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大学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它是产生、汇集、实现理想的家园。想读书的人，把上大学看成是自己的理想；学习好的人，把进入一流大学看成是自己的理想；想做学问的人，把在大学工作看成是自己的理想；已经进入大学工作的人，把有一个自由的大学学术空间看成是自己的理想。每个走进大学的人，都带着自己的理想；每个与大学相关的利益主体，都在努力将自己的大学理想转变为现实。大学因理想而生，因理想而存，也因理想而发展、变化。理想赋予大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大学也赋予理想广阔的空间和内涵。不同的人怀揣不同的理想追梦大学，既给大学的功能演变与意义建构带来了压力，同时也成为大学发展的动力，最终形成大学的理想和理念。可以说，是个人的理想与人类的需要推动和支撑着大学，大学的理想与理念即源于此。作为一个在历史的积淀中生长与传承、在流动的时代背景中发展与演变的概念，大学的理想与理念是一个经典而时新的高等教育议题。
在大学理想和理念形成的过程中，不仅存在许多有趣的现象，也有许多痛苦的选择。这是因为大学既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大学既是经典的，也是现代的；大学既是永恒的，也是变革的；大学既是精英汇集与追求真理的场所，也是自由思考与享受生活的地方；大学既是理想与精神的家园，也是物质与制度的实在。大学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中选择，也在经典和现代的博弈中寻求发展。可以说，大学理想和理念是一个神圣的话题，一个严肃的话题，有时候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同时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之所以说大学理想和理念是一个神圣的话题，就在于大学本身就是一个神圣的机构，是一个精神的家园。大学曾被比作“象牙塔”，这是大学的古老传统，也是它曾经的信仰，即把远离社会、与社会保持距离看成是自己的“天职”。在历史的演进中，尽管社会发展的各种诉求不断要求大学走出“象牙塔”，但就大学自身而言，对“象牙塔”始终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因为“象牙塔”作为大学的一种精神和理想的寄托早已成为流淌在大学血液里的基因。西方早期大学的选址和建筑，都深深印刻着“象牙塔”的痕迹，牛津、剑桥等古典大学远离中心城市，古城堡式的建筑风格，则是“象牙塔情结”的真实写照。曾几何时，大学走进“象牙塔”，就好像走进了“神圣”；大学维护“象牙塔”，就好像在维护着“神圣”；大学走出了“象牙塔”，就好像走下了“神坛”。
之所以说大学理想和理念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是因为大学是追求真理、崇尚学术自由的地方，是知识精英的家园和归宿。大学理想和理念曾经是知识精英的独有话语，是知识精英追求真理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特权，隐含着一种深刻的道德观念和精神追求，甚至是必要时为真理而献出生命的坚定信念。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既是学者治学应有的品格，也是大学作为学术机构与知识场所这一基本理念的集中表达，不容任何的虚伪与功利。真理是严肃的，学术是严肃的，大学理想和理念更是严肃的。在大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对大学高山仰止，无不是出于对知识精英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崇拜。大学理想和理念不仅仅是大学生存的一部分，更是知识精英群体——学者生命的一部分。
之所以说大学理想和理念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就在于大学理想和理念的“繁荣”，往往隐含着一个信息，那就是大学理想和理念一定是与社会出现了碰撞，产生了某种不和谐之音。对大学理想和理念的探讨往往是建立在某种危机意识与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源于外部的危机激发了对大学发展的忧虑，这种忧虑表现为对过去大学理想与理念的固守、否定和重建。可以说，任何新的大学理想和理念的提出，都折射着大学及其时代的发展危机。产生大学理想和理念的时代，也就是大学的转折和危机的时代；大学的转折和危机的时代，也是大学理想和理念危机的时代。大学本应该是“没有杂草的花园”，人们试图通过对大学理想和理念的表达，重新唤起对大学的精神关怀——大学为何而存在？
之所以说大学理想和理念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在于大学是永恒的，大学是各种社会组织中最为稳定的机构之一。大学的永恒，造就了大学理想和理念的永恒；大学理想和理念的永恒，使得大学的组织体系永远保持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在大学的延续中，理想和理念作为一种精神支柱，始终支撑着大学的发展，成为一种特有的大学组织精神和文化。大学的职能和内涵在拓展，大学的结构和功能在优化，但作为理想与理念的载体，大学对自己的理想和理念抱有着一种高度的忠诚。例如，大学自产生以来，始终坚守着经典大学理念的两个基本原则——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乃至于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亦再次强调，高等教育机构及其人员必须“既充分享有学术自由、保持其自治，同时又对社会尽责”。永恒是因为某些大学理想和理念具有超越时空的永久价值，永恒也是因为大学不应该遗忘自己的精神追求，永恒还是因为大学变革不能割断历史。永恒的大学理想与理念体现在大学的变革中，是大学变革和发展中的不变因子。
从本质上说，大学理想和理念体现的是大学发展的内部逻辑，是关于大学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概括，是对大学宗旨和使命的一种理性认识，并对大学发展的实践路径提供精神上的指引，它体现的是大学的一种追求、品位和精神。大学理念一经确立，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又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甚至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在变，或者说大学不得不变，大学的理想和理念开始受到挑战。旧有的大学理念可能会逐渐消失，新的大学理念不断涌现。但无论怎样变化，大学理想与理念反映大学本质属性的基本特征不会丧失，否则大学将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
大学在变。从国际的视野来看，大学的类型与称谓在变，以至于很难用传统大学和现代大学两个概念来涵盖，从知识经济时代的巨型大学、职业大学、企业大学、公司大学、营利性大学、创业大学，到互联网时代的虚拟大学、泛在大学、平台大学、游学大学、借口大学、人体大学和未来大学，大学的时代特性不断凸显，与之相应，各种新的大学概念层出不穷；大学的组织架构在变，从董事会、教授会、学术委员会到基金会、教育公司、教育集团等，大学的管理越来越多地具有了企业的特征；大学的功能及其边界在变，在新时代背景中，大学作为社会的轴心更加全面、深入地参与到了社会与国家的发展进程，在社会功能的拓展中全面打破了大学的时空边界，从愈演愈热的高等教育市场化、无边界高等教育来看，大学早已进入了全球化的轨道；大学的融投资方式在变，政府对大学的拨款不断减少，因此，大学要通过社会服务和科技成果转化等多种渠道为自己筹钱，有的还要到资本市场上去找钱；大学的属性在变，公益性不再是大学的基本属性，产业属性迅速凸显，上大学不再是“免费的午餐”，即使是在西欧福利国家，上大学作为“免费的午餐”亦开始进入倒计时阶段。
我国的大学也在变。除了与国际上的大学变化在某些方面保持同步之外，我国大学的变化还具有自己的特色。例如，我国大学的办学体制在变，私立大学在经过了几十年的断裂之后，以“民办大学”的身份重新出现，即使是在公办大学的体制内部，也出现了民办大学的制度安排，从二级学院到独立学院，从国有民办到民办公助，“民办”的外延和内涵都得到了拓展；大学的管理体制在变，行业办学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二级办学、三级财政”的管理体制初步形成；大学的融投资方式在变，在国家财政拨款减少的背景下，即使实行缴费上学、成本分担，也已经难以维持大学的运转，“校银结合”——向银行贷款开始成为大学发展的融资手段；大学的发展目标在变，做大、做强、国际上知名、世界上较有影响、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等，成为中国大学的奋斗目标。
中外大学的种种变化，既给大学带来了发展，也给大学带来了茫然：在大学的变化中，我们是否还持有大学的理想和理念？面对大学的变化，我们应该持有什么样的大学理想和理念？对已经发生若干变化的大学，原来的大学理想和理念是否还有自己的空间？大学在经历了近千年的演变之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审视已经成为大学生命体一部分的大学理想和理念？是否应该建立新的大学理想和理念？面对大学的变化，我们经常会问：是否存在不受时空限制的大学理想与理念？
因为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大学在不断拉大与经典或最初的大学理想和理念的距离。我们承认，现代的“高等教育”已经不在“闲逸的好奇”的高深学问层面，也很难再以“闲逸的好奇”为目的而存在。但如何在大学的变化中给“闲逸的好奇”的理想追求一点空间，而不是仅仅流于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现代大学似乎并没有找到应有的答案。大学从为了学者“闲逸的好奇”到为了社会的发展，从生活的准备到成为生活本身乃至于生存的手段。大学经过了近千年的演变，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社会需求释放了大学的工具价值，放大了大学的功用空间，伴之而来则是大学理想和理念的茫然。人们在分享大学变化的成果时，也感受到了精神上的缺失。
对于大学的变化，我们有理由赞叹，也有理由责难。一方面，大学的功能不断延展，社会价值不断彰显；另一方面，以高深知识为逻辑起点的大学理想和理念，开始受到社会需求——政治逻辑、市场逻辑的挑战，大学不再是“净土”，不再是“没有杂草的花园”，也不再仅仅是“精神的家园”，大学的理想和理念开始被人们淡忘甚至故意搁浅。以我国大学为例，我们赋予大学的责任实在太多，给予大学的空间实在太小，并且许多责任又上升到使命和时代的高度，以致大学的每一项活动都需要从使命的角度给予回答。今天，我国大学发展的真实状态是：大学的规模在迅速膨胀，使得校长不认识自己的老师，教授不认得自己的学生；使得“大学不是坐落在城市里，而是城市坐落在大学中”；使得大学似乎又回到了最原始的“行会生产方式”中去了。例如，大学中的基本活动——教学与科研工作量的计算，都可以通过类似于生产队“计算工分”的形式体现出来，并最终转换为货币。再如，作为教师的天职，给大学生上课，不得不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层面上做出规定。对于这样一种变化，大学理想和理念已经无法得到关照，它已经超越了大学理想和理念的范畴。今天大学的精神价值似乎已经瓦解，大学理想和理念在悄悄地远离大学，能够恪守大学理念的人似乎也越来越少，大家似乎没有时间去思考大学存在的精神价值，更遑论理想和理念。在大学变革的过程中，已经不太在意大学理想和理念的内涵，甚至曾把学问和真理当成生命追求的人，也无暇思考大学的理想和理念。大学似乎不再神圣，因为大学偏离和放弃了已有的理想和理念；大学似乎更加迷茫，因为大学也在默默地承受着大学理念缺失、精神式微所带来的后果，在功利主义的强势影响与异化中苦苦挣扎。大学累了，大学里的教师累了，大学的校长们似乎更累了。
凡此种种，都表明构成大学的根基在变，大学的发展逻辑在变，影响大学的力量在变，社会对大学的诉求在变。大学的变化引发了大学理想和理念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今日人们批判大学的各种浮躁和功利，乃至鞭挞学者学术道德失范，都是在怀念昔日的大学理想和理念，在维护大学的神圣。今日人们对于大学理想和理念的描述，喜欢用的是“经典”二字，原因在于“经典”既反映了大学理想和理念的神圣和不可动摇性，也反映了大学历史的悠久。但是，对于大学的发展和变革，既需要大学理想和理念的坚守者，也需要大学理想和理念的创新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10月发布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已经充分证明了其在适应、改变和促使社会变革和进步方面的能力和稳定性，但是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其自身的使命要求高等教育推动新的、激烈的变革。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大学的实践活动早已超越了中世纪大学的活动范畴，大学的发展轨迹已经不完全是按照知识和学术的逻辑展开，更主要的是在社会需求与知识逻辑共同作用下发展。而我们视野中的大学理想和理念，更多地具有“历史与经典”的含义。因此每当我们从新的角度——社会需求审视大学理想与理念时，总免不了产生无尽的怀念和眷恋。很显然，最初提出的大学理念，是无所谓时代特征的，更没有任何社会形态或经济——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的痕迹，它是超越任何一种社会和经济形态的精神产品，是对自由和学术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原生态的表达，是一种隐含于大学和学者精神世界的形态。但是，现代大学已经走出了“象牙塔”，或者说现代大学不得不走出“象牙塔”。当我们为大学理想和理念赋予现代含义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一种茫然和“真空”，最后只好回到历史的思维中去。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在溯源和解读的过程中，人们为什么习惯于从历史的家园中去寻找，为什么离不开中世纪大学的樊篱，又为什么总会流露出一种怀旧的情愫，这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
在一定意义上说，大学理想和理念就是大学校长的理想和理念，因为只有大学校长的理念才有可能付诸实践。在整个世界大学的发展史上，那些保留下来的经典大学理念往往出于某位大学校长，且多是一流大学的校长。纽曼关于“自由教育”的主张、洪堡关于“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观念、科尔关于“多元巨型大学”的思想、博克的“三A原则”（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等等，无一不体现出大学校长办学理念的生命力。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大学的形成，都至少有过一个知名的大学校长，而这个校长所持有与践行的办学理念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一流大学的形成也不例外。
谈到中国大学校长的大学理念，不能不提蔡元培和梅贻琦——提到蔡元培就意味着北大，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两位校长与两个大学的关系基本已经融为一体。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曾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在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北大）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改革北大，认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最高学府，提出并践行兼容并包、教授治校、教育独立等办学理念，前后不过十年就将官僚气息浓重的北大改造成为民国第一高等教育学府，奠定了北大的传统和精神。梅贻琦躬耕清华又主持西南联大，提出并始终坚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核心办学理念，不仅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也创造了西南联大的历史奇迹。这些办学理念都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经典的大学理念精粹。直到50年后，两位校长办学理念的影响力依然如旧，只不过所起的功用却不尽相同了，更多是成为了一种有纪念意义的“装饰”。
不知从何时起，我国的大学校长对大学理念也突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光明日报》特地开辟了大学校长论坛，并结集成书，但属于理念的东西似乎还难以发现。新世纪以来，涵盖不同层面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更是如雨后春笋，但留给我们的印象，更多的是中外大学校长对大学理念理解的反差。近年来，不断有关于国内知名大学校长的访谈录出版问世，多是从自身的办学经验出发来谈所在大学的改革思路与实践，与从本质意义上探讨大学的理想和理念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在我国大学校长“大学理念热”的过程中，不能不提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2005年出版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在我期待着能够看到我们中国的大学校长写出具有时代特色的大学理念时，刘道玉校长的这本《自白》应该说是一个“黑色幽默”。以“自白”的方式阐述大学理念，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本。他留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思考空间。
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是为学者服务的理念，是为保护和探讨真理而提出的理念。因此，大学理念也是学者的理念，也就是教师的理念。经典大学理念的提出无一不体现了教师的价值，因此教师就成了大学理念的受益者和“守护神”，对大学理念的坚守也就成了教师的天职。但在现代大学的发展中，学生的地位在悄然发生变化，他们也在争取在大学理念中的话语权。“以生为本”“从就业转向创业”成为学生的基本要求。因此，构成今天大学组织群体的权利是让度和分化的，早期的大学权利集中在教师手中，在现代大学理念中，学生的诉求也构成了大学理念的一部分。
无论提出大学理念的主体发生何种变化，大学理念都呈现出形而上的特点，它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带着对理想憧憬的一种价值判断，也可以说是提出者的一种理想预设。不同的个体从自身的感受和价值判断出发，都会提出不同的大学理念。到今天为止，得到人们普遍共识的大学理念似乎不外两条，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对于这两条理念，在1998年联合国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发表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对此也予以了高度的肯定。可是，今天的大学并不都是沿着学术的逻辑展开，其中掺杂着原本与学术水火不容的市场逻辑。
大学与社会的不同关系，会构成不同的大学理想和理念。西方早期形成的大学理念已经无法涵盖今天的整个高等教育实践。今天，由于大学从社会的边缘逐步进入社会的中心，大学受到的外部制约因素也逐渐增加，社会要求大学扮演越来越多的角色。结果是，大学被卷入各种各样的要求，既要培养人才，又要搞科学研究，还要参加社会服务，甚至社会还期待大学扮演一个引领社会正气的批判家的角色，而有些要求是大学在经典大学时期从未经历过的。
大学理念需要弘扬，大学理念需要坚守，大学理念需要捍卫，大学理念也需要重新解读，大学理念更需要重新建构。但是，大学理念不是虚无的，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时代意义，因而只是坚守、捍卫、弘扬大学理念已经不足以反映今天大学发展的全貌，经典大学理念已经到了重新解读和建构的时代。因为不同的大学理念都刻有不同时代的烙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不同时代精神的解读。没有现代大学理念，现代大学制度就无法构建；没有现代大学制度，大学理念也就无从发展。
自中世纪以来，大学已经有了近千年的历史，但大学依然需要启蒙，尤其是对大学理想和理念的启蒙。因为大学理想和理念不仅仅是一种装饰，还具有理论的功用。我们好像已经对大学理想和理念有了一定的理解，但我们并没有把握真谛。实际上，无论是经典大学理想和理念的坚守者还是热衷于大学变革的推动者，在其内心世界都经受着怀旧与重建的双重精神煎熬，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过程。因此，在新的时空背景下解读或构建大学理想与理念时，必须考虑如何在经典与现代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大学的理想和理念是神圣的，但是正在走下“神坛”的大学理念留给我们的似乎不应该仅仅是在大学理想面前不要再踯躅不前，而应该有一种新的思维和判断。
（本文原题《大学理想和理念漫谈》，原刊《高等教育研究》
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