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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二十年前，当我开始对现代语言教学改革产生兴趣时，并不像现在这样，有大量专著和文章在讨论这个问题，那时在这方面只有一些零散的讨论，尤其是在斯威特（Sweet）和斯托姆（Storm）的著作中。
然而，没过多久，这项改革就顺利开展起来了，尤其是在德国。在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教学改革始自我对弗利克斯·弗兰克（Felix Franke）的绝佳小册子——《基于心理和生理的实践性语言学习》（
Die praktische Spracherlernung auf grund der Psychologie und der Physiologie der Sprache
）的改编。几乎在同一时间，挪威的经、韦斯滕（Western）和瑞典的伦德尔（Lundell）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1886年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的语言学大会上，我们三个人为现代语言教学的改革展开了行动。我们创办了一个协会，自然，我们给它起名为“Quousque tandem”（为了使不懂拉丁语的人能够理解，或可翻译为：难道我们不能尽快结束这一切吗？），一个西塞罗
式的表达方式。不久之后，维埃托（Viëtor）就宣布他那本颇有影响力的宣传册《语言教学必须彻底改革》（
Der sprachunterricht muss umkehren
）即将问世。
我们的斯堪的纳维亚协会发行过一些小册子，甚至一度出版了一份小小的季刊。不过，语言教学改革的思潮很快发展到第二个更重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教师们开始将这项改革付诸实践，教科书的编写者们也开始给予它更多的重视。到如今，可以说这项改革中的方法很快就会得到永久性的支持，至少从年轻教师在改革中所表明的态度来说，是这样的。
那么，我所指的方法是什么呢？如果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这个方法叫什么名字，我觉得自己还真有点儿不知所措。在这一点上，这个方法就好像那些受宠的孩子们，可以拥有很多名字。虽然没有一个名字可以概括其所有特点，但如果我把它们全列出来，我也许能对这个问题的全部内容给出一点初步的概念。有人把这一方法称为“新方法”或者“更新的方法”，在英格兰则通常称之为“现代流派”；还有人称之为“改革的方法”，此外还有“自然的方法”“理性的方法”“恰当的方法”或者“明智的方法”（为什么不能像经销商那样在广告中夸耀自己的商品呢？）；“直接法”更切中要旨，“语音法”虽然指出这一方法的某个特征，但还远远不够；“音标法”也一样，因为发音和音标并非这套方法的全部；而“模仿法”则强调了不同的要点；“分析法”（与建构法相比而言）这个名字可能也适用于其他方法。“实物法”关注最基本的事物，但德语中的“观察法”也是如此；“会话法”这个名字也许让我们更多地联想到贝利茨学校（Berlitz School）；而那些带有“反”（anti-）字的名称，比如“反传统”“反语法”或者“反翻译”等方法，这一类名称显得笨拙、愚蠢而消极——于是我们只好放弃为它命名的尝试，并且认识到：之所以遇到困难，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改革的不只是一件事情，而是很多事情。这自然就是改革者自身分成不同流派的原因：一部分人强调这一点，而另一部分人强调那一点。不过，对于那些希望在外语教学中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的人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这也充分说明了改革的可取之处，即不可能以某个创始人的名字来命名“新”方法，就像过去我们用创始人命名了兰开斯特法（Lancaster’s method）、汉密尔顿法（Hamilton’s method）、雅科托法（Jacotot’s method），后来又命名了罗伯逊法（Robertson’s method）、奥伦多夫法（Ollendorff’s method）、阿恩法（Ahn’s method）、图森特大辞典法（Toussaint-Langenscheidt’s method）、普勒茨法（Plötz’s method）、利斯托夫法（Listov’s method），并且数年之后又命名了贝利茨法（Berlitz’s method）和古安法（Gouin’s method）一样。如果说在古老的北欧神话中，天神海姆达尔（Heimdall）有九个母亲，那么我们的改革方法则至少有七位睿智的父亲。从这个角度看，这套方法跟上面刚刚提到的那些方法有本质的不同：上面提到的每种方法都是以某个人的名字命名，作为回报，这个人通常只作为该方法的创始人而被铭记。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方法，源于那些由于其他原因，近几十年里跻身于最杰出的语言学者（斯威特、斯达姆、西弗斯（Sievers）、塞斯（Sayce）、伦德尔等）之列的语言学家，他们提出的不少想法已经为很多教育工作者和学校的校长们所接受，并应用于日常教学中，带来许多实际的创新和改革（这里我随便就可以举出克林哈特（Klinghardt）、沃尔特（Walter）、屈恩（Kühn）、德尔（Dörr）、基尔（Quiehl）、罗斯曼（Rossmann）、文特（Wendt）、威杰里（Widgery）、韦斯滕（Western）、布雷克（Brekke）这些人）；还有一些跨语言研究和教学界的学者，尤其是维埃托和保尔·帕西（Paul Passy）。这表明，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在理论上占领制高点；这不是某个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来自不同渊源的、最好的语言学和教学法思想的总汇，他们发现了彼此，并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以颠覆陈旧的教学套路。以往在我们的中小学和大学中遭到灰姑娘一样待遇的现代语言学，感到自己已经有些年头，想要发声了。因为它们无法容忍那些对古典语言学来说基本上令人满意，但一点儿都不适合现代语言学的各种安排。现代语言学渴望被视为 鲜活的 存在，那么教它们的方法也应该是灵活而富于适应性的，就像生活是躁动而多变的一样。
现代语言教学的目标是什么？而我们为什么要使用母语？当然是要在跟我们同胞共同生活的社会中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与我们的同胞交流思想、感情和愿望——既了解他们内心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也向他们表达我们内心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语言本身不是目的，不像火车轨道那样有明确的目的地；它是心与心的联结手段，是一种沟通方式。它甚至不是唯一的沟通方式；面部表情、身体动作等也是沟通的常见方式，的确，有时甚至一记耳光都可以让我知道某个朋友心里正在想什么。但语言是最完整、最丰富、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许多情况下，它弥合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鸿沟，使人们不至于孤立无援地四处徘徊，与所有富有智慧的同理心切断联系。
那么，学习外语的目的一定是在我们无法用母语交流的地方找到一种沟通方式，因为可能有这样一些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很想与他们交流想法，或者至少希望了解他们的想法。我们应该优先学习哪些语言呢？这里已经有了答案。试想一下，能用当地语言跟斐济岛上的居民进行交谈，与能跟法国人或德国人自由地交谈之间，哪个更有优势？如果我们渴望或希望从某种语言中获得的只是接受思想、熟悉外国作家的作品，而我们自身并不指望或者期望能够用这种语言传达我们自己的思想，那么，借助于翻译是不是比直接学习这门语言效果好，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死亡的语言来说，这始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可以肯定，译文绝不是原文的完美替代物，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只有精通一门外语，才有能力阅读原文并且从原文中收获比译文更多的信息内容。那么，如何在投入（为学习语言付出的劳动）和产出（从作家的作品那里获得额外的好处）之间取得平衡呢？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而且还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但是，如果人们阅读的是托尔斯泰（Tolstoi）或奥马尔·海亚姆（Omar Khayyam）作品的英文译本，那么他们不会有任何损失。
也许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学习外语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一个比较语言学专业的学生为了学语言本身而学语言，他并不在意那些外语是否可以作为他学习以前不懂的知识的手段，或者他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更便捷地学习这些外语；他可能经常会对那些根本没有文学作品的语言感兴趣，或者对那些他从没接触过的人们所说的语言非常感兴趣。但是，这种学习可能与对其他沟通手段（如机车建设、铁路信号服务等）的学习相类似，只不过可能更为有趣，显然是一种特殊的学习，与人们通常学习语言的原因并无关联。虽然对每一位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了解一些有关语言发展的情况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我认为，在下面的篇幅中，仅在需要时提及相关的语言理论就已经足够了，因为语言理论研究从来都不是学校外语教学的目标。
我们在学校教授学生拉丁语和希腊语并不是为了培养学生的逻辑性，尽管偶尔有人坚持认为这正是它们真正的价值所在。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在这方面浪费太多笔墨，尤其是当所有有能力教授古典语言学的学者们——还有那些坚持认为古典语言应在学校里享有优先地位的人们——他们早已放弃了拉丁语（或希腊语）在结构上比英文或者法文更具有逻辑性这样无知的想法。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所说的毫无疑问很有道理：“教人希腊语，自己先学起，别无好方法；学不先于教，自然行不通。” [1]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凡是有合理的学习目标并按照恰当的方法学习的东西，其本身往往能很快形成宝贵的能力，特别是语言教学，除了通过外语阅读的内容产生实际的教学效果外，还是培养以下重要能力的极好的手段。比如：
（正确且独立地）观察的能力；
甄别不同观点的能力；
对材料进行归纳的能力；
得出结论并举一反三的能力；
当然，上述所有这些能力都是相关联的——还要包括：
一般性阅读、有效地阅读，以及反思的能力。
我们在构建教学法的过程中，尤其是如果要将这些方法用于学校教育，就必须把上述内容考虑在内。任何语言教学如果仅仅是让学生鹦鹉学舌般地重复教师或者书本上的话，假如这种方法确实可行，在我们的学校也是不会有一席之地的。而且，据我所知，也没有教师尝试在课堂上使用这种纯粹是鹦鹉学舌式的教学法。
教师必须让学生们对所学科目感兴趣。学生们则要对付出劳动将给他们带来什么回报有清晰的认识，这样他们才会觉得努力是值得的。学生们应该体会到，学外语给了他们一把钥匙，而这把钥匙将会为他们打开许多宝藏之门；同时，他们得明白，通过所学语言接触到的文学宝库中包含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也能为他们提供很多信息。在学习某一门外语的过程中，学生们应该尽可能地对有关地区和那里的人们产生兴趣，那样他们就会努力扩展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这样，就能为他们的一生奠定良好的基础。谚语“Non scholæsed vitæ”（不为学术，只为生活）不应像很多人（特别是家长）所解读的那样：学习不是为了学校，而是为了通过一场重要的考试，使你的人生一帆风顺，借此取得一个好职位。学校应该尽可能帮助学生实现他们的人生目标，但教师们不应该只考虑考试要求而忽视或妨碍其他有益于学生发展的要素。后面，我还会提及考试的问题；这里我只想提醒教师们：在考试来烦他们之前，不要去碰考试。
在后面的一些章节中我提出的许多建议，我多次听教师们说它们很不错，但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学生准备考试，因此对这些方法有畏难情绪。对此问题的回答是，用正确的方法教学，就会把生命力和爱融入其中；如果你从一开始就不完全依照考试要求去教学生，那么当考试来临时，你的学生所知道的东西会比考试要求他们掌握的还要多。当学生们不断体会到所学的都是有用的、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体会到这些内容并不比他们已经知道的或者开始有点概念的现实生活高深太多时，他们才收获最大。
我们学习语言（不管是母语还是其他语言），然后才能直接而敏锐地了解他人的思想，如果可能的话，也为自己提供一个让他人分享我们思想的途径；如果我们考虑那些更可能通过外语而不是母语所实现的交流，外语教学的最高目标大概可以说是为了获取其他民族最优秀的思想、制度、文化和文学，简而言之，最广泛意义上的民族精神。但同时我们也应牢记，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并且还有其他东西一样值得我们去吸取。我们学习母语不只是为了阅读莎士比亚（Shakespeare）和勃朗宁（Browning）的作品，也不是为了要给鞋匠说明要求或能给洗衣女工填写账单。外语学习也是如此，我们不应该只在上空翱翔，也不应该只在地面匍匐，在最高目标和最低需求之间还有许多不同层次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我们与其他民族的人进行直接的交流可能才是最有价值的。
[1]
出自他所翻译的埃斯库罗斯Æschylus的《阿伽门农》（
Aga
emnon
）一书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