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观念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现代系统科学的发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导言”“《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等篇目和相关札记中对自然科学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阐述。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和辩证法是相辅相成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辩证法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而辩证法则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有着重要指导作用。在“《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随着经验的自然研究的不断发展,产生了一种迫切的理论概括的需要,这一需要就是既要对每一个自然研究领域中所积累的大量实证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也要为每个部门之间确立好正确的关系。这就意味着“自然科学便进入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 ,因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恩格斯进一步明确指出,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于当前的自然科学研究来说,最重要、最管用的理论思维形式便是辩证法,“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 。
客观世界是一个系统。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论是其存在还是其演变,都是在一定的系统下进行的,这已被科学的发展所不断证实。我们可观察到的宇宙,在其100多亿年的产生和演化史中,把宇观、宏观和微观世界结合为一个系统整体。地球的历史生动地呈现了从无机物到有机物再到生命物质的进化过程。人类只是这一自然进化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的实践历史,就是自然界、社会与思维相结合的写照。
正在蓬勃发展的现代系统科学,是人类对客观系统不断探索的阶段性成果,它标志着人类思维能力的进化已达到新的阶段。由于系统思想的研究对象一般都是复杂系统,复杂系统的特点是因素众多、结构复杂、整体性强,而且具有随机性、非线性、不稳定、非平衡和多种发展可能等特点,用传统的研究方法解决复杂系统问题,就显得捉襟见肘。系统科学是适应科学研究对象由简单性向复杂性转变、由以个体为中心向以系统为中心转变而产生的。建立在系统科学基础上的系统思想对于解决复杂系统问题,显示出了传统方法不能与之相比的优越性。所以,系统思想就为解决复杂系统问题和进行战略思维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诞生于20世纪中叶,以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为核心的系统科学,是在当时的科技条件基础上,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政治需要、军事需要而产生的。系统科学研究横跨一切领域、一切科学、一切部门、一切物质运动形式,具有系统、控制等共同属性和共同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系统方法是科学方法论的创新,它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普遍性,广泛应用于研究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乃至整个社会问题,打破了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的传统界限。系统科学方法突破了传统方法的思维模式,成为审视全局、系统分析的有效工具和方法。系统方法是战略思维的基本方法之一。系统科学遵循着一条从整体到局部、从系统到元素的研究途径和思维方式,对系统、结构、功能、模型进行分析、综合、判断、归纳和演绎,并始终把整体综合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系统科学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把研究与思考对象当作整体的、运动的、活生生的、相互联系的复杂系统来考察,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
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系统理论陆续确立并不断发展,推动现代系统科学迈向新的阶段。耗散结构理论最早由比利时物理化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普里戈金提出,它是关于非平衡系统自组织的理论,强调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种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结构,由于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或能量才能维持,因此被称为“耗散结构”。也就是说,一个孤立封闭的系统,只会自发地发生熵增,自发地走向无序和瓦解。反之,只有一个开放和非平衡的系统,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1971年,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则提出了协同的概念,创建了协同论。协同论是研究协同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规律的理论。协同论基于“很多子系统的合作受相同原理支配而与子系统特性无关”的原理,主张虽然各种各样的系统有着不同的属性,但是从整体来看,各个系统间却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