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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多年来关于大学的体验与感悟，都是于某时某地的有感而发，大部分文字并非深思熟虑、精雕细琢的结果，而是看到什么就随时记了下来，想到什么就随便写了出来，而这种随意或许有些肆意了。今天它们能集结成册，虽不是当初落笔时的初衷，但能将它们与更多的人分享，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如果要为这本书找一个主题，我想这是一本关于大学理念的书，之所以没有用大学理念这个题目，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觉得大学理念这几个字太高高在上了。初入高等教育领域，我就开始读纽曼的大学理念，也写过一些关于大学理念的学术论文。到了这个年纪，突然就不再想一本正经地谈大学的理想了，更想从自身的经历与体验出发，用最为日常的话语，和大家说一说我所遇到或感受到的“好”大学。
以“好”来形容大学，是自己对大学最直观的感受、最朴实的向往。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且以研究高等教育“谋生”的学者而言，“好”也是我们情感深处对一件事物最高的礼赞，无需华丽的词藻，却蕴含着所有的憧憬、想象和美好，以至于任何积极的、正向的评价，都可以用一个“好”字来表达，像极了端起酒杯，说一声“都在酒中”，无论多少话，都在一个“好”字里。从深层意义来讲，“好”孕育着一种个体生命的原始冲动，既率性且正直地面对内心，又勇敢而无妄地接纳外面的世界。而“好”大学也恰有这种功用，不仅能解答个体成长经历中的“理念与现实”之惑，而且能觉察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之变。此外，“好”大学是一种包括个体与群体、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历史与未来等内容在内的对话与想象，进而释放了个体的生命冲动，解构着时代的转型与变革，诠释着理想的价值标准，这也为时下重新理解与审视大学的未来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契机。换句话说，“好”大学不应该是遥远的，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不应该是少数人的；相反，“好”大学应该是接地气的，是亲近大众的。在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时代的今天，大学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人们了解大学、走近大学的需求更加迫切，我们就更无法回避何为“好”大学之问。
关于“好”大学的界定，归根结底是一个比较的过程。其中，既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借鉴之分，又有探寻“中华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的和解之道，更有个人穿越与见证高等教育历史的心灵苦旅。进一步讲，国际宏观视野为“好”大学赋予了一双慧眼，使其洞察“好”大学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基因与动力；民族历史张力为“好”大学锻造了一副骨肉，使其坚强屹立于世界高等教育之林，昭示民族的血泪与荣光；而个体心灵归属则为“好”大学提供了一颗心脏，致力于为高等教育事业奉献一生，念兹在兹地孤勇前行。正是基于不同维度的比较，“好”大学方能在空间结构、历史定位和个体情感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从而充实与彰显自身，由此阐发“好”大学之问。
“好”大学是有形与无形、有声与无声、有言与无言的相互交融。剥开“好”大学物质资源的丰盈一面，在其精神层面上或许有种无形的“朦胧美”，如浸润历史之中显得有些“贵族气”，于岁月长河中增添些“继承味”。然而，“好”大学唯有物质与精神层面充分有机结合，才能使其既观照现实，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又能保持一缕“朦胧”，默守着大学本该具备的精气神。诚然，“好”大学断不是政府、学者、教师、学生等不同群体的孤芳自赏，更不是政府、社会、高校等各方评价标准的单一化和标签化。相反，“好”大学是接地气且有温度的：一是多为师生着想，关怀师生的迫切需要，而不是基于行政的便捷；二是多与群众交流，将高深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存其心间；三是多与良知对话，使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大学，更要成为坚守社会良知的大学……
对“好”大学的追问同样可以视为一种现实窘境与内心浪漫的激烈碰撞与交锋。大学之所以“好”，其实质在于个体内心感受到的充实与满足，会有种被强烈填满的富足感，宛如厚重的大学之钟以悠然的钟声来警醒自己该何时、如何填满时间的沙漏。由此，“好”大学在为追寻心灵净土与获得内心满足两个方面提供了一片诗意的栖居地，这个过程中既有苦涩，也有欣喜。相应的，“好”大学在个体心理层面也表现为一种文化的无声与无言，既用文学词汇来抒发独特情感，也用教育感召来提升整体心境。
仔细想来，对什么是“好”大学的关注，始于自己学术生涯中带的第一位博士生赵婷婷。我是赵婷婷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但她是我的“编外弟子”。当初，她考入厦门大学高教所，是潘懋元老师的学生。在她作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又回到厦门大学工作。不知是为了照顾我初来厦门大学，工作过于轻松的缘故，还是觉得我对此领域有兴趣，潘老师叫我协助他指导赵婷婷。当时，我还不是博士生导师，就被“赶鸭子上架”了。由此，我遂以一种学理的视角开始进入到大学理念与理想的研究之中，用看似高高在上的“洋”语言来抒发与解答内心的困顿。可以说，彼时“洋”语言的“大学理想与理念”是对此时“好”大学的一种启蒙，而此时的我力图摆脱“洋”语言的话语钳制，用接地气的、大众的“土”语言来记叙、解读和体味大学的“好”之精妙。换言之，高等教育研究既有阳春白雪的典范，也应允许类似于这般下里巴人的存在。
为什么不同地区的大学呈现不同的迷人景象？为什么有的大学古老神秘又永葆青春？为什么大学组织、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超越时空？为什么“好”大学如此鲜明却又如此鲜有？为什么教育大家总能令人感动？这些本是亦庄亦谐的话题，往深了说是严肃的高等教育研究论域，往浅了说是普罗大众对高等教育的“想象”。我曾对上述的话题进行了天马行空的思索，在游记之余，谈笑之间，率性地写下几篇小文。写完了，有的找到“婆家”了，有的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推出，便也弃之一旁，不再拂扫。
这些年凭借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长期浸润，为中国高等教育做了一些“接地气”的比喻——鸽笼、车辙、火炕屋。这本是我的戏言，却无意间将所谓的大学理想、大学文化用大众更能接受的方式描摹出来了。这或许潜在地折射出我国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之时，而高等教育研究自然也需要一种“接地气”的当代警醒，为中国大学的理想和理念提供一点儿“土”气息，讲述“田园”故事，激发“本土”想象。与时下年轻人喜欢用“vlog”记录生活一样，这些大学游记或随笔原本只是我记录生活的“朋友圈”，写得多了也就成了“文章”，现在汇成书只是为了让“朋友圈”之外的更多人看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讨论中来，让更多的人对大学的认识不再只是停留在排行榜上，撕下贴在外面“211”“985”“双一流”的标签，看看大学里面的故事。
本书以《什么是好大学？》为名，以一位教师和管理者的身份和视角，从个人经验出发，记录了笔者在旅行、生活中对“好大学”的感知、感想。确切来说，本书是一本关于大学理想的随笔集，收录了21篇文章，收录的不是严谨的学术论文，而是关于大学的观察和漫谈。从具体内容上看，第一部分开篇谈好大学，偏个人经历的理论综合；第二部分溯追历史，拂去历史的浮尘，再忆民国时期的梅贻琦、林文庆以及当代的吴庆星三位大学校长，刻画了三位个性鲜明的中国大学好校长形象，偏事实描述与人物评价，打开记忆的闸门，回想我敬爱的潘懋元、李放两位导师，描绘了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模样，偏个人经历；第三部分是随意联想，看似随意而集中在大学的历史印记与文化符号层面，偏个人想象；第四部分是游历国外，再“读”世界一流大学，包括剑桥、芝加哥、伯克利、哈佛、密西根等大学，感受与概括它们之为一流大学的内涵与品质，偏个人体验与思考。将各部分内容贯连在一起，是想表明好大学需要好校长，要有好老师，还要有好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底蕴。
需要注意的是，书中对大学的相关描述与观点，只是我的一家之言，或许读者有别的体会和看法，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我的原则是：讲自己的感受，供大家参考。虽然现在有很多量化评估与排名可以明确地告诉我们谁是好大学，但我想在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一所好大学，而我所看重和强调的是大学的精神与文化，它体现或渗透在大学的方方面面，包括置身其中的人与物。希望这些经历、见闻和感想，能吸引更多人的关注，能让人们跳出现有的大学评价体系，从另一个视角看大学，让大学更加直观、可感。
如果从自己写第一篇什么是好大学的文章开始算起，至今已近20年。这期间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是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时代，大学已不再是让人景仰、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象牙塔”，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了多数年轻人自然而然的人生经历，大学已经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离不开的话题，无论是“读大学”还是“聊大学”，门槛都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与此相应，“研究”大学也不只是高等教育学者的特权，而是更加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研究”语言也不再是阳春白雪，而是要让民众也能听得明白、看得懂。因此，大学在保留其贵族底蕴的同时，也应不失一种平民化、大众化的风格。二是有关大学理想和理念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给人一种“忽如一夜春风来”的感觉，而这有赖于中国社会转型发展所处的巨大变革与调整期，迫切需要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思想与实践的路线图和地形图。另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自己的年龄上，也体现在认识什么是好大学的变化中。几十年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浸润，自己对大学理想的理解也随之得到了升华，尤其是在厦大工作二十余年，有机会在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前沿阵地，近距离感悟大学的理想与理念之“真谛”。尽管自己已过了花甲之年，但当统完书稿之时，越发认识到自己对大学的认识还是很肤浅，在这部文集中，面对社会的冲击，对大学理想和理念的重新构建，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字里行间折射着暗暗的色彩，甚至有着某种怀旧情结。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怀旧情结却也构成了我思考大学理想和理念乃至“什么是好大学”的逻辑起点。纵览东西方有关大学的描述，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早期每一本阐述大学的论著都喜欢用“理想”或“理念”。例如，从1852年英国红衣主教亨利·纽曼出版世界上第一部《大学的理想》以来，在浩瀚的西方高等教育著作中，选择这一题目的著作较为常见。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学人，在进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之初，也都会把大学理想或理念作为写作的题目。尽管相对来说，我国高等教育在此方面的研究长期是一个“盲点”。但值得强调的是，不论是西方抑或是东方，对大学理念或理想的阐发往往都处于社会转型或大学变革的关键时期。无论是社会还是大学，都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和大学理想与理念的危机。
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写于19世纪中叶，当时英国社会正经受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激烈震荡，社会思想和文化也处于转型时期的迷茫状态，在大学里，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开始盛行，这些思想催生出的新大学以及迅速蔓延的新大学运动，猛烈地冲击着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经典大学理想和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传统的大学理想和理念受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纽曼鲜明地举起传统大学理想和理念的旗帜，为传统大学辩护，痛陈新大学的危害。从表面上看，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反映的是英国新大学运动与传统大学的矛盾，实际上反映的却是英国工业革命引发的传统和现代的矛盾，以及其间深藏的文化和理想的危机。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论》也是如此，弗氏批判性地分析了1930年代之前世界上一些大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现代大学的理想和理念，但他在批判传统大学的同时，依然透露出对传统大学的深深眷恋，并力图把这些传统融入现代大学制度当中。弗莱克斯纳内心的矛盾实际上根源于近代大学制度与现代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也是一本关于大学理想和理念的专著。这本书在1960年代出版，这一时期正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最为复杂和多变的阶段，有人称其为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有人预言高等教育的“危机”正在悄悄到来，“象牙塔”作为经典的大学代名词第一次受到人们的质疑。喧嚣纷繁的外部社会对大学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这些要求杂乱无序，大学的发展因此陷入困惑之中，大学站在了“十字路口”。科尔在书中提出了多元化巨型大学观，这是他为现代大学提出的发展构想，但实际上，这一观念更是现代大学所面临的复杂处境的真实写照。
这一有趣的现象在我国也可以得到验证。之所以我国关于大学理想和理念的研究在过去几年会给人一种“忽如一夜春风来”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高等教育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大学处于急剧变革之中。伴随着社会转型，大学理想和理念的缺失开始凸显，大学开始处于迷茫的状态，传统的价值观受到质疑，新的理念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大学似乎失去了方向，陷入了改革与发展的困境，无法寻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突破口。于是，自然产生了对大学理念和理想的诉求，希冀拨开大学实践纷繁复杂的“迷雾”，找到大学的真谛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事实上，每一次社会转型，每一次大学危机，都在表达着对大学理想和理念的呼唤。因此，每一本有关大学理想和理念的专著在此时出版，无一例外地都扮演着一种“仲裁者”和“引领者”的角色。
这个现象促使我思考大学理想和理念的作用。多年来，我们在进行高等教育研究的时候，更多的是关注制度和实践层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借鉴，更多的是停留在了他们的做法层面。这就产生了一种无奈的现象，即原本在西方实行得很好的大学制度，到了中国也会渐渐失去其作用和优势。我把这种现象理解为对西方大学借鉴上的“理念缺失”。我们只是在实践层面借鉴了制度，但远远没有理解和借鉴好支撑这些制度背后的理念。实际上，在任何一种大学制度的背后，都有大学理念作支撑，现代大学制度其实是观念形态指导下的制度。这种借鉴上的“理念缺失”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下，是难以为我们所察觉的。
我们还可以发现关于大学理想和理念研究的第二个有趣的现象，即西方研究大学理想和理念的学者，大都是大学校长出身，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校长出身。例如，德里克·博克曾是哈佛大学校长，哈钦斯曾是芝加哥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先是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后来担任加州大学总校校长。我国研究大学理念的学者，却多是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几乎没有从事大学管理的经验，更别说做校长的经历。而且，这类论著很多是由作者多年的演讲稿集结而成，不太“论理”，却更像是“宣言”或者是“布道”，力图展现的是自己的大学理想和理念。而我国有关大学理想和理念的著作，更多的是学者的研究结果，看似很重视学理的分析，实际上没有抓住大学的“魂”。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我们所能提出的诘问就是：谁应该提出大学理念？大学理念对谁会更有意义？
在西方，大学校长往往是大学理想和理念的提出者，他们是带着自己的理想和理念去治理大学的，一旦自己的理想和理念在大学难以实施，他们往往会放弃自己的身份，而不是放弃自己的理想和理念。这就为大学理想和理念的实践铺平了道路，观念形态的大学理念最终变成了可操作的大学制度。一所大学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除了有雄厚的财力支持之外，还与校长的理念直接相关，一流大学的背后是以先进的大学理想和理念为支撑的。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大学理念，也就具有了生命的活力。而我国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研究大学理念的学者，仅从学理的角度研究大学理念，既有“纸上得来终觉浅”的痕迹，又有坐而论道的嫌疑。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也可能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种“悲剧”，那就是应该提出大学理念的人提不出大学理念，或者不敢提出自己的大学理念，而那些提出大学理念的人又不能把理念付诸实践。确切来说，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理念与实践层面上的身份错位，中国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勇气，大学理念只是成为了中青年学者的“文字游戏”，或者是大学理念的“乌托邦”。如果这本书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近距离看大学的平台，再由他们去付诸实践，此小书的出版就值了。
我们还可以发现关于大学理想和理念研究的第三个有趣的现象，即我们可以从书名上，对作者所持的大学理想和理念作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凡是直接以“大学的理想”命名的作者，他们所捍卫的基本上是经典的大学理念，崇尚的是绝对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与此相反，那些避开以“大学的理想”直接命题的著作，所表达的则充满了对经典大学理念的不满和批判。最为典型的就是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了。而赵婷婷的《大学何为——理想与现实间的冲突及协调》则采取了一种较为折衷的方法，试图在经典的大学理念与构建新的大学理念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实际上，让一个学者在学理上放弃对经典大学理念的维护，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我也可以理解一个青年学者对大学理想和理念的解读发生变化时内心经历的磨砺。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每一位敢于以“大学的理想”为题阐释自己见解的学者，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特定时期大学理想的“卫道者”，都彰显着自己对大学理想的诉求。但是，今日之大学与昔日的大学相比，在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只有少数社会精英才是大学理想的诠释者，今天，大学几乎走进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个人在成为高等教育受益者的同时，也都成为了大学理想的诠释者。因此，大学理想的界说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作为现实中的大学，面临着大学理念的选择；而作为大学理念的诠释者，也会面临着内心冲突。毕竟经典的大学理念所散发出的魅力是无法抗拒的，学者总是倾向于认为这是大学理念的核心，不太情愿看到它的变化，更不情愿承认多元化的趋势。
我们还可以发现关于大学理想和理念研究的第四个有趣的现象，即大学理想究竟是什么，很难有一个明确答案。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解，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读，不同国度有不同的文化传统，自己的这部书稿也无法给读者一个答案。其实，关于大学的理想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历史告诉我们也不需要一个标准答案。因为大学理想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种装饰，而是凝聚在大学学术生活中的一种文化，是浸润在大学和学者个体身上的一种精神。例如，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金耀基的《剑桥语丝》和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编的《西南联大》都不是专写大学理想的书，但我是把这些书当作阐述大学理想的经典来读的。它们像百年老酒一样，散发着大学理想的醇香。在这些学者笔下，大学理想不是刻板的说教，也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大学的精神和品格。因此大学理想不仅仅需要论理，更需要体悟和感受；对大学理想的体悟，是每一个学者的责任，也只有在这一体悟过程中，才能形成大学的精神与品位。
关于大学理想和理念研究的种种有趣现象，不胜枚举。例如，昔日对大学理想表示出极大关注的主要是在“象牙塔”内经过长期熏陶的学者个体，它彰显的是学者个体对大学价值的判断和人为预设，在某种形式上更像是一种对大学精神的“布道”。今天对大学理想的关注则是在个体的基础上，转向了学者群体乃至国际组织。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发布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就是以国际组织的名义发出的对大学理想的呼唤。《宣言》在西方国家所产生的震撼力有多大，我不是很清楚，但在我国所产生的反响是巨大的，至少在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中，对过去较少言及的大学精神、大学理念、大学理想、大学批判等概念有了初步认识。在我看来，《宣言》在我国起到了一种启蒙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这一代学人都是最早的受益者。
作为一个国际性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宣言》的形式，发表指导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并大谈特谈大学理想和理念，超出了我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命的认识。是否在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大学理想的缺失？是否要重新解读大学理想？为何《宣言》会以世界高等教育陷入“危机”来阐释大学理想？为什么《宣言》中隐含着很多警醒的意味？如果失去大学理想，大学的作用能发挥到何种程度？
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宣言》、重新提倡大学理想和理念这一做法，我们似乎还能够接受，如果当我们发现国际上的一些企业组织也开始关注大学理想和理念、关注大学改革的时候，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感受如何。我曾经产生的第一感受就是“杞人忧天”。1960年代以来，在美国由IBM公司牵头，已经召开了三次“美国高等教育峰会”，并发表研究报告，矛头直指美国大学观念守旧、制度僵化。IBM公司对美国大学指手画脚，纵论大学理想和理念，暂且不论其动机，就其产生的实际效果看，美国的学者、大学和政府已从最初的嗤之以鼻，远离“美国高等教育峰会”，到转而开始寻求与IBM公司合作，共同探讨未来大学的发展。对此种现象，我们能够给出的答案恐怕就是，大学理想和理念已经冲出了个体的樊篱，冲出了教育机构的樊篱，渗透到了非教育组织中，人们都在寻求大学理想和理念的话语权。
有趣的是，同样身在其中，有的在捍卫离我们相对较远的大学理想，有的在抨击被捍卫的大学理想；即使是在同一种语境下，有的认为远离经典大学理想是危机，有的认为远离社会需求是危机。大学在带给人们理想的同时，又带来了诸多困惑。人们习惯于认为大学理想与社会现实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西方学者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称之为“钟摆现象”。但我把大学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称之为“两难现象”，即我们对大学理想的选择和诠释，与社会的要求之间总有一种无形的距离。西方早期关于大学理想的研究，是避开社会现实的，“象牙塔”成了大学理想的代名词，大学理想是一步一步向构建“象牙塔”迈进的。相反，西方后期的相关研究则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径，即从解构“象牙塔”开始。实际上，重建大学理想，社会现实是无法回避的，也不应该回避。搭建大学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桥梁，是今天试图构建大学理想的学者的责任。
我认为，谈大学理想，不谈大学的批判精神是无法深入其实质的。在西方学者对大学理想的著述中，对大学的批判精神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由于价值观和话语体系的差异，我国学者在论及大学理想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绕开了这一话题。在这种躲避当中，既有“无知”的因素，也有“有意为之”。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知”在起作用，都远离了真理，更远离了大学理想的真谛。这部文集也难免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此外，本书虽已尽力用朴素的、平实的语言来描述“好”大学的模样，但在字里行间总是流露出一丝丝“贵族气息”，而这“贵族气息”也正是因为少了一份来自学生对于“好大学”的最直观感受，从而无法真正做到接地气。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的确，学生、教师与管理者有各自的立场和切身利益，对于“好”大学的看法各不相同，“好”大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也没有绝对的标准可言，因此也才有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我想，何为“好”大学仍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论域值得关注的命题。“好”大学犹如一把楔子，可以撬动个体原始冲动，促其追寻内心教育热忱，激发学者使命担当，进而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添薪助力。于我而言，《什么是好大学？》与其说是一部关于大学理想的随笔集，不如说是一部因怀旧情结而不经意间记录的散文集。它跳脱了故作姿态的道德说教，用真挚、真诚、真切的文字留下关于“好”大学的心灵叩问与思想启迪，于静默中见真章，于文化中见真谛，于精神中见真格。“好”大学总归是一种个体性的认知与感悟，但因人类具有的同理心与共情力，使得“好”大学成为了人们的普遍精神追求。“好”大学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却可以有五彩缤纷的回答。我不愿说以飨读者之类的话，而是更愿意以此书来诱发读者有关何为“好”大学的思考，而你的内心冲动与渴望恰是本书出版的意义与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