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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系统观念，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整体观念。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智慧就蕴含着丰富的整体观念，强调和注重把握事物之间的整体性、和谐性和统一性。比如“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万物”的宇宙整体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群己一体观，“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天人合一观，“知行相资以为用”的知行统一观，“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天下观，等等。
坚持系统观念，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宇宙整体观。中国传统的宇宙整体观说明了宇宙万物的起源，强调世界是物质多样性的统一体。《周易·系辞》云：“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意思是说，太极是天地未分的统一体，是世界的本原。太极如何产生万物呢？太极是世界产生总过程的开始，由太极出生天地（阴阳），天地运行而有四时，四时运行演变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然后万物生成。宇宙万物整体相连，变化不停，循环不息。并且在中国古人看来，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也是相生相克的。比如中国古代的五行说便是最集中的体现。五行说把日常生活中的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作为构成宇宙万物及各种自然现象变化的基础。将五行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认为各元素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对立统一关系，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协调。所谓五行相生，即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由此则万物生长。所谓五行相克，即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由此则万物消亡。相生与相克也是统一的，只有相生没有相克，则无法保持平衡发展；只有相克没有相生，则万物无法生息。
坚持系统观念，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群己一体观。在看待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家与国的关系上，中国古人也是整体地把握、系统地看待，认为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家与国之间就是一个整体系统，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比如对于家与国的关系，《礼记·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古代那些想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就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就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想要整顿好家的人，就要先进行自我修养；想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就要先端正他的思想。思想端正了，然后自我修养完善；自我修养完善了，然后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整顿有序了，然后国家安定繁荣；国家安定繁荣了，然后天下平定。在这里，个体、家、国、天下之间便构成一个环环相扣的有机系统，相互联系、相互统一。对于群己关系，荀子也认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意思是说，人的力量没有牛大，人的赶路速度没有马快，那么，牛和马为什么会被人驱使呢？因为人是群体性的，有合作的能力，而牛和马没有。也就是说，人是社会性的人，个体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离不开社会和群体，群体生活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
坚持系统观念，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世界观、自然观的集中体现，体现了中国古代关于天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相通相融的系统观点。如汉儒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张载在《正蒙·乾称》中也指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所谓天人合一，即把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看待，而非对立地、孤立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正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自然不是外在于人的“他者”，人与自然是一致且相通的，天道与人道是一致且相通的。“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黄帝内经·灵枢》）因此，中国古人认为人应当敬畏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由此达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实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坚持系统观念，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说：“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礼记章句·中庸衍》）他认为，知与行有着不同的功用，不可以混淆，但这种区别也使得知与行可以相资互用、互为支持。朱熹认为：“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朱子语类》卷十四）只有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认识得越清楚明白，行动起来才越坚定有力，而越付诸行动，则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认识得越深刻。知与行，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创造历史的两种基本活动。知与行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是统一的有机系统。在两者的辩证关系中，知是基础，是前提，而行是重点，是关键。在实践中，必须要坚持知行合一，做到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学以致用。
坚持系统观念，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中和之道。中和之道本质上也是一种系统思维，是中国传统智慧里注重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关系的和谐、协调、平衡状态的思维方法。《礼记·中庸》中有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中”是天下万物的根本性质。朱熹在解《中庸》之题时指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和”则是人们普遍遵守的普遍法则，即和谐圆融、协调平衡。只有达到了中和，天下万物才能各得其所，协调平衡发展。从根本意义上讲，中和之道首先体现了一种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方法，追求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礼记·中庸》中有言：“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在国家治理层面，执两用中就是要注重从长远和全局出发，兼顾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可偏颇。正如清朝学者陈澹然在《迁都建藩议》中所讲的：“惟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意思是说，不从长远角度思考问题，就难以谋划周全一时之事；不从全局利益考虑问题，就难以谋得局部之事。国家治理作为一项系统的工程，必须统筹兼顾，协调好各个领域的发展。另外，“和而不同”则是中和之道的精髓所在。郑玄曰：“宫商角徵羽，杂比曰音，单出曰声。”（《史记·乐书》）宫、商、角、徵、羽是中国古代音律中的五个音阶，每一个音阶称为声，而五个音阶杂糅配合，形成一定旋律，便为音，声和音这两个事物达至和谐统一的状态，便会产生优美的音乐。在这里，音就是一个系统，而声便是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各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指通过一定结构将各个要素有机联系起来，使整体具备单个要素所不具备的功能，由此达到和谐统一。因此，“和而不同”强调的就是有差别的同一，讲求的是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其实质即是在尊重事物多样性、丰富性、差异性的基础上求得事物之间的平衡、协调和统一。自古以来，“和而不同”便被看作是正确处理国家治理中人与人、人与自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条黄金法则，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情怀。
坚持系统观念，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求同存异的和谐发展理念，认为万物相辅相成、和实生物。这种理念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包、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中华民族一直是富于“天下”（世界）观念的，主张行大道、谋大同，正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行大道于天下，就是要以天下观天下，就是要站在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天下高度谋求和平与发展，实现天下平、大同至。天下观是中国古人对世界系统和秩序的看法，这种观点把天下作为表征地理空间、文化心理、秩序理念的有机体，寻求建构天下秩序的统一性。比如，《尚书·尧典》中讲：“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其本意是指最高决策者在把自己家族和国家管护治理得井然有序的基础上，再将其他各国各族凝聚起来形成合力，使天下不同国家的百姓协作共事、和睦相处。
坚持系统观念，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见微知著思维。《韩非子·说林》中讲：“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意思是看到事物微小的迹象，就知道其发展的趋势和程度。《文子·九守》中也讲：“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为主，故圣人以道邪天下，柔弱微妙者见小也，俭啬损缺者见少也，见小故能成其大，见少故能成其美。”在中国古人看来，国家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规划、协调推进，既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善于观大势、谋大局、抓大事，更要注重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善于见微知著、见端知末、防微杜渐，做到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从逻辑关系上讲，只有首先做到了小中见大，通过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才能真正做到抓大放小，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道德经·第六十三章》中云：“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意思是说，解决困难的事要在还容易解决时去谋划，做大事要从细小处做起。天下的难事都是在容易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天下的大事都是从细小的地方一步步形成的。大与小、近与远、点与面是辩证的，落实到国家治理上，便是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见微知著思维强调的就是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立足局部、把握全局，在长远和全局的高度审时度势，抓住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