”的，那么即使把大学分类说得再清楚，大学校长们也不会甘心让自己处在较低的分类位置上，为改变大学身份而奔波还会越来越多，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始终被那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兵”的豪言鞭挞着。未来，也许由于大学形态的更加多样化，大学分类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制定教育政策的依据。但我们应该切记，在大学的外部环境有待改善和资源供给有限的条件下，一旦大学分类具有了教育政策上的意义，尤其彰显出明显资源配置上的意义，大学就会潜意识地向那些政策所倾斜的层次努力。这种努力往往导致大学在滑向功利主义的同时，也失去了原本的特色。
古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至少在人们的意识里，大学只要冠上了“大学”的称谓，身价自然就提高了。于是，不少学校不顾自身实力，硬着头皮也要把“蛋糕”先做大，打肿脸也要冠上“大学”的“正名”。这是大学的一时冲动，还是大学的发展使然？我们不禁要问：大学更名改姓为哪般？纵览当今世界上的大学名称，大致可分如下几类：有以人名（或姓氏）命名的，如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以城市命名的，如利物浦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有以行业命名的，如医学院、美术学院和体育学院；还有以省（州）或区域命名的，如加利福尼亚大学、东北大学，等等。我国的大学名字也大致如此。据不完全统计，在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中，从未更过名的大学只有两所，即厦门大学和南开大学。在厦门大学的历史上，也曾有过更名风波。1940年代初，陈仪主政福建时曾想“没收厦门大学”，而且得到国民政府某些人的支持。国民政府教育部来电，就厦门大学改称福建大学一事征求学校意见。“消息传来，群情骇异！”校友们首先站了出来，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教育部长和福建省政府主席，表示誓死捍卫厦门大学的名字。陈嘉庚先生听说此事，走访教育部和行政院，反对更名。最后，陈立夫答复陈嘉庚：“厦大改名事，从兹做罢，以后决不复提起。”厦门大学的名字终于保存下来。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试问谁能说更名为福建大学能比今天的厦门大学发展得更好？恰恰可能因为更名为福建大学而丧失众多校友的支持，进而影响到厦门大学的发展。
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恐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像我国今天的大学这样，纷纷更名改姓的情况却很少见。目前也没有研究证明，大学更名改姓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在我国大学更名改姓中，有两个倾向值得关注：一是要把学院改称大学，二是要把体现行业特征的字眼去掉。前者可称之为“傍大学”，后者可称之为“摘帽子”。想当年学习苏联，我国诞生了一批以行业命名的大学，如石油大学、矿业大学，地质大学等，但如今凡以行业命名的大学，几乎都恨不得摘掉行业的帽子，“重新做人”。如果不是国家有意识地开始限制，不知这些大学的名字还能剩下多少？再如，在那些不能摘掉学院帽子的高校，只好在英文上打起了主意，一概译成university，反正老外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个啥。事实上，当下许多属于行业的大学，帽子留着的也好，摘掉的也罢，都早已在悄悄地缩减自身行业的学科领域。有些行业大学，改变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名字，而且也改掉了自己的特色，丧失了原本立足的根基，是名副其实地“改行”了。我们的大学之所以热衷此道，恐怕还是因为大学称谓与某些利益相关。这样的改头换面，不仅让办学者脸上有光，而且由于“名正”，还能在招生、办学经费等多方面得到更多的好处。
如此这般，又有哪一所学校甘愿袖手旁观？当利益和好处与大学的称谓直接相关时，又有谁会顾及办学的特色和内涵？其实大家心知肚明，一所大学更了名，改了姓，其内涵并不会发生变化，更多的是换汤不换药。即使明知更名改姓是“皇帝的新装”，也要争先恐后地把它“穿”上。殊不知，为了资源乃至其他说不清楚的利益，在大学更名改姓的时髦中，又有多少大学的无形品牌流失了。这实在可惜！说到底，大学更名改姓的风潮，是大学缺乏明确的自我身份认同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自我认同。在我看来，只有那些没有底气的大学，才会在名字上做文章，变来变去，可是，这样也很难成为“好大学”。君不见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巴黎高师等，好像从未动过更名的心思，却依然是世界赫赫有名的大学。如果说更名改姓真的那么重要，这些大学恐怕最应该改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底气，在今天一些大学的身上少了许多。真正的“好大学”，是因为它的特色和内涵名扬四海，而不在于它的名字。我们追求的正应该是这种“实至名归”，而不是盛名之下的“其实难符”！
“好大学”建设始终绕不过人才培养的问题。在我国今日的大学中，关于人才培养的概念层出不穷，五花八门，而要想说清楚有多少人才培养的概念并非易事，当下的名目有通才、专门人才、复合型人才、研究型人才、应用型人才、技术型人才、一流人才、拔尖人才、创新人才、拔尖创新人才，等等。这些陡增的人才培养概念，就像不断翻新的手机，看似不断升级，让人眼花缭乱，实则空洞乏味，徒有虚名。似乎如果不给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冠以某某“型”的话，人才就不能称其为“人才”了。其实稍加留意，人们就会发现，这些人才概念的区别仅仅存在于文字的表面，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内在的本质区别，不过是一组同义词或相近词的罗列而已。这些人才概念不仅在理论上无法界定，在实践层面也缺少操作空间。结果是大学本身也陷入了迷惘状态，不知道应该以何种人才作为自己的培养目标。
纵观中外历史上的大学，它们都将人才培养作为大学的首要任务。但对培养目标的解读，几乎无一例外地从“人”或“人才”这一层面予以界定，而较少像今天这样讲什么“××人才”。今天之所以产生了无数说不清楚的人才概念，是因为这既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迫切需求，也映射出大学在人才培养上的滞后。从表面上看，大学人才培养概念的不断增加，好像是人们对人才概念认识的深化，实际上却遮蔽了大学培养目标不清晰的事实。大学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在上述众多的人才概念中，有的是对人才质量的期待，有的是对人才规格的描述，而更多的是体现了社会对大学的要求。社会对大学的人才培养可以提出若干的人才培养目标，但大学对社会提出的培养目标应该有自己的理解。实际上，作为一个概念体系，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原本没那么复杂。最初的表达方式只有通才和专才两种，这也是业内相对有共识的两种表达方式。在大学人看来，人才培养的基本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去培养学生，培养人的价值显然重于各种外在的要求。人才的内涵在于“人”。大学应该关心的是人，社会关心的是才。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在知识和技能上得到了提高，应当就是人才了。
因此，今天的大学人才培养，不在于我们提出的是什么样的人才概念，也不在于已经提出了多少人才概念，以及还能提出多少人才概念，而在于我们现有的培养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是否符合我们提出的概念。目前问题的关键是，人们提出了无数人才培养的概念，但在大学里面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才培养的地位问题。换言之，只要大学真正以育人为目标，我们的学生皆有充足的能力融入社会；只要大学培养出合格的“人”，那这些“人”便自然是“才”了。所以，唯有大学把培养“人”的问题解决了，培养什么样的“才”自然就不重要了，“××人才”的事情也就迎刃而解。此外，对个体而言，上大学可以改变自己的地位，但其价值取向不应该是改变人的身份和地位，而是改变人的品位和精神。而这也正是当前大学人才培养亟需关切与解决的问题。
对于“好大学”，不仅要知道她是谁，更要知晓为了谁，依靠谁？21世纪的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中世纪“学生”大学的变相复归。随着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诉求不断攀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在《世界高等教育宣言》中也明确提出：“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决策者应将学生以及他们的需要置于中心位置。”对我国而言，高等教育进入了普及化的发展阶段，学生质量的高低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建设息息相关。所以，学生既是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好大学”建设的根本依靠。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的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依靠学生，是“好大学”建设的应有之义。
“以学生为本”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渗透在“好大学”的方方面面，无需华丽的渲染，高大上的吹捧，从生活中的一粒米饭，到管理中的学生权利，尽可展露无遗。都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在大学里面，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今天，始终有一些大学给学生提供属于“免费午餐”的活动。在厦门大学的历史上，也曾有这样的免费午餐。抗战时期，厦门大学迁到了闽西的长汀。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许多学生吃不饱饭，学校出台了一项规定，学生吃米饭不要钱，目的是让学生填饱肚皮，能够把学业坚持下来，此举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直到今天，厦门大学的一些老校友对此都念念不忘，是当时的免费米饭让他们完成了学业。大学为何要给学生提供这样的免费午餐？这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吗？显然不是。其实，在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命题——大学以何种方式树立她的形象。大学就像是一个人，需要打扮自己。但如何打扮、为谁打扮，就有学问了。大学打扮自己的过程，其实是心里装着谁的问题。心里装着谁，不得不装着谁，想从谁那儿获得什么，就会在打扮上显示出来。“免费的午餐”自然是大学为她所心爱的学生穿上的一件“厚实的外衣”，让他们感受到大学的温情。
时至今日，填不饱肚子的学生已经不多了，即使有一些家庭困难的学生，通过国家助学贷款和勤工助学岗位，也可以完成自己的学业。尤其是交费上学已成为一种制度，似乎已经不需要大学再给学生提供诸如此类的“免费午餐”了。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大学提供的免费午餐，真正受益的学生可能不多，但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就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受益的学生了，那是大学对自己所有学生一种真挚的关爱。投桃报李，学生回馈给学校的则是对母校的深情。我们都知道，今天国内外的所有大学都面临着资金不足的问题，校友捐赠是大学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部分。再拿厦门大学来说，校友对母校的关爱，在国内大学中是非常有名的。厦大校园内的许多建筑都是由校友捐建的，十分令人羡慕。为什么厦大会有如此多的建筑以校友的名字命名？说到底，无论是物质层面的免费午餐还是精神层面的校友深情，总归是对大学理念和大学文化的一种认同，乃至隐含着更深刻的大学为了谁的命题。
“为了谁”就应该“尊重谁”。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经常会说“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但是，教育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换来的是亲情的淡漠乃至冲突。大学管理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想必有太多了，症结何在？就是学校管理者往往从学校自身出发，打着为了学生更好成长的旗号，但却不能真正代表学生的需求，以学生为本。因此，学校管理必须尊重学生的权利和权力。纵观中外大学发展史，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有两种模式：一是以中世纪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以学生管理为主的大学，一是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由教师管理的大学。学生管理大学体现了学生权力的存在，即使在教师管理的大学中，学生也会以罢课等形式体现自己的权力。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学生权力”，是在1994年10月。那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适逢高锟校长任职将期满，中大准备遴选新的校长，学校成立了由九位教授组成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此时学生不干了，他们在食堂贴标语、集会，要求对校长遴选有发言权。此事闹了近一周，最后校方不得不同意学生的要求。听说有两位学生进入了校长遴选委员会，但没有表决权。再举一例，王亚南在厦门大学当校长时，曾认为大学有三种人最重要：敲钟的、排课的和做饭的。如果在今天问我们的大学校长同样的问题，不会有大学校长再作这样的回答。王校长的看法虽然没有说到学生的权利，但是他所说的这三种人，都是为学生服务的。他的潜意识里彰显的是学生的权利。再看大学里的各种管理制度，如选课制、学分制、学分互认等，都包含了学生权利的因素。这也就是说，不能满足学生学习权利的大学很难说是“好大学”。
以学生为本，目的就在于能够营造一个“人人可以成才”的环境。“好大学”首先要是“好学校”，学校的核心功能是培养人，育人功能是第一位的，在这一点上，大学和小学、中学没有差异，这是学校区别于医院、工厂的关键属性。如果我们放大时空，就会发现，世界上的“好大学”大多是靠人才培养起家的，科学研究是后来的事，而且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细数今天在国内外大学里面盛行的各种制度和理念，几乎都与人才培养有关。例如，从选课制到学分制，再到核心课程，是哈佛大学的贡献，本科生导师制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贡献，百科全书式的教学计划是芝加哥大学的贡献，通识教育是耶鲁大学的贡献，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柏林大学的贡献。正是有了这些基本制度，这些大学才培养出了一流人才，才吸引了更多的大师，才成就了今日的“好大学”。再如，从表象上看，今日世界上的“好大学”，几乎都是用钱“堆”起来的，每一所“好大学”几乎都有一个给大学提供滚滚财源的基金会。但若从大学历史的角度审视，在那些用钱“堆”起来的“好大学”背后，实际上还是大学的人才培养在起主要作用。因为几乎所有的大学基金会，最初或主要的都是校友的贡献。这也就告诉我们，人才培养做好了，钱也就自然来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在我国，人们对“好大学”已经有了若干基本共识，如有大师，有高水平科研成果，培养了一批人才。但在大多数人的骨子里，还是更加看重科学研究，好像只要把科学研究做上去了，就可称之为“好大学”。其实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儿，至少在其成长过程中，不是那么回事儿。更为重要的是，“好大学”实际上分为两类，一是列在各种排行榜上的大学，一是列在人们心目中的大学。一所真正的“好大学”，既要追求列在大学排行榜上，也要追求列在人们的心目中。由此，“好大学”的实质在于规律与心理的近距离。从高等教育规律的距离来看，世界一流大学或“好大学”的生成过程已充分表明，作为一个国家或世界的一流大学，如果不能引导一个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就很难成为一流大学，也不能让人服气。从一流大学的成长路径上看，无论是哪个层面上的一流大学，人才培养都是根基，不仅在历史上如此，今后也将如此。从社群的心理距离来看，建设“好大学”或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令人向往的奋斗目标。其中，注重人才培养的质量建设正成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并产生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内在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寻求一种与西方大学不同的发展道路，但必须清楚一流大学的根基到底是什么，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
毋庸置疑，“好大学”是要能够培养出人才。从人才培养的过程来说，无论提出什么样的人才概念，都要在一定的教学环境和模式中完成，如果没有相应的教学模式，对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提出来的概念只能是空中楼阁。只有当教学地位得到升级，大学才有可能真正以育人为中心；只要在教学环节培养出合格的“人”，那这些“人”便自然是“才”了。在教学中，有几个有意思的现象值得一聊，例如学分制、跨专业、通识教育。这三个问题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所以，尽管老生常谈，但也经久不衰。
首先，学分制问题。学分制在我国是一个老话题。旧中国的大学基本上都实行学分制。新中国成立后，学分制不再存在。1980年前后，武汉大学再举学分制大旗，在国内引起轰动，但跟进的大学并不是很多。1990年代中期，许多大学开始推行学分制，到了今天，国内几乎所有大学都在说自己实行的是学分制。但我国目前普遍实行的学分制，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还有待考察；实施的效果如何，更是另外一回事。学分制是建立在以学习自由为基础的一种教育制度。从形式上讲，学分制是一种制度形式，是一种建立在以测量手段为基础上的教学管理制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人认为学分制的本质是一种测量手段，是衡量学生学习量的一种重要工具。但从其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看，学分制体现的是一种以学习自由为核心的大学教育理念。在学分制的背后，彰显的是以学生为本及提升学生主体地位的理念，其内涵包括学生选择学习内容的自由、选择学习方式或学习进程的自由，以及形成自己思想的自由。
其次，跨专业问题。学分制的本质是选修制。从学分制的历史演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实行学分制的前提是选课制，只有在全面选课的基础上，才能体现学习自由的理念，此时的学分制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学生能够自由进行跨专业选课。2003年9月，我曾在厦门大学保送硕士研究生中间做了一个关于跨院系和跨学科选课的50人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在这50名同学当中，无论是跨院系选课的门数和学分数，还是跨专业和跨学科选课的门数和学分数，几乎都没有超过10%的比例。再进一步调查国内其他大学的情况，更多的是低于10%的比例。究竟是学生自己不愿意跨学科选课，还是我们的制度限制了学生的自由？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是基于我国的大学都是多科性和综合性大学了，许多大学都打出“不分专业、大类招生”的旗号，并把这一做法称之为改革。其实，如果对那些打着“大类招生”旗号的学校，做一个学生选课的调查，结果也不会好于我前面做的调查，即基本还都是在严格地“按照专业”进行人才培养。如果培养方式不变，只是招生方式发生了变化，大类招生又有何意义？跨专业问题何时能得到妥善解决？
最后，通识教育问题。学分制和跨专业选课，是为了能够让不同专业的人在大学内接受一种“共同教育”，这实际也就是通识教育的初衷。当今世界许多研究型大学都在强化通识教育，淡化专业教育，都给学生选择专业留下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在我国，大学的管理者对通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都已经很熟悉，可在实践上，却对通识教育敬而远之。显然，我国的高等教育是典型的专业教育，并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对专业教育也抱有极大的期待，希望大学生毕业之后就能上手。说到底，对通识教育的理解和推进，在本质上是对人的本质及发展的理解。当把人看成一个工具，或者把接受教育的过程理解成为就业做准备时，显然就会崇尚专业教育；相反，如果认为教育是为人的未来生活做准备，就会崇尚通识教育。其实，大学培养的人只能是“毛坯”，他们的专业技能应该在就业岗位完成。目前的现实是，大学生所学的专业，在就业时与职业的相关性在不断降低。这就告诉我们，专业教育并不一定适应社会需要，实施通识教育也许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或者说，通识教育可能是一种更有效的专业教育，也可能是一种可持续的人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