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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
正确找到并有效破解当前存在的重大问题，是任何一个时代的真切呼唤，是处于这个时代人民的真诚呼声。问题与理论往往如影随形、相伴而生，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不仅是时代的呼唤，更是理论的出发点，是理论诞生的宝贵养料，人类历史上任何程，人类实践的过程就是问题不断产生、理论持续发展、问题接连解决的过程。因而问题
理论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生成与发展都是对当时实践以及实践过程中所遇到问题的集中反映，是在研究问题中对时代呼唤的具体回应。
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这深刻证明问题存在的时代也就是理论创新成果的高产时代，实践需要的时期也就是理论突破最可能得以实现的黄金时期。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要以回应时代问题为基本前提，如果不能正确找到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不能听到时代发出的紧迫呼声，不能破解横亘在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无法取得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更无法用事实说话，造福整个人类社会。“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历史表明，人类社会实践中重大问题集中凸显、重要难题集中爆发的时期往往是重大理论得以生成、发展并逐步完善的特殊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诸子学说齐放、百家理论争鸣，正是由于春秋各国、战国七雄之间连年纷争，群雄逐鹿，各国诸侯亟需先进的理论学说指导国家发展、军事进步，进而在战场上击败敌国，开疆拓土，完成一统中原的宏图伟业，结束连年战乱的苦难纷争。也正是国家治理水平进步，社会生产力提高，军事实力的强烈需要进而发展，为百家学派思想竞相迸发提供深厚广阔的现实土壤，为光辉理论集中涌现提供证明其实践价值的历史舞台，使得诸多学说历经两千多年岁月沉淀仍不失其思想伟力，反而历久弥新，永久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教育启发世代中国人始终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时至今日，这些光辉的理论思想仍继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渊源与宝贵的思想养料。
从现实来看，“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而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和理论都是应社会实践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对发展问题的解答就构成了对时代呼声的回应，就促进了理论的创新。马克思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能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就完成了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蕴含着对解决问题方法的成功探寻。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必然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都是当今时代发出的迫切呼声。例如，如何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由过去传统粗放模式向现代高效、集约、绿色、可持续的方向转变，实现发展的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动力变革，以及近年来出现的生态环境污染、收入分化严重、教育医疗卫生优质资源不足、食品药品安全、社会保障、住房就业等民生领域的重大问题，都在倒逼着我们不断加强理论探索，作出科学合理的解答，都在不断促使我们思索如何优化经济结构，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入研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研究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研究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因此，解决重大问题，要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就是要坚持理想不动摇、认清现实不盲目、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不徘徊，否则就会影响我们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进程。我们要在面向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新的理论，使我们的理论真正结合中国的国情，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发挥其应有的效用与功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直面时代问题、回应时代声音、解决时代难题的过程中应运而生，就是“从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产生的‘中国问题’尤其是时代性课题的解答中产生出来的”
。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进行了集中总结，指出十年前我们在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问题，包括：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不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严重存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民生保障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不完善，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香港、澳门落实“一国两制”体制机制不健全；国家安全受到严峻挑战；等等。这些问题就是迫切需要我们进行回应的时代呼声。
在破解这些难题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聆听时代、回应时代，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实践包括：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实现小康的千年梦想，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确立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准确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由此可见，正是在重视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用实践取得的成就创立并丰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其集中概括为“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在坚持问题导向、苦干实干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
不仅中国人民的历史实践与时代探索证明了理论应时代呼唤而产生、应时代需要而发展，西方各种理论的蓬勃兴起也同样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
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汉密尔顿等人著的《联邦党人文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著作，尤其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西蒙·库兹涅茨的《各国经济的增长》等等光辉的理论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
。
具体而言，在18世纪，英国凭借蒸汽机的发明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英国手工业开始向机械化过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世界工厂”，资产阶级也随之逐步壮大，逐步登上历史的舞台。但是，英国的经济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残余封建势力和当时普遍流行的商业体系限制政策的束缚，传统封建保守势力依旧强大，封建经济仍然普遍存在，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处在壮大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了满足其更多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诉求，他们积极开展争取政治权利的自由主义改革与革命运动，亟需一种反对国家干预、宣扬自由主义经济的理论，力求为其提供实践上的支撑与指导，从而依靠自由的经济学体系为其争取普遍利益开辟新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亚当·斯密肩负起他的历史使命。1776年，《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正式出版，标志着英国经济政策由传统保护主义开始过渡到自由竞争的巨大转变，奠定了以自由主义领航的西方经济理论体系基础。此后，西方的经济理论依然紧跟时代需要不断发展，依然紧随时代呼声不断前进。进入20世纪，被西方世界奉为圭臬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遇到了发展上的问题，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社会矛盾加剧，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英国政府在战争中开支剧增，被迫终止实行多年的金本位制度，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的还有规模巨大的失业大军，引发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不能有效地维持经济增长，更无法解决新出现的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针对时代问题，开始思考货币、失业、通货紧缩、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论证了国家直接干预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有效需求不足，主张政府采取扩张型经济政策，以刺激需求增加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有效缓解了由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问题。他的这种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的经济思想也正是通过回应时代呼声，破解时代难题，成为整个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