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先秦诸子

古者治教未分，官师合一，学术本诸王官，民间未有著述。此在周时犹然。

章学诚《校雠通义》：“古无文字，结绳之治，易之书契，圣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有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龚自珍《治学》：“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书谓之史职。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戒语者，谓之师儒。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

章炳麟《检论·订孔》：“古者世禄，子就父学为畴官，宦于大夫，谓之宦御事师。 （《曲礼》“宦学事师”，学亦作御。） 言仕者又与学同。 （《说文》：“仕，学也。”） 明不仕则无所受书。”

自周室之东，而天子失官，

《左传》昭公十七年，仲尼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大人不悦学。

《左传》昭公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见周原伯鲁焉。与之语，不说学。归以语闵子马。闵子马曰：“周其乱乎！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

于是官学日衰，私学日兴，遂有诸子。后人言诸子学者，皆本刘歆《七略》，有“九流”之目。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又曰：“诸子十家，盖可观者九家而已。”后遂有九流之说。

近人胡适力辨其非。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凡分四端：

一、刘歆以前论周末诸子学派者，无九流出王官之说。《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淮南子·要略》，皆无之。《要略》以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其说最近理。

二、九流无出王官之理。其最谬者，莫如以墨家为出于清庙之守。《七略》之言曰：“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尚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言无一语不谬。墨家贵俭，与茅屋采椽何关？茹毛饮血，穴居野处，不更俭耶？何不谓墨家出于洪荒之世？养三老五更，尤不足以尽兼爱。选士大射，岂属清庙之守？墨家兼爱无差等，何得宗祀严父？其上同之说，谓一同天下之义，与儒家之以孝治天下，全无关系。若顺四时而行，适成有命之说，更何非命之可言？

三、九流乃汉儒陋说，未得诸家派别之实。其最谬者，莫如论名家。古无名家之名也。凡一家之学，无不有其为学之方术，此方术即是其逻辑也。是以老子有“无名”之说，孔子有“正名”之说，墨子有“三表”之法，别墨有“墨辨”之书，荀子有《正名》之篇，公孙龙有《名实》之论，尹文子有《刑名》之论，庄周有《齐物》之篇，皆其名学也。古无有名学之家，故名学不成为一家之言。

四、驳章太炎说。

今考诸子师授渊源，以及诸家所称引，则其间多有出入，可以相通，固不能拘泥于九流、六家之别。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 （见《淮南子 · 要略》） ，则墨源于儒。李克为子夏弟子 （见《汉志》班《注》） ，《汉志》有《李克》七篇在儒家，而法家有《李子》三十二篇，班《注》：“名悝。”悝、克一声之转，即李克，非二人也。兵权谋家有《李子》十篇，沈钦韩曰：“疑李悝。”则法家与兵家相通而实源于儒家也。吴起师曾子，而《吴起》四十八篇在兵权谋。

商鞅受李悝《法经》以相秦 （见《晋书 · 刑法志》） ，而法家、兵权谋家均有《商君书》。

《汉志》农家《神农》二十篇，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商君所托。’”则法家、兵家又与农家相出入。

尸佼为商君师 （见《艺文志》班《注》） ，而其书列杂家。

许行为神农之言，而《吕氏春秋·当染篇》云：“许犯学于禽滑 。”禽滑 即禽滑釐，而许犯则许行也。 （春秋时，晋有狐突，字伯行，见《晋语 · 注》。齐有陈逆字子行，见哀十一年《左传》。《晋语》韦昭《注》：“犯，逆也。”《小尔雅》言：“犯，突也。”古人名突、逆，字行，知许行盖名犯矣。） 是农家亦与墨家相通。

荀子以墨翟、宋钘并举，而《汉志》宋钘入小说家。

《庄子·天下篇》以宋钘、尹文并举，而《汉志》尹文入名家。观其禁攻寝兵，即墨子非攻之说，五升制饭，即墨子量腹之意，则墨家亦与名家、小说家相通。

班《注》：“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则墨家、小说家又与道家相通。

荀子以慎到、田骈并举，《庄子·天下篇》以彭蒙、田骈、慎到三人并举。而《汉志》田子在道家，慎子在法家，则道家与法家相通。

荀子以陈仲、史 并举。陈仲之学近于许行，盖亦农家、墨家者流。而荀子以为类于史 。庄子又常以曾、史并称，则农家、墨家与儒家亦相通。

荀子称：“子思、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而《汉志》《邹子终始》在阴阳家。《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曰：“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则阴阳家与儒家相通。

韩非学于荀卿，而《汉志》《韩子》入法家。司马迁称其归本于黄老，则法家与儒家、道家均相通。

遑论所谓“某家者流，出于某官”之说哉？故谓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可也，谓诸子之学一一出于王官则不可也。开诸子之先河者为孔子。孔子生当东周之衰，贵族阶级犹未尽坏，其时所谓学者则惟“礼”耳。礼者，要言之，则当时贵族阶级一切生活之方式也。故治国以礼，

《左传》闵元年，齐仲孙湫来省难，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

又襄三十一年，北宫文子言于卫侯曰：“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又昭五年，女叔齐曰：“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

行军以礼，

《左传》僖二十七年， 贾曰：“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一战而霸。

又宣十二年，随武子曰：“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

保家、守身、安位，亦莫不以礼。

《左传》僖十一年，内史过告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又文十五年，季文子曰：“齐侯其不免乎！己则无礼，而讨于有礼者，难以免矣！”

又成十三年，孟献子曰：“郤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郤子无基。”

又襄二十一年，会于商任，齐侯、卫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

故有先事而豫求其礼者，

《左传》文六年，季文子将聘于晋，使求遭丧之礼以行。其人曰：“将焉用之？”文子曰：“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

有临事不能，以为病而讲学之者。

《周语》：晋随会聘于周，定王享之肴烝，原公相礼。范子不知是礼，而私问于原公，归而讲聚三代之典礼。

《左传》昭八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

今约而言之：则凡当时列国君大夫所以事上、使下、赋税、军旅、朝觐、聘享、盟会、丧祭、田狩、出征，一切以为政事、制度、仪文、法式者莫非“礼”。

刘师培有《典礼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考》。

礼之兴，由于故事之遗传。而至春秋时，民族之演进既久，政治之范围日扩，历史之成例日增，即礼制典章亦日繁。又以列国交通，踵事增华，而礼文日密。更复习俗不同，风尚互异，周人既失其制，诸侯各自为政。朝聘往来，又不得不博闻多识，以资应付。又竞争日烈，治赋理财，需材孔殷。而其时贵族君大夫奢汰之风日甚，上下相僭，既乖旧礼，又多不能从事学问，身亲政务。于是礼日以增，亦日以坏。乃益有需于知礼之士，而儒业大起。

刘师培《论孔子无改制之事》：“《说文》：‘儒，术士之称。’术为邑中之道。古代授学之地，必在都邑。故有学之士，必会萃邑中。即《王制》所谓升于司徒、升于国学之士也。儒为术士之称，与野人为对待。犹孟子之以君子与野人区别也。儒犹今日恒言所谓读书人。又术士可以入为王官，古代平民之升进者，惟术士一途。故儒以待用为宗旨。儒字从需声，即《儒行篇》所谓‘待聘’‘待问’‘待举’‘待取’也。”

孔子亦其一人也。

刘师培《孔学真论》：“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唯孔子。”

又《论孔子无改制之事》：“孔子之学，所以称为儒家者，因孔子所教之学，即古代术士所治之学。孔子所说进身之道，即古代术士进身之道。”

考孔子所谓“学”者，亦重在熟谙掌故，明习礼文。

《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又：“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又：“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盖治掌故以明礼，习礼文以致用，固当时之学问然也。即孔子所以见重于时人者，亦惟在其知礼。

《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此见当时群推孔子以知礼也。

《左传》昭七年，孟僖子将死，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此孔子以知礼见重于贵卿也。

然孔子之知礼，则异于人。人之知礼者以应世，而孔子则以矫世。

《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又：“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惟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孔子之意，以谓当时之乱，由于贵族之不守礼。

《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又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盖惟礼可以为贵族阶级之屏障，而骄奢淫佚之贵族弗之知也。

《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孔子以平民儒士，出而批评贵族君大夫之生活，欲加以纠正，则亦非先例之所许也。故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明其为不得已焉。然贵族阶级之颓运终不可挽，则孔子正名复礼之主张徒成泡影，而自此开平民讲学议政之风，相推相荡，至于战国之末，而贵族、平民之阶级终以泯绝。则去孔子之死，其间二百五十年事耳。所谓诸子学者，虽其议论横出，派别纷歧，未可一概，而要为“平民阶级之觉醒”，则其精神与孔子为一脉。此亦气运所鼓，自成一代潮流。治学者明乎此，而可以见古今学术兴衰起落之所由也。

当孔子在时，其门弟子多仕贵族为家臣。

冉求、仲弓为季氏宰，子路为卫大夫孔悝邑宰，子游为武城宰，子夏为莒父宰，子贱为单父宰，原思为孔氏宰，子羔为费郈宰，闵子骞，季氏使为费宰而辞。

而孔子则深不愿其弟子之汲汲于仕进，故曰：“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又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惟季次未尝仕。” （见《史记 · 仲尼弟子列传》） 其戒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冉子为季氏聚敛，则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故孔门虽蒙儒家之号，而终自与往儒之仰贵族而待用之意不同也。逮孔子卒，而儒益大昌，曾子见尊于鄪君，

《说苑》：“鲁人攻鄪，曾子辞于鄪君，鄪君曰：“寡人之于先生，人无不闻。今鲁人攻我，而先生去我，胡守先生之舍？”鲁人果攻鄪，数之十罪，而曾子之所争者九。鲁师罢，鄪君复修曾子舍而复迎之。” 今按：此即《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事，鄪君则季氏也。

子夏教授于西河，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

然季孙专鲁，魏斯篡晋，皆非孔子“君君臣臣”之道，而曾子、子夏勿能正。盖至是而西周以来贵族阶级所以维系永久之礼，则已荡弃无存矣。

《日知录》：“自《左传》之终，以至六国称王，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

儒者本务知礼，而礼终不可行。学术随世风而变。则进取者急功利而明法，李克、吴起、商鞅其选也。

李克即李悝，子夏弟子，相魏文侯。吴起，曾子弟子，用事于魏、楚。李克著《法经》，商鞅受之以相秦 （见《晋书 · 刑法志》） ，为法家祖。吴起为魏西河守，令民偾表立信 （见《吕氏春秋 · 慎小篇》） 。

商鞅变法，先之以徙木。又李克尽地力，吴起在楚令贵人实广虚之地，商鞅开阡陌，徕三晋民使垦殖。又三人皆善兵事。商鞅之政，皆受之于李、吴。人尽谓法家原于道德，顾不知实渊源于儒者。其守法奉公，即是孔子正名复礼之精神，随时势而一转移耳。道家乃从其后而加之诽议，岂得谓同条贯者耶！

求之孔门，则“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冉求、季路之遗也。高尚者矜气节而傲礼，田子方、段干木、子思其著也。

田子方，子夏弟子，为魏文侯师。太子击遇田子方，引车避，下谒，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诸侯骄人则失其国，大夫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躧然，奈何其同之哉？” （见《史记 · 魏世家》）

段干木学于子夏 （见《吕氏春秋 · 尊贤》） 。魏文侯欲见段干木，段干木逾垣而避之 （见《孟子》） 。魏文侯过其闾而轼 （见《吕氏春秋 · 期贤》） 。

子思事均见《孟子》。

《孔丛子》：“曾子谓子思曰：‘昔者吾从夫子巡于诸侯，夫子未尝失人臣之礼，而犹圣道不行。今吾观子，有傲世之心，无乃不容乎？’子思曰：‘时移世异，人有宜也。当吾先君，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夫欲行其道，不执礼以求之，则不能入也。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伋于此时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舜、禹揖让，汤、武用师，非故相诡，乃各时也。’”

今按：《孔丛》伪书，然此论足以征儒家讲礼之推移，发明世局之变。故孔子所称，皆君臣上下之礼，如子思、孟子则专讲士出处进退之礼。此贵族阶级日坏，士阶级日以得势之证也。

求之孔门，则箪食瓢饮，陋巷自乐，颜回、闵损之类也。其异军特起别树一帜者为墨。墨家始于墨翟，亦学儒者之业，而变其道。

《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今按：墨家之学，盖本孔子批评贵族阶级之精神，而为更进一步之主张耳。此后许行、陈仲、庄周、老子书，则又递为更进一步之主张。其思想激进，于先秦诸子中可称左派，而儒家一脉则右派也。

墨非姓也，

江瑔《读子卮言·论墨子非姓墨》谓：“周、秦以前，凡言某家之学，皆不系之以姓。《汉志》九家，若儒、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莫不各举其学术之宗旨以名家，无以姓称者。且墨子前后亦绝无墨姓之人。”

墨盖刑徒役夫之称。

《白虎通·五刑》：“墨者，墨其额也。” 今按：墨即黥罪。古者以罪人为奴隶。墨家斥礼乐而尚劳作，其生活近于刑徒役夫。墨子之楚，穆贺谓墨子曰：“子之言诚善，而吾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所为而不用乎？”“贱人”即犹云“刑徒役夫”也。公尚过为越王迎墨子，墨子曰：“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宾萌”者，客籍之民，亦犹“刑徒役夫”也。 （《尚贤篇》以国中之众，与四鄙之萌人分言。） 禽滑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故，此“刑徒役夫”之生活也。故荀子曰：“刑余罪人之丧，不得合族党，独属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领。” （《礼论》） 则墨家薄葬，类于刑人也。又曰：“自为之者，役夫之道，墨子之说也。” （《王霸》） 是明以墨道为“役夫”也。

为墨徒者，多以裘褐为衣，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当时非笑之者曰：“此刑徒之所为，黥墨之所务也。”而因以呼之曰“墨”。墨者亦遂直承其名曰：“吾固‘墨’也。虽然，此古者大禹之道也。”

《庄子·天下篇》：“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耒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

故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而后人乃谓墨子真有得于夏教，则不足与语夫学术之流变者也。

故“儒”者，譬今之所谓绅士；“墨”者，譬今之所谓劳工也。必贵族阶级既坏，而后“儒”“墨”之争论乃起。彼墨徒，本天志，倡兼爱，废礼乐，节丧葬，凡所谓贵族阶级之生活，将尽情破弃，而使人类一以“刑徒役夫”为例，是非人情也。

《庄子·天下篇》：“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

然比之孔子，亦犹“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意尔。故孔子之正名复礼，本贵族之见地而言之也。墨子之天志、兼爱，本平民之见地而言之也。其抨击当时贵族之生活者同，而所以为抨击者则异。惟墨学之兴，尤足为平民阶级觉醒之特证也。

循此以下，至于七国称王，周礼尽废，而平民学者之气焰亦益张。其时立说纷歧，益臻烂漫，约以言之，有许行倡“并耕”之说。

《孟子·滕文公》：“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履、织席以为食。”其语陈相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今按：受廛为氓，即墨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之意也。许行为墨翟之再传弟子，说已见前。许行盖亦一南方之墨者也。

陈仲主“不恃人食”之义。

《韩非子·内储说上》：“屈毂见仲子曰：‘闻先生之义，不恃人而食。’”

《孟子·滕文公》：“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避兄离母，处于於陵。身织屦，妻辟 ，以为生。”

按：陈仲之意，非仅以其兄为不义，凡贵族阶级之不自劳作恃人而食者，皆不义也。此与许行以仓廪为厉民自养一意。墨翟尝游齐，陈仲盖闻其遗风耶？

此彻底反对贵族阶级之生活，传墨学之真精神者也。

墨子之反对礼乐，仅求王公大人之强力听治，一意政事，未尝明白反对政治之生活也。至许行仓廪厉民，与陈仲不恃人食之议，乃始确论人类当普遍劳作，而不认有专赖政治为生活之一级。然人类既不能无治，则政治生活，亦不可遽废。孟子即以此难许、陈，许、陈无以解释也。庄周、老子书，倡无治之论，乃更为许、陈进一解矣。故道家之论，实源于墨。此非深辨先秦诸子学说流变之真相者，不能知也。

如淳于髡，

《史记·孟荀列传》：“淳于髡见梁惠王，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谢去。于是送以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终身不仕。”

田骈，

《齐策》：“齐人见田骈曰：‘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曰：‘子何闻之？’对曰：‘臣闻之邻人之女。’田骈曰：‘何谓也？’对曰：‘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今先生设为不宦，资养千钟，徒百人。’”

稷下先生一派，

刘向《别录》：“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

《史记·田敬仲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今按：稷下养士始齐威王，下历宣、湣、襄王不衰。

外收不仕之高名，内慕禄养之实利，较之田子方、段干木而地位益尊者也。

儒家无鄙薄仕进之论，此必当时墨家如许行、陈仲一派，深动社会视听，故田骈、淳于髡之徒，遂亦藉不仕为名高耳。

外此如孟轲为儒家宗，然专论仕礼，与孔子所谓礼者不同，

孟子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此言仕意与孔子“不仕无义”之说亦不合。其他如陈臻问齐、宋、薛馈金或受或不受，周霄问君子难仕，而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不由其道而仕者，钻穴隙之类也。”又如不见诸侯、不托诸侯诸论，皆专论士礼。

盖当孟子时，苏、张一派，专骛仕进，猎禄利，其行谊最卑鄙。许行、陈仲之徒，以苦行不仕骄世，亦仅止于独善，未足拯斯民于水火。稷下诸先生，则逞谈辩，溺富贵，名实兼营，而实无心于世局。独孟子志切救世，又不愿屈节枉尺以求合，其志行殆庶几于孔子之所谓中道。用行舍藏，知我者谁。故于士之出处进退之礼，独详哉其言之。故孟子所谓礼者，已非孔子之礼，而其意则犹是孔子之意也。若其薄桓、文而言王道，斥独夫而言民贵，皆非孔子尊王正名之旨。然正可以见学术之随世运而转变。惟其对于政治生活之意见，国君好货好色，则曰“与民同乐”，后车数十乘传食诸侯，则曰“不足为泰”，固犹是儒家传统本色耳。同时有庄周，却聘不仕，迹近陈、许。

《庄子·秋水篇》：“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

倡无治之论，足为“并耕”张目。

许行倡并耕之说，孟子诘之曰：“治天下可以耕且为乎？”今庄子曰：“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无治则可以并耕也。

称神仙之术，足为“蚓操”解嘲。

陈仲主不恃人而食，孟子讥之曰“蚓操”，“必上饮黄泉，下食槁壤而后可”。今庄子谓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则可以无恃乎世也。《庄子》书中论精神生活及神仙出世事，皆可以此意观之。宋钘云：“人之情欲寡。”亦为蚓操解嘲之论也。

此亦闻墨家之遗风，故非礼乐，弃政治，而流入于冥想者也。

《庄子》书虽儒、墨均讥，然论其学派，实归墨家一路。平章学术，当具只眼，学者勿以未经人道疑之。又庄子与惠施交游，施亦墨徒，庄子当受其影响。

此皆就其对于生活之见地而言。若就其对于阶级之思想论之，则惠施承墨学之绪风，而言“泛爱万物，天地一体”。

《庄子·天下篇》：“惠施历物之意，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庄子《齐物》，亦曰：“万物与我为一。”孟子道性善，则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故推不忍一牛之心而可以保四海。许行、陈仲以自食其力为人类普遍之义务。则皆不认有上天下泽之分也。即等而下之，如稷下之先生，苏、张之舌士，谈笑以取富贵，初不知人类当百数十年前犹有贵族、平民划然判分之一界矣。自此迄于四公子养士，而平民学者之地位益高，其生活益侈，于是而当时学术界之论点，亦遂一转其方向。盖儒、墨之兴，以抨击贵族阶级之生活，而为士阶级之崛起者；今则士阶级之生活，亦复同化于曩昔之贵族阶级而与之一例。乃复有起而抨击士阶级之生活者，则战国晚年学风之趋势也。故先秦诸子，截而言之，可分三期：

孔、墨之兴为初期。当时所讨论者，质言之，即贵族阶级之生活，究当若何而始得谓之正当是已。

陈、许、孟、庄为第二期。当时所讨论者，质言之，即士阶级自身对于贵族阶级究应抱若何之态度是已。

此以下为第三期，当时讨论之中心，厥为士阶级之气焰与扰动，若何而使之渐归平静与消灭是已。

故初期之问题中心为“礼”，中期之问题中心为“仕”，末期之问题中心为“治”。此虽未可一概而论，而统观诸家学说思想之流变，要亦不离于此矣。今次述末期思想，亦得三派：

一老子。老子史实之不可信，昔人已多言之。

崔述《洙泗考信录》：“《老子》文似战国诸子，与《论语》《春秋传》之文绝不类。孔子称述古之贤人，及当时卿大夫，《论语》所载详矣。何以不载老子一言？孟子但距杨、墨，不距黄、老。果老聃在杨、墨前，孟子何以反无一言辟之？”

汪中《述学·老子考异》：“老子楚人，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东，辛有入晋 （《左》昭二十年） ，司马适秦 （《太史公自序》） ，史角在鲁 （《吕氏春秋 · 当染》） ，王官之族，或流播于四方。列国之产，惟晋悼尝仕于周，其他固无闻焉。况楚之于周，声教中阻，又非鲁、郑之比。且古之典籍旧闻，惟在瞽史，其人并世官宿业，羁旅无所置其身。”

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书中用王侯、侯王、王公、万乘之君等字样者凡五处，用取天下字样者凡三处，不似春秋时人语。”又云：“‘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官名均出战国。”

今按其思想议论，实出战国晚世。大要在于反奢侈，归真朴，承墨翟、许行、庄周之遗绪，深言奢侈之有害无益。

《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此由生理之享用，指点奢侈之无益有害，与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意绝异，即与墨家之天志、兼爱，许行、陈仲之仓廪厉民，义不恃人而食，宋钘之情欲寡浅，说各不同。要之同为反对贵族阶级奢侈之生活。孔子以礼言，墨翟、许行、陈仲以义言，宋钘以情言，老聃以利害言。世风愈变，而所以为戒者愈切也。惟庄子以出世理想言，别成一格。

及其不可久。

《老子》：“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此明指游仕得志者言。使老子生春秋贵族阶级未坏之世，乌有功成身退之想？

重农耕，弃圣智，而觊无治。

《老子》：“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饫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此亦战国晚年游仕食客之风既盛，乃有此象。当孔子时，至于“陪臣执国命”而极，庶民无参预政治之活动，则亦无所谓“朝甚除，田甚芜”也。故孔子主张“正名”，而老子则主“归农”。一为春秋时之思想，一为战国时之思想，甚显。

又：“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此亦战国晚世之言。春秋时，天下之乱，由于贵族之僭越。至于战国晚年，则患在平民阶级之扰动。《春秋》记二百四十年事，绝少以民之好动难治为患者。又小国寡民之想，亦七国兼并后乃有之尔。

又：“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古之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之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此即庄周无治之主义也。其着眼所在，专注治民，与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精神仅限于贵族阶级自身内部之整顿者不同。学者犹认《老子》为春秋时代之作品，正缘缚于传说，未能于学术思想与世变之关系深参之耳。

皆针对当时学者阶级之扰动，而谋所以为宁静整顿之方也。

其次为荀卿，重倡礼治之论。其言礼之起源，本于人类生活之需要。而曰“礼者养也”，则礼之范围，已普及人类全体，较之孔子之仅言贵族礼，与孟子之仅言仕礼，所谓“礼不下庶人”者，荀卿之意，特为博大精深。

《荀子·礼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而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 今按：此见荀子论礼，已受墨家重劳作、主归农之影响。又如孟子辟墨，而其罪战、民贵诸说，实亦渊源墨氏。故论学术流变者，贵能得其会通，不当一家一派分杀死说也。

然荀卿论礼，既言“养”，又言“别”，

《礼论》：“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今按：此则仍是儒家本色。

言“分”，

《王制》：“分均则不遍，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

而分之枢机管于人君。

《富国》：“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大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机也。”

荀子欲本此而别造人伦，重定阶级。其与古异者，则古人本阶级而制礼，先有贵贱而为之分也。当荀子世，则阶级之制殆于全毁，乃欲本礼以制阶级，则为之分以别其贵贱也。荀子之分阶级之贵贱者，则一视其人之志行知能以为判。曰“大儒”，为天子三公。曰“小儒”，为诸侯、大夫、士。曰“众人”，为工、农、商、贾。

《儒效》：“人伦：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其愚陋沟瞀，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人伦尽矣。”

去世袭之敝，存阶级之善。

《王制》：“请问为政？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之民，职而教之，须而待之。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安职则畜，不安职则弃。才行反时者死无赦。’”

今按：此与孟子“国人皆曰”之对迥异。正缘荀子时贵族崩坏，又较孟子时益甚耳。后世公羊家窃其说而讥世卿。昧者不知，犹以谓孔子之微言大义。当孔子世，所谓“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孔子方慨叹之不暇，何尝有讥世卿之意哉？然此非荀卿之必贤于孔子也，学说随时运而转移，自有其不可强耳。

其意亦为当时平民学者之扰动而谋所以宁静整顿之方也。然人类生活，为之明分等级，为固定之形式，其事终已不可行。则荀子之说，徒足以导奖奢侈，排斥异己，为专制者所藉口，而荀学遂为秦政渊源。则学术世变，其交互影响之间，良可深长思也。其论墨子，可以明先秦学派争论焦点所在。

《富国》：“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墨子之非乐，则使天下乱。节用，则使天下贫。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中失地利，下失人和，天下熬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束，啜菽饮水，恶能足之？故先王圣人为之不然。知为人主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于是，故其赏行；皆知己所畏恐之举在于是，故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不肖者可得而退，能不能可得而官；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天下何患乎不足？”

盖囊括而言，先秦学派，不出两流：其倾向于贵族化者曰“儒”，其倾向于平民化者曰“墨”。儒者偏重政治，墨者偏重民生。法家主庆赏刑罚，原于儒；道家言反朴无治，原于墨。故一主礼，一非礼。一主仕进，一主隐退。一尚文学，一主劳作。此当时学术界分野之所在也。今综述诸家对于贵族生活之意见，荀子从富力之分配与功效立论，而承认治人阶级之贵族生活者也。墨子从富力之消费立论，而反对治人阶级之贵族生活者也。孟子、许行、陈仲皆自富力之生产立论，而于治人阶级之贵族生活，或赞成或反对者也。宋钘则自富力之需要立论，庄周、老子则自富力之享用立论，而反对社会一般之奢侈者也。要之自春秋之末，贵族阶级一旦崩坏，而社会组织于以大变，此实当时一大事。故自孔子以下，学者精神所注，莫非讨论人类“政治”与“生活”之两问题。其他论点，则均本此而引伸。必明此乃始可与语先秦学术之真相矣。

又其次为韩非。非本学于荀卿，而好老子书，遂融两家之说，倡法治之论。于当时学者阶级之气焰，尤深愤慨。

《韩非子·诡使》：“夫立名号，所以为尊也。今有贱名轻实者，世谓之高。设爵位，所以为贱贵基也。而简上不求见者，世谓之贤。威利所以行令也，而无利轻威者，世谓之重。法令所以为治也，而不从法令为私善者，世谓之忠。官爵所以劝民也，而好名义不进仕者，世谓之烈士。刑罚所以擅威也，而轻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谓之勇夫。故下之所欲，常与上之所以为治相诡。”

盖至其时，在上者之政治，几退处于无权，而社会风尚趋舍，一惟学术界之马首是瞻。平民学者意气之发舒，已达极点，而其内部之以膨胀而分裂，与其缺憾之表襮于外者，亦日甚而愈不可掩。于是老子、荀卿皆起为反抗之论，而韩非之言尤为激烈，遂有“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之主张。

《五蠹》：“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事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

其疾文学，反圣智，重劳作，驱民归农之意，与许、陈、庄、老一路。惟许、陈、庄、老意在无治，而韩非则主以法治，此其异也。诸子之兴原于儒，王官失职而私学继起，今韩非则欲统私学于一尊，复古人政教官师合一之制，此则承荀卿之意，而遂为先秦诸子学派之结穴。自孔子至于韩非，其学说思想之流变往复，大率如此。盖儒家主礼，尚差级；荀、韩之论，近于柏拉图之理想国，而无以制独夫之权。墨家主兼爱，尚平等；庄、老之议，似克鲁泡特金之无政府主义，而无以企无治之隆。此其得失之大较也。外是复有阴阳家一派，盖亦晚出。其著者为邹衍，兼综儒、道以立说。

《史记·孟荀列传》：“驺衍后孟子，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 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谓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 今按：据此则邹衍著书，其用意亦主于批评贵族淫侈生活，而归之仁义节俭。其推至于无垠，即庄周“出乎涯涘，乃可与语大道”之意。

其学盛行于燕、齐。

《史记·孟荀列传》：“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 今按：驺衍适赵，与公孙龙辩于平原君门，其时梁惠、燕昭皆已死。衍与荀卿略同时，《史记》之说误也。然其学说之盛极一时，可以想见。

今邹衍之书已不可见，然当时学风推衍，迹象犹多可寻。

《易·系辞传》以阴阳言形上原理，《吕氏春秋·十二纪》及《管子·幼官》诸篇以阴阳言政治，《小戴·冠义》《乡饮酒义》《乐记》诸篇以阴阳言礼乐人生，其他不胜缕举。

大抵以自然界现象，比类之于人事，则庄、老之自然，与儒家礼乐，同出一贯。又以阴阳天地表君臣上下尊卑，取形名法家之旨，近于专制，为在上者所喜。又以阴阳屈伸言鬼神，融铸俗说。其言顺气自然，长生久视，神仙道术，尤足歆世。立论汗漫，比附圆滑，惝恍谬悠，莫可究诘。遂以并包众说，兼罗群好。自人心向倦，百家熸歇之际，荀、韩之说得志于秦廷，而东方学术，惟推阴阳独步。下迄汉儒，流风愈扇。因逮后世，余烬不灭。摧陷廓清，未见其时。先秦绚烂精悍之学派，其归根结穴所在，上之为专断之政，下之为荒唐之想。学者三复于此，其亦将深慨而不置也。 Sb/ovEQy1S1VyulkrAX/54V0rbWaIFjPSyAZZsidwJiE66guAolCt+bJRWvE0a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