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説明

《孝經》是一篇集中闡述與“孝”相關主題的文章，以對話爲基本體式，問答的雙方是 孔子 及其弟子 曾參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 曾參 …… 孔子 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 孔子 爲 曾子 陳孝道也。”《孝經》符合 春秋 戰國 時代 孔子 與七十子對話這一類文體的典型特征。 孔子 與七十子、 孔 門弟子與再傳弟子之間的對話，流傳至今的有《論語》《禮記》《孔子家語》《孔叢子》中的很多篇目，這些篇目中有一些是 孔子 與弟子問答的真實記錄，另一些則是 戰國 儒生僞託 孔子 與弟子的對話而創作的篇章。無論是否確爲 孔子 及其弟子、再傳弟子的言論，它們都是經學文獻中所謂“記”“傳”一類最具代表性的篇章，構成 春秋 戰國 文獻非常重要的一個層次。

從《孝經》稱 曾參 爲“ 曾子 ”以及通篇條理分明的論述來看，它更接近於 戰國 時代僞託 孔子 及其弟子問答而寫成的這類文本，這類文本的代表有《禮記》中的《哀公問》《中庸》《禮運》《儒行》等著名篇目。雖然這類文本的内容不能説純粹是後人憑空創作出來的，但明顯經過了人爲地整理、修飾和添補，更多反映了 戰國 時代儒生的思想。《孝經》對於“孝”的系統論述，同樣也經過了類似的加工與再創作。

《呂氏春秋·察微》《孝行》兩篇都引述過《孝經》的内容，《察微》篇還提到了《孝經》之名，説明《孝經》的成書當在 戰國 晚期之前。從文獻流傳的角度來看，單篇文章單獨流傳，或者尚未形成固定篇目的數篇主題、性質相近的文章組合在一起流傳，是 戰國 時代文獻流佈的重要形式。 漢代 典籍中的不少篇目原先是單篇流傳的，近年出土的 戰國 竹書文獻很好地佐證了這類情況。 郭店 簡《緇衣》、 上博 簡《武王踐阼》都是單獨成篇的。到了 漢代 ，經過 戴德 、 戴聖 的輯錄，大量與禮相關的篇目被輯入 大 、 小戴 《禮記》。這些篇目雖然性質差異很大，但自此之後便以《禮記》之名整體流傳。還有一些未編入《禮記》的 戰國 、 漢代 禮類文獻就逐漸亡佚了。《孝經》就其根本性質來説，也屬於《禮記》收錄的這一類述禮文獻。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漢書·藝文志》小序） 由於《孝經》所闡釋“孝”的義理與 兩漢 政治構建有著密切的關聯，其在 漢 初即得到 漢 廷的大力表彰。 西漢 時代， 漢文帝 設立《孝經》博士。 漢宣帝 曾師受《孝經》，並於 地節 三年（公元前67年）十一月下詔“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漢書·宣帝紀》） 。 東漢 時代， 漢明帝 曾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别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後漢書·儒林列傳》） 。在這樣的政治思潮推動下，《孝經》保留了其在 戰國 時代單篇流傳的形式，成爲 漢代 儒家學者注釋研討的重要經典。

古文《孝經》 孔安國 《序》（後簡稱“ 孔 《序》”）説：“及 秦始皇 焚書坑儒，《孝經》由是絶而不傳也。”説明《孝經》在 秦代 也屬於 秦 律絶禁的一類書籍。《隋書·經籍志》記載“遭 秦 焚書，爲 河間 人 顔芝 所藏。 漢 初， 芝 子 貞 出之，凡十八章”， 孔 《序》説“至 漢 興， 建元 之初， 河間王 得而獻之，凡十八章”。可見， 西漢 首出的《孝經》文本是 河間獻王 所得的《孝經》。《漢書·河間獻王傳》稱“ 獻王 所得書皆古文 先秦 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説、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孝經》没有被《河間獻王傳》提及，大概是由於也被歸爲《禮記》一類，即“七十子之徒所論”的範疇，由六國古文寫成。大概由於 河間獻王 王廷儒生在將古文轉錄爲隸書過程中的 誤 識 誤 讀， 孔 《序》説 獻王 所獻的《孝經》“文字多 誤 ”。在當時人看來，這部《孝經》是一個錯 誤 較多的版本。 孔 《序》説“ 河間王 所上雖多 誤 ，然以先出之故，諸國往往有之”，並且“ 漢 先帝發詔稱其辭者，皆言‘《傳》曰’，其實今文《孝經》也”。由 河間獻王 所獻的首先改錄爲隸書的《孝經》，在 西漢 時代被稱爲“今文《孝經》”，在 漢 帝國内 廣 泛流傳。 西漢 皇帝所發詔書引 河間獻王 所獻《孝經》將之稱作《傳》，大概是因爲時人認爲《孝經》是“ 孔子 爲 曾子 陳孝道”的問答，屬於經典中“傳記”這一層次的文本，因此引作“《傳》曰”。這與《河間獻王傳》説所獻文獻“皆經、傳、説、記，七十子之徒所論”，正可相互發明。《漢書·藝文志》載 西漢 初年，“ 長孫氏 、博士 江翁 、少府 后倉 、諫大夫 翼奉 、 安昌侯 張禹 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 長孫氏 、 江氏 、 后倉氏 、 翼氏 、 張氏 等諸家所傳的，無疑都是得自於 河間獻王 的《孝經》隸寫本。

孔 《序》云：“後 魯共王 使人壞夫子講堂，於壁中石函得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載在竹牒，其長尺有二寸，字科斗形。”《漢書·藝文志》云：“……唯 孔氏 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説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孝經》的另一傳本古文《孝經》最初得自於 魯恭王 所壞的夫子講堂，共二十二章，與今文《孝經》十八章分章不同。 許慎 《説文解字敘》 （今本《説文解字》卷十五上） 云：“壁中書者， 魯恭王 壞 孔子 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所舉《孝經》即指古文《孝經》。 孔 《序》記載：“ 魯 三老 孔子惠 抱詣京師，獻之天子。天子使 金馬門 待詔學士與博士群儒，從隸字寫之；還 子惠 一通，以一通賜所幸侍中 霍光 。 光 甚好之，言爲口實。時王公貴人，咸神祕焉，比於禁方。天下競欲求學，莫能得者。每使者至 魯 ，輒以人事請索。或好事者，募以錢帛，用相問遺。 魯 吏有至帝都者，無不齎持以爲行路之資。”根據 孔 《序》的説法，古文《孝經》由 漢 廷 金馬門 待詔學士與博士群儒用隸書寫定，整理的質量比 河間獻王 所獻的今文《孝經》要好。 漢武帝 寵信 霍光 ，因此獨賜 霍光 寫本一通。這一隸寫本在 長安 “王公貴人”中流傳，却秘不示人。天下學士對於古文《孝經》的欲求由此愈切，以至於造成“每使者至 魯 ，輒以人事請索”或者“ 魯 吏有至帝都者，無不齎持以爲行路之資”的奇觀。對於古文《孝經》一書難求情形的描寫，雖有 孔 《序》擡高古文《孝經》的嫌疑，但也從側面反映了時人由於古文《孝經》整理隸寫更佳，從而看重古文《孝經》的實況。 許慎 之子 許沖 《進〈説文解字〉表》 （今本《説文解字》卷十五下） 云：“《古文孝經》者， 孝昭帝 時 魯國 三老所獻。” 霍光 爲侍中在 漢武帝 元狩 （公元前122年至前117年）中， 武帝 命 公孫弘 廣開獻書之路在此前的 元朔 五年（公元前124年）， 孔子惠 獻書當在此後不久。 許沖 或將 武帝 誤 作 昭帝 ，説《古文孝經》乃 孔子惠 獻於 昭帝 之時。

雖然古文《孝經》的隸寫本比今文《孝經》更爲可靠，但是却改變不了“ 河間王 所上雖多 誤 ，然以先出之故，諸國往往有之”的局面。 西漢 時代，今文《孝經》远比古文《孝經》流行。 孔氏 爲了破除一部分學者“反云 孔氏 無古文《孝經》，欲矇時人”的謡言，“發憤精思，爲之訓傳，悉載本文，萬有餘言，朱以發經，墨以起傳，庶後學者，覩正誼之有在也”，用朱墨二色寫成古文《孝經》之《傳》（即 孔安國 《傳》），從而鞏固了古文《孝經》“今中祕書皆以 魯 三老所獻古文爲正”的地位。由此， 魯國 三老 孔子惠 所獻的古文《孝經》成了 漢 廷藏書的標準版本，而民間 廣 泛傳習的則是 河間獻王 所獻的今文《孝經》。

由 西漢 初期發現的兩個由 戰國 文字寫成的《孝經》文本，經過不同的整理寫定的路徑，奠定了後世今文《孝經》與古文《孝經》兩大系統。其後今、古文《孝經》分别流傳。 漢代 傳習《孝經》的學者衆多，《漢書·藝文志》臚列了十一家，共五十九篇。其中《孝經古孔氏》一篇即指 孔安國 所傳的古文《孝經》二十二章，列於《孝經》類之首。《孝經》一篇則指今文《孝經》十八章，有 長孫氏 、 江翁 、 后倉 、 翼奉 四家的傳本。《長孫氏説》二篇，《江氏説》《翼氏説》《后氏説》各一篇，爲四家對今文《孝經》的解説。《雜傳》四篇，當是 西漢 與《孝經》相關的四篇文獻，今已亡佚，源流不明。《安昌侯説》一篇爲 安昌侯 張禹 對今文《孝經》的解説。其餘的《五經雜議》十八篇、《爾雅》三卷二十篇、《小爾雅》一篇、《古今字》一卷、《弟子職》一篇，都不是《孝經》一類的文獻。 班固 注《五經雜議》即《石渠論》，《爾雅》《小爾雅》是故訓的匯錄，《弟子職》是今傳《管子》中的一篇。這些被《漢書·藝文志》歸於《孝經》類目，不知依據所在。

《隋書·經籍志》篇序云：“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 長孫 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並前合爲二十二章， 孔安國 爲之《傳》。”此即 孔 傳《古文孝經》。此本至“ 劉向 典校經籍，以 顔 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 鄭衆 、 馬融 並爲之注”，就是説 東漢 古文諸家所注的古文《孝經》是經過 劉向 整理的十八章本，分章與 孔安國 傳《孝經》二十二章本不同。 劉向 整理本《孝經》與今文做過校勘，因此文字與 孔 傳《古文孝經》也有小異。後來 鄭玄 所注的《孝經》即是此 劉向 本。（不過《隋書·經籍志》對 鄭氏 注《孝經》頗有疑義，認爲此本“相傳或云 鄭玄 ，其立義與 玄 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另外， 許沖 《進〈説文解字〉表》云：“《古文孝經》…… 建武 時，給事中議郎 衛宏 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説。”説明 劉向 之後，《古文孝經》又經過 衛宏 的校勘。

朱彝尊 《經義考》除了舉 孔安國 、 長孫氏 、 江翁 、 后倉 、 翼奉 、 張禹 六家之外，補 東漢 傳《孝經》者： 何休 、 馬融 、 鄭玄 、 高誘 、 宋均 五家。根據 許沖 《進〈説文解字〉表》， 許慎 《説文解字》引用的《孝經》皆古文《孝經》， 許慎 又曾學《孝經孔氏古文説》。 許沖 之説頗爲可信，所謂《孝經孔氏古文説》，當即 孔 傳《古文孝經》，這是古文《孝經》及孔《傳》在 東漢 時期仍然傳習有序的明證。《隋書·經籍志》所錄的《孝經》著作存十八部，計六十三卷。《舊唐書·經籍志》載《孝經》二十七家。《新唐書·藝文志》錄《孝經》類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可見《孝經》在 漢 唐 之間傳習 廣 泛，由此名家者衆多。另有 畢沅 《傳經表》、 洪亮吉 《通經表》、 唐晏 《兩漢三國學案》等表志，統計的時代更寬，所列注疏《孝經》學者更多。 邢昺 《孝經注疏序》云：“自 西漢 及 魏 ，歷 晉 、 宋 、 齊 、 梁 ，注解之者，迨及百家。”

《隋書·經籍志》著錄《孝經》 孔安國 傳一卷、《孝經》 鄭玄 注一卷。《隋書·經籍志》記載 南北朝 時期 孔 傳《孝經》與 鄭 注《孝經》的流佈情況：“ 梁代 安國 及 鄭氏 二家並立國學，而 安國 之本，亡於 梁 亂。 陳 及 周 、 齊 ，唯傳 鄭氏 。至 隋 ，祕書監 王劭 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 河間 劉炫 。 炫 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 鄭氏 並立。儒者諠諠，皆云 炫 自作之，非 孔 舊本，而祕府又先無其書。”以此觀之，早在 隋代 已有學者頗爲懷疑 孔 傳《古文孝經》的真僞，認爲 孔 傳非 西漢 孔安國 所作，而是出自當時學者 劉炫 的僞作。經過 日本 學者 林秀一 《〈孝經述議〉復原研究》的研究，可以斷定今傳本《古文孝經孔傳》成書在 劉炫 《孝經述議》之前，今本《古文孝經》的 孔 《傳》即便不是 西漢 孔安國 所傳的舊本，成書也不會晚於 南梁 時代。

邢昺 《孝經注疏序》云：“至 有唐 之初，雖備存秘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 孔安國 、 鄭康成 兩家之注，並有 梁 博士 皇侃 《義疏》，播於國序。” 唐 開元 初年， 玄宗 鑒於秘府所藏的《孝經》諸家注本“辭多紕繆，理昧精研”，“乃詔群儒學官，俾其集議”。左庶子 劉知幾 主張行用古文，辨説 鄭 注《孝經》有“十謬七惑”；國子祭酒 司馬貞 斥責 孔 《傳》“鄙俚不經”，認爲是近儒妄作；其餘諸家《孝經》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因此不能抑 孔 揚 鄭 ，要求“ 鄭 注與 孔 傳，依舊俱行”。 唐玄宗 最終裁定“ 鄭 仍舊行用， 孔 注傳習者稀，亦存繼絶之典”。《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錄有古文《孝經》 孔安國 傳一卷、《孝經》 鄭玄 注一卷。

唐代 爲《孝經》作注疏者衆多，有 賈公彦 、 魏克己 、 任希古 、 元行沖 、 尹知章 、 孔穎達 、 王元感 、 李嗣貞 、 平貞眘 、 徐浩 廣 等諸家見於書志。其中以 唐玄宗 注流佈最 廣 ，對後世影響力最大。 唐玄宗 曾前後兩次親自注解《孝經》。第一次在 開元 七年至 開元 十年（公元719年至722年）間， 玄宗 “於先儒注中，采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注解”。 玄宗 御注《孝經》完成於 開元 十年，《舊唐書·玄宗紀》載“六月辛丑，上訓注《孝經》，頒於天下”。又特令 元行沖 撰“《御注孝經》疏義，列於學官” （《舊唐書·元行沖傳》） 。後來 玄宗 發現 開元 注《孝經》不够完善，重新“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至天寶二年（公元743年）注成”，於 天寶 三年十二月，重新頒行天下，詔令民間必須家藏《孝經》一部。其後“仍自八分御札，勒於石碑”，《孝經》碑刊刻完成之後，立於 長安城 務本坊 國子監内，坐落在三層階梯狀石臺之上，故名曰“石臺《孝經》” （參見 王慶衛 ：《石臺孝經》， 西安 ： 西安出版社 ，2020 年） 。《舊唐書·經籍志》錄 唐玄宗 注《孝經》一卷，《新唐書·藝文志》錄 唐玄宗 《今上孝經制旨》一卷，當是同書異名。《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經部之屬《孝經》中收錄《孝經注》殘卷一種，編號爲 斯 6019。此卷起《聖治章》“夫聖人之德”，至“不敬其親而敬愛他人親者”注“親其然”，一共十行，末三行上截缺頁。比對 開元 本 唐玄宗 《孝經注》文，可以斷定此殘卷即其殘本，經文、注文基本相同。

經過 五代 時期的變亂， 宋 初 孔 傳《孝經》及 鄭 注《孝經》又都重歸亡佚， 唐玄宗 御注《孝經》逐漸成爲主流。 宋太宗 雍熙 元年（公元984年）， 日本 奈良 東大寺 高僧 奝然 出使 中國 ，獻 鄭 注《孝經》。另據 馬雍 《宋范祖禹書古文孝經石刻校釋》所述， 宋 内府尚藏有古文《孝經》的白文本。 司馬光 根據 宋 廷祕府所藏古文本作《古文孝經指解》， 范祖禹 作《古文孝經説》（今傳本《古文孝經指解》是 司馬光 、 范祖禹 兩家與 玄宗 注的合編本，與此不同），這兩部書成爲 北宋 時期最重要的《古文孝經》研究著作。 范祖禹 書寫的《古文孝經》於 南宋 刻石於 大足 北山之上， 馬衡 考訂《古文孝經》上石“在 孝宗 之世”（ 大足 石刻避 南宋 孝宗 趙眘 “慎”字諱）， 舒大剛 則定刻石時代爲“ 孝宗 之孫 寧宗 初政，即公元1194年前後”。 馬雍 稱 大足 石刻 范祖禹 書《古文孝經》“可稱唯一最早之古文本”，是後來流傳的 宋 本《古文孝經》的祖本 （參見 金良年 ：《孝經注疏·校點前言》，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 。 大足 石刻《古文孝經》刻於《趙懿簡神道碑》龕内左右石壁及外龕左右崖壁，分刻在六塊石面上。共六十六行，分二十二章，楷書竪刻。篇首標“古文孝經”四字，滿行二十八字，除去分章圓圈、末行題款及空字，經文一千八百十五字。其中第二十章《諫爭章》無“言之不通邪”五字。 舒大剛 認爲這五字是 宋代 司馬光 撰《古文孝經指解》的注文，並非《古文孝經》的原文，而今傳 司馬光 《指解》本《古文孝經》、 日本 傳《古文孝經孔傳》均將此句篡入經文。因此斷定今傳 司馬光 《指解》本《古文孝經》、 日本 傳《古文孝經孔傳》的成書當在 大足 石刻 范祖禹 書《古文孝經》之後，並非《古文孝經》的原貌。 舒大剛 進而認爲“這份刻於 南宋 的石本《古文孝經》，是目前發現最早的《古文》刻本，它是真正的‘ 宋 本’”，並可以“推知今傳 司馬光 、 范祖禹 注本《古文孝經》的原貌，判斷 日本 傳《古文孝經孔傳》的真僞”。言下之意，由於“壓根兒不知道 蜀 刻《古文孝經》的存在”， 日本 傳《古文孝經孔傳》是“ 日本 造僞者”所造的僞書 （參見 舒大剛 ：《中國孝經學史》， 福州 ： 福建人 民出版社 ，2013年） 。實際上， 日本 最早的《古文孝經孔傳》傳本爲 日本 承安 四年，即 南宋 孝宗 淳熙 元年（公元1174年）的鈔本，比 舒大剛 所斷的 范 書《古文孝經》上石時間還要早近二十年。即使以 建久 六年（公元1195年）轉寫本計算，與 舒氏 所斷 大足 石刻上石時間也相差無幾。從時間上説 日本 傳《古文孝經孔傳》爲僞書並不能成立。更重要的是，斷定 日本 傳《古文孝經孔傳》是否爲僞書的主要問題在於判斷《孔傳》是否爲僞，而非以經文的異同爲唯一標準。實際上， 大足 刻本、 日 傳本《古文孝經孔傳》在經文上的出入並不多（參見此整理本《古文孝經》）。 日 傳本是在 日本 知識階層之間輾轉抄寫的，發生訛變和篡入的可能性較大，忠實性勢必要比 中國 所傳刻本低一些。 林秀一 的《〈孝經述議〉復原研究》無疑已經説明， 日本 傳《古文孝經孔傳》的傳文成書於 劉炫 《孝經述議》之前，在此基礎上懷疑其經文的整體真實性恐怕是求之過深了。

孔 傳《古文孝經》及 鄭 注《孝經》在 日本 皆有傳本。 日本 學者認爲《孝經》傳入 日本 的時代在 隋代 初年或者更早一些。古文《孝經》傳入 日本 後，世代相傳，源流清晰，版本迭出，俱可驗按。目前所知 日本 所存古文《孝經》版本非常多，比較早的有根據 承安 四年（ 南宋 孝宗 淳熙 元年）鈔本轉寫的 建久 六年（ 南宋 寧宗 慶元 元年，公元1195年）古鈔本。 日本 學者 林秀一 《〈孝經述議〉復原研究》列舉了 仁治 二年（公元1241年）鈔本（ 京都 内藤乾吉氏 藏）、 建治 三年（公元1277年）鈔本（ 京都 大原三千院 藏）（以上兩種被 日本國 定爲“國寶”）、 弘安 二年（公元1279年）鈔本（ 文政 六年舊 福山 藩主 阿布正精 模刻，原本在 弘化 三年［公元1846年］燒毁）、 永仁 五年（公元1297年）鈔本（ 宮内府圖書寮 藏）、 元亨 元年（公元1321年）鈔本（ 宮内府圖書寮 藏）、 元德 二年（公元1330年）鈔本（ 宮内府圖書寮 藏）、 鐮倉 時代鈔本（ 高野山 寶壽院 藏）、 正平 十三年（公元1358年）鈔本（ 京都 上賀茂神社 藏）、永亨八年（公元1436年）鈔本（ 宮内府圖書寮 藏）。 日本 學者 阿部隆一 《〈古文孝經〉舊鈔本研究（資料篇）》所舉 日本國 藏《古文孝經》相關校勘文獻更爲衆多，相關資料多達六十六種。 日本 享保 十七年（ 清 雍正 十年，公元1732年）， 日本 學者 太宰純 根據 足利學校 所藏古鈔本，並以“數本校讎，且旁及他書所引”，刊刻了 孔 傳《古文孝經》。此書由 汪翼蒼 訪得，帶回國内， 鮑廷博 《知不足齋叢書》收入第一册。 日本 昭和 十七年（公元1942年）， 劉炫 《孝經述議》古鈔本在 日本 古代經學世家 清原氏 留下的一批資料中被發現（現藏於 京都大學圖書館 ）。 日本 學者 林秀一 利用各種古鈔本撰成《〈孝經述議〉復原研究》一書，有力駁斥了 劉炫 僞作 孔 《傳》的説法，肯定了今傳本 孔 《傳》成書於 梁代 以前。

鄭氏 注《孝經》傳入 日本 後同樣傳承有序，鈔本衆多，得到了 日本 儒學學者的 廣 泛傳習。 日本 鄭 注《孝經》的源頭是 唐代 魏徵 所編的《群書治要》中收錄的 鄭 注《孝經》，此版本後從 日本 傳《群書治要》中抽出單行，而《群書治要》在 中國 早已亡佚。 日本 元和 二年（ 明 萬曆 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 德川家康 在 金澤文庫 中發現《群書治要》古鈔本，以 朝鮮 銅活字排印。整理者所見的 日本 傳《群書治要》有 天明 七年（公元1787年）的 和 刻本。 日本 寬政 五年（ 清 乾隆 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 岡田挺之 根據《群書治要》刻本刊出 鄭 注《孝經》。其後此本傳回 中國 ， 鮑廷博 將其收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一册。 鄭 注《孝經》除了出自 日本 傳《群書治要》的各版本，還有 清代 王謨 、 袁鈞 、 孔 廣 林 、 陳鱣 、 嚴可均 、 臧庸 、 黃奭 等 中國 學者輯錄的各種輯本。其後， 晚清 皮錫瑞 依輯本作《孝經鄭注疏》，成爲 清代 鄭 注《孝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馬宗霍 評價 皮氏 《孝經鄭注疏》云：“ 鄭 （ 玄 ）注湮廢已久， 嚴氏 （ 可均 ）粗加理董，其緒未宏，得（ 皮 ） 錫瑞 疏，而後 鄭君 《孝經》之學於以大闡。”不過，由於 皮錫瑞 受到 清 人對 日本 傳 鄭 注《孝經》不信任的影響，其所著《孝經鄭注疏》仍以 嚴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輯錄的 鄭 注《孝經》爲底本，因而降低了此書的校勘成就。

20世紀以降， 敦煌藏經洞 發現了很多 唐 宋 時期《孝經》的殘卷，根據 張湧泉 主編的《敦煌經部文獻合集》中群經類《孝經》之屬的整理，共有二十七種白文無注的《孝經》殘卷（其中部分含有 鄭氏 《序》，屬於 鄭 注《孝經》系統，編連後爲包括底卷、甲卷至戌卷共二十二種），共有九種含有注文的 鄭 注《孝經》殘卷（編連後爲包括底卷、甲卷至己卷共七種）。編號爲 伯 3698（存 鄭氏 《孝經序》及《孝經》全文，共八十八行）、 伯 3416C（存九十八行）、 伯 2545（存六十一行）、 伯 3372（存七十九行）、 伯 1386（存九十八行）、 斯 728（存九十五行）、 伯 2715（存六十七行）等白文《孝經》殘卷所存行數較多；編號爲 伯 3428、 伯 2674的兩種 鄭 注《孝經》殘卷（編連後存八十八行）所存行數較多。這兩類《孝經》殘卷基本可以恢復 鄭 注《孝經》經文的全貌以及部分注文的原貌 （具體參看 許建平 撰寫的《敦煌經部文獻合集》中的群經類《孝經》之屬《題解》）。 經過比對，可以證明日本源自《群書治要》的鄭注《孝經》不僞。

自 日本 鈔本、刻本 孔 傳《古文孝經》及 鄭 注《孝經》在 清代 傳回 中國 之後，對兩書的質疑聲不絶於耳。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説日本 孔 傳《古文孝經》“淺陋冗慢，不類 漢 儒釋經之體，並不類 唐 、 宋 、 元 以前人語……有桀黠知文義者，摭諸書所引 孔 《傳》，影附爲之，以自誇圖籍之富歟！” 阮元 在《孝經注疏校勘記》中認爲， 日本 回流 孔 傳《古文孝經》“荒誕不可據”； 日本 刻本 鄭 注《孝經》“此僞中之僞，尤不可據者”。然而根據前舉的這些資料，説鈔本 孔 傳《古文孝經》與源自《群書治要》的 鄭 注《孝經》爲 日本 人僞作，是站不住腳的。不但這兩部書在 日本 傳承有序，還有 劉炫 《孝經述議》及 敦煌 殘卷《孝經》可以佐證 （詳見 胡平生 《日本〈古文孝經〉孔傳的真僞問題 — —經學史上一件積案的清理》［《文史》二十三輯， 北京 ：中華書局，1984年］以及 胡平生 《孝經譯注》中《〈孝經〉是怎樣的一本書》［ 北京 ：中華書局，1996年］的討論） 。至於 孔 傳《孝經》是否是 孔安國 原《傳》， 鄭 注《孝經》作者是 鄭玄 還是 鄭小同 ——抑或“ 鄭氏 家學”，皆不影響兩個傳本在 唐 以前已經存在，並在《孝經》注疏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本次整理《孝經》古注，選擇了以上所論三個最重要的注本，一是舊題 孔安國 傳《古文孝經》，二是舊題 鄭氏 《孝經注》，三是 唐玄宗 李隆基 《孝經注》。收錄 唐玄宗 注《孝經》主要是因爲此注參用 孔 《傳》、 鄭 《注》，並且 廣 采 韋昭 、 王肅 、 虞 翻 、 劉劭 、 劉炫 、 陸澄 等 隋 唐 以前學者的注解，有利於讀者瞭解 漢 魏 時期諸多《孝經》舊注的面貌。

《知不足齋叢書》第一册收錄 日本 學者 太宰純 校勘整理的《古文孝經孔傳》，此本 廣 泛吸收了 日本 流傳 孔 傳《古文孝經》各本優點，是一個影響比較大的本子。本次整理，整理者以《知不足齋叢書》翻刻 太宰純 《古文孝經孔傳》爲底本，以 重慶 大足 宋代 石刻 范祖禹 書《古文孝經》（後簡稱“ 大足 本”）、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 清原文庫 藏 鐮倉 末 孔 傳《古文孝經》鈔本（後簡稱“ 船橋 本”）、 早稻田大學 藏 日本 延享 元年（公元1744年） 菅愷 《古文孝經》鈔本（後簡稱“ 延享 本”）、 日本 栃木縣 足利學校 藏《古文孝經》鈔本（後簡稱“ 足利 本”）爲參校本。另參考了 舒大剛 《試論大足石刻范祖禹書〈古文孝經〉的重要價值》中 大足 本的釋文以及 林秀一 《〈孝經述議〉復原研究》 （參看［日］ 林秀一 撰， 喬秀岩 、 葉純芳 、 顧遷 整理：《〈孝經述議〉復原研究》， 武漢 ： 崇文書局 ，2016年） 的相關成果，加以校勘整理。

鄭玄 注《孝經》以 日本 天明 七年《群書治要》所收錄的 鄭玄 《孝經注》（後簡稱“ 天明 本”）爲底本，以 日本 寬政 本《孝經鄭注》（後簡稱“ 寬政 本”）、《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一册《孝經鄭注》（後簡稱“ 知不足齋 本”）爲參校本。另參考《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經部之屬《孝經》類一卷並《序》（ 許建平 整理，後簡稱“《合集》本”）的相關成果，加以校勘整理。《合集》本底卷據縮微膠卷錄文，以甲至戌卷及 中華書局 影印 阮元 刻《十三經注疏·孝經注疏》爲校本。若無需要特别説明的情況，本次整理不再對 敦煌 殘卷各本的異同單獨出校記，具體可以參看《合集》本的校勘記。

唐 宋 以降， 李隆基 注《孝經》流傳最爲 廣 泛、傳本最多。本次整理以 唐 開元 六年所刻的石臺《孝經》（後簡稱“石臺本”）爲底本，以《古逸叢書》覆舊鈔卷子本 唐 開元 御注《孝經》（後簡稱“ 開元 本”）、 開成 石經《孝經》（後簡稱“ 開成 石經”）、《四部叢刊》刻 傳是樓 影 宋 岳氏 本《御注孝經》（後簡稱“影 宋 岳氏 本”）及 嘉慶 二十年 江西 南昌府學 刻 阮元 《重刊宋本孝經注疏附校勘記》（後簡稱“ 阮 刻本”）爲參校本。另參考《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經部之屬《孝經》中《孝經注》（《聖治章》）殘卷的相關整理成果，加以校勘整理。

本次整理過程中， 徐淵 幫助撰寫了《整理説明》中關於《孝經》古、今文流變以及 孔 傳《古文孝經》辨僞的段落。還得到了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 許建平 老師、 蘇州大學中文系 顧遷 兄、 西安碑林博物館 王慶衛 兄的指教和幫助，在此並致謝忱。由於整理者水平有限，整理本一定有不少錯訛，請方家不吝指教。

陸 一
二〇二一年十月 ROm4wtLtwTtGvwO7/mB7WlRjUNcl7WtoMXOya3SItb6JKZQVD3pwzPy6SjKBVa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