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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领导革命，怎样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谋求民族独立，让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坚持问题导向的工作方法，不断发现革命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不断探索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为着眼于实现民族独立，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
，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实践已经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充分地认识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可见，毛泽东同志正是着眼于中华民族实际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党的理论与实践，作为制定革命路线、开辟革命道路的思想武器，以理论创新带动革命发展，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带领中国人民走向革命的胜利，问题导向也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与实践起点。
近代以来，“中国正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和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统治，战乱频发，民生凋敝，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灾难深渊，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
，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数仁人志士奔走呼号，前赴后继，寻找救亡图存的方向，试图救国家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再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为解决中国问题进行不懈探索，付出巨大努力，但始终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究其原因，是他们没能准确抓住事关中国革命成功与否的重大问题，没能正确分析中国前进道路上首先最应解决的现实问题，对问题的理解不透彻，对问题的分析不深刻。例如，晚清重臣们没有看到，中国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落后腐朽的封建社会体制严重阻碍中国的发展，而仍在原有体制框架的桎梏内进行各种尝试探索，其结果一定是南辕北辙；领导参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人士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他们还缺乏对人民群众的发动与引导，因而其努力一定是事倍而功半。在革命中的挫折与失败迫使人们进行不断探索，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也正是在寻求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并认可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彻底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华民族开始艰难地但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
。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正确科学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等问题，明确要以“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从根本上回答了事关中国革命成功与否的重大课题。
“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
革命的伟大实践不仅是对理论的遵循践行，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问题导向的生动案例。“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问题意识贯穿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的始终，他很早就为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作出过大量思考，以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抒发自己渴求找到能够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正确出路的愿望。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深刻地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错误指导下，放弃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放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幻想以妥协求团结，以退让求安全，不善于也更不敢于同资产阶级右派作必要的坚决斗争，犯了右倾错误。
为了解决这一事关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深刻总结右倾机会主义带来的惨痛教训，深入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认真分析中国革命遇到困难的根本原因，透过大革命失败的表面现象，直达遭遇挫折的问题本质，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大方向，必须充分发动和武装工农大众，让革命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依靠人民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实现对农民、小资产阶级尤其是革命武装的领导权，并坚持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独立自主的基本要求，明确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从而在解决右倾机会主义问题的过程中，逐渐找到完成革命任务的新道路。
毛泽东同志指出：“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八七会议后，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错误影响，中共中央的“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主张使零星的小范围农民暴动扩展为“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使暴动的城市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忽视敌我力量对比的客观情况与大革命失败后的低落情绪，强行命令党员干部在全国各地城市组织没有胜利可能的武装起义，造成了革命力量的重大损失。为了解决“左”倾盲动错误带来的巨大问题，肃清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影响，毛泽东同志在秋收起义后在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基本特征出发，冲破共产国际和“左”倾盲动主义的束缚，指出党的革命工作中心应该放在农村，其思想集中体现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当中，有力化解了在革命低潮时期党内出现的悲观情绪，以及“城市包围农村”错误革命路线的问题。不过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扩大，革命形势出现好转，党内的“左”倾思想再次抬头，认为“有极大可能转变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坚持以城市为中心，批评“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随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再次使革命事业遭遇挫折，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损失，十多个省委机关的秘密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虽然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左”倾冒险为主要特征的错误路线，但随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比之前的“左”倾错误更加严重地混淆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要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坚持以城市为中心，不顾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照搬共产国际指示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将中国革命道路带入歧途。
“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红军的屡次失利以后，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要求彻底肃清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解决事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1935年，党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可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再次遭遇挫折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集中统一的正确领导，在于党早期领导人坚持“左”倾思想的错误路线，从而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认真听取广大党员的现实要求，深层次直达问题本质，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从根源上解决革命问题的过程中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最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
。在此国家民族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为促成国共两党合作，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包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提出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为了实现共同抗日，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回应了全国人民一致抗战的高涨呼声，向国民党作出重大让步，展现出解决问题的极大诚意，终于促成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
但是，仅仅解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是不够的，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国内对如何抗战的问题有着许多不同认识，特别是“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思想严重阻碍了抗日战争朝着正确有利的方向发展。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并总结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的种种经验，批判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先后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指出中日双方存在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这四个基本特点；准确预测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深刻阐明要想取得抗战胜利必须依靠人民战争，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系统详细地论述我们要在抗日战争中采取的战略方针，要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阐明了抗日战争的基本发展规律，指出了通过人民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必然道路，鼓舞振奋了全国人民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决心。
抗战胜利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继续进行革命，仍然重视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注重解决问题。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结论报告中列出17条困难，告诫全党“准备吃亏”，这17条困难同时就是17条可能在革命中遇到或已经遇到的问题：一是外国大骂；二是国内大骂；三是被国民党占去几大块根据地；四是被国民党消灭若干万军队；五是伪军欢迎蒋介石；六是爆发内战；七是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了希腊；八是“不承认波兰”，也就是共产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九是跑掉若干万党员；十是“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十一是“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十二是经济困难；十三是“敌人兵力集中华北”；十四是“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十五是“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十六是“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十七是“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对此，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
，“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从底线思维入手，以问题为导向，合理预见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矛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始终将问题导向作为指导未来革命工作的出发点与突破口，将其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方法。
抗日战争的胜利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分析问题、把握问题，深入透视问题本质，更依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与立足底线的处世智慧，充分预计困难存在的客观条件，长远看待前进道路的曲折阶段，绝不因一时的困境而丧失信心，更不会因为敌人的强大而失去斗志，而是辩证发展地看待问题，积极乐观地解决问题，并依靠民为邦本的治世之道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凭借人民的力量战胜一切来犯之敌、克服任何艰难挑战，继续破解革命道路上的重大问题。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生产力十分低下，毛泽东同志曾谈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对此，毛泽东同志认为：“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为了解决生产力低下、工业发展水平落后的问题，经过1949年以后三年的努力，我们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国民经济得到恢复，政治、经济及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随后，毛泽东同志借鉴苏联经验，进一步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一化三改”，使我国短时间内在重工业建设领域取得重大成就，建立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采取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避免照搬照抄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过激行为，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防止可能发生的剧烈社会动荡与冲击；用和平方式进行改造，“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创造性地开辟探索出符合我国具体特征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但是，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与波匈事件的爆发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促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模式进行重新思考，为了避免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同苏联一样的僵化问题，毛泽东同志以苏为鉴，充分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于1956年提出当前和未来社会主义建设应重点把握和解决的十大问题，即《论十大关系》，“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
，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以问题为导向，有效把握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应恰当。”
在1949年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发扬革命时期重视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的优良传统，看到基于中国建设具体情况的矛盾问题，深入分析矛盾发生的背景、成因以及内在性质，仍然在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以重大问题为导向，以他国问题经验为借鉴，以中华智慧为指引，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在立足国情、把握时代、发扬文化中，直达问题本质，准确破解问题，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
可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带领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取得胜利，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
1934年11月下旬，从中央苏区出发的红色大军，连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到达湘江边。面对敌军凭借湘江天险设下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广大指战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无数红军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滔滔湘江水。“从此不食湘江鱼”，是当地人民心中对牺牲红军最痛彻的怀念。经过这场长征以来最惨烈的战斗，中央红军虽然绝地逢生，暂时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初征的严重受挫，使广大红军将士对“左”倾领导者越来越不满，认为仗再也不能这样打下去了。“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的呼声，日益高涨。
……
1月7日凌晨占领遵义，一时间迅速甩开了敌军几十万追兵，获得了进行短暂休整的机会。这为中央召开会议，总结历史经验、纠正错误领导，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此前后，长征行军途中，毛泽东同志从革命大局出发，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帮助一些同志明辨是非，转变立场，得到他们的支持。
著名的“橘林谈话”，就发生在这一时期。根据耿飚同志的回忆，1934年12月下旬，张闻天随军行进至黄平时，对王稼祥说要更换中央军事领导。他说：“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首先将他的话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在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关键时刻，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也纷纷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到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认识上基本取得一致。
经过血与火的洗礼，遵义会议，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召开了。
……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开三天，作出了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伟大抉择。
……
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全面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博古主持会议，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同时，他还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等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经过三天激烈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手稿是这样记载的：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正是由于成功解决了这些重大问题，特别是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毛泽东同志成为事实上的指挥者，从而使遵义会议成为我们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