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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于世界为先进。古代学术思想，当有研讨之价值。然夷考旧文，茫昧无稽；虽有美盛，未可苟信。当孔子时，夏、殷之礼，已为无征。
《论语·八佾》：“子曰：‘夏礼我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我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我能征之矣。’”
当孟子时，成周书籍，亦复不传。
《孟子·万章》：“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荀卿有“文灭节绝”之叹。
《荀子·非相》：“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
韩非有“非愚则诬”之讥。
《韩非子·显学》：“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
故言古者不可不慎。余于此编，盖将略而弗论，论其可知者，自孔子始。然于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自孔子以来二千四百年，学者言孔子必及《六经》，治《六经》者亦必及孔子。则《六经》之内容，及孔子与《六经》之关系，终不可不一先论也。
今言《六经》，略分三部：一《易》《春秋》；二《诗》《书》；三《礼》《乐》。分条述之如次：
《易》之为书，本于八卦。八卦之用，盖为古代之文字。
《易纬·乾凿度》：“‘☰’古文天字，‘☷’古地字，‘☴’古风字，‘☶’古山字，‘☵’古水字，‘☲’古火字，‘☳’古雷字，‘☱’古泽字。”
因而重之，犹如文字之有会意。
如“
”为山下有泉，“
”为泽中有火之类。
引而伸之，犹如文字之有假借。
如“☳”本为雷，后以龙亦潜伏，时时飞升，且雷动龙现，二者相因，故“☳”亦以象龙。“☴”本为风，而风动树摇，亦如雷龙之例，故“☴”亦以象树。如是推衍，义象遂广。
卜筮如拆字。
八卦之兴，本在游牧之世。今设推想，有一队牧人，远出游牧，路经山野，其地旱崅，遍觅水泉，得之山上。方此队人将次他去，顾念同族后队，接踵便至，乃于山下显处，作一记号“
”，山上有泽；或“
”，山上有泉；则后队到此，便知水在山上，径自攀登。而其时民智浅陋，彼见卦象可以告我以外物，以谓必有类我而神明者主之，而敬畏之心渐起。循而久之，牧队将发，戏为占问，如得“
”卦，则谓外出不利，雷雨将至。如得“
”卦，则谓水草丰美，尽利前往。后人以拆字验吉凶，即占卦之变相。敬惜字纸，虔事符箓，则先民以八卦为神物之遗意也。
系辞如签诗。
朱子《答吕伯恭书》：“窃疑卦爻之词，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因以训戒；有本甚平易浅近，而今传注误为高深微妙之说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则吉；田获三狐，田获三品，只是卜田则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觐则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则吉；利用为依迁国，只是卜迁国则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则吉之类。”
《朱子语类》：“《易》为卜筮作，非为义理作。伏羲之《易》，有占而无文，与今人用《火珠林》起课者相似。文王、周公之《易·爻辞》如签辞。孔子之《易》，纯以理言，已非羲、文本意。”
《周易》起于殷、周之际，明周家之有天下，盖由天命。
《易·系辞下传》：“《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王应麟《困学纪闻》：“阮逸云：‘《易》著人事，皆举商、周。帝乙归妹，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享于岐山，周事也。’”
顾炎武《日知录》：“《易》本周《易》，故多以周事言之。《小畜》：‘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本义》：‘我者，文王自我也。’”
《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汉书·郊祀志》引此，师古《注》：“东邻谓商纣也，西邻谓周文王也。”郑康成《坊记·注》亦云：“东邻谓纣国中，西邻谓文王国中。”
《易》之内容，其实如斯。孔子言《易》，见于《论语》。
《日知录》：“孔子论《易》，见于《论语》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则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在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畔也。记者于夫子学《易》之言而即继之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是知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诗》、《书》、执礼者，皆言《易》也。” 今按：五十以学《易》，《古论》作“易”，《鲁论》作“亦”，连下读。比观文义，《鲁论》为胜。则孔子无五十学《易》之说也。顾氏谓孔子平日不言《易》是矣，而曰其言《诗》、《书》、执礼皆言《易》，则不得其意而强说之也。
因人之无恒而叹其不占，与南人之言同类并举，亦博弈犹贤之意，非韦编三绝之说也。至《十翼》不出孔子，前人辩者已多，则《易》与孔子无涉也。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马端临《文献通考》：“欧阳公《童子问》上下卷，专言《系辞》《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
陈振孙《书录解题》：“赵汝谈《南塘易说》三卷，专辨《十翼》非夫子作，今此书无传。”
《晋书·束晳传》：“汲郡人不准，发魏襄王冢，得《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姚际恒曰：“魏文侯最好古，魏冢无《十翼》，明《十翼》非仲尼作。”姚有《易传通论》，今亦无传。
崔述《洙泗考信录》：“《易传》必非孔子所作，汲县冢中，《周易上下篇》无《彖》《象》《文言》《系辞》。魏文侯师子夏，子夏不传，魏人不知，则《易传》不出于孔子无疑。又按：《春秋》襄九年《传》穆姜答史之言，与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词小异。以文势论，则彼处为宜。是作传者采之鲁史而失其义耳。《论语》：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传》亦载此文。果传文在前，与记者固当见之。曾子虽尝述之，不得谓曾子所自言。既采曾子语，必曾子已后人所为。”
孟子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之出孔子，自来无异议。然谓孔子《春秋》一依旧史，无所变改乎？则“伯于阳”之不革，何以逃“遵乖习讹”之讥？
《春秋·公羊传》：“昭公十二年，齐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刘知幾《史通·惑经篇》：“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习其讹谬，凡所编次，不加刊改者矣。何为其间则一褒一贬，时有弛张，或沿或革，曾无定体？”
谓修辞正名，俱有深意乎？则五石六鶂之先后，亦难免“穷乡曲学”之诮。
《春秋·穀梁传》：“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竟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是月，六鶂退飞过宋都。是月者，决不日而月也。六鶂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子曰：‘石无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无知，故日之。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石鶂犹且尽其辞，而况于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辞不设，则王道不亢矣。”
《日知录》：“《公》《穀》二传，相传受之子夏。然而齐、鲁之间，人自为师，穷乡多异，曲学多辨，其穿凿以误后人者不少。且如陨石于宋五，六鶂
（原注：《左氏》《公羊》作鹢。）
退飞过宋都，此临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鶂六，而夫子改之六鶂也。《穀梁》：‘后数散辞也，先数聚辞也。’‘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辞乎？‘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聚辞乎？‘初九潜龙’，后九也。‘九二见龙’，先九也。世未有为之说者也。‘石无知故日之。’然则梁山崩不日，何也？‘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则有
鹆来巢不月，何也？”
若谓仅事记录，不异诸史，则孔子不如丘明。
桓谭曰：“《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 （ 《史通 · 申左篇》。《御览》六百十引。）
若谓文主褒贬，义逾衮钺，则南、董贤于仲尼。
《史通·惑经》：“《春秋》之所书，本以褒贬为主。故《国语》晋司马侯对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至于董狐书法而不隐，南史执简而累进。又甯殖出君而卒，自忧名在策书。故知当时史臣，各怀直笔。斯则有犯必死，书法无舍者矣。自夫子之修《春秋》也，盖他邦之篡贼其君者有三 （原注：谓齐、郑、楚。） ，本国之弑逐其君者有七 （原注：隐、闵、般、恶、视五君被弑，昭、哀二主被逐也。） ，莫不缺而靡录，使其有逃名者。”
回护层出，疑难蜂起。《三传》纷纭，未有定是。所以知幾发愤，有“未喻”“虚美”之惑。
刘知幾《史通·惑经》说《春秋》有十二未喻，五虚美。
介甫逞臆，有“断烂朝报”之喻。
王安石诋《春秋》曰：“此断烂朝报也。”见周麟之《春秋经解跋》。 今按：朝报譬今之政府公报也。楚虽称王，而《春秋》书之曰“子”。实晋侯召王，而曰“天王狩于河阳”。凡此之例，正与今之政府公报合符。荆公之语，诚为有见。然自是孔子正名复礼精神之所托。故曰：“寄一王之法。”“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说如此。
惟范甯持平，同讥《三传》。然谓据理通经，不能因经显理，则借后儒之理，以说先圣之经，固无赖乎有经也。
范甯《春秋穀梁传序》：“《春秋》之传有三，而为经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贬殊致。盖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义乖。《左氏》以鬻拳兵谏为爱君 （庄十九） 。文公纳币为用礼 （文二） 。《穀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 （哀二） 。不纳子纠为内恶 （庄九） 。《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 （桓十一） 。妾母称夫人为合正 （隐二） 。以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得而胁也。以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得而婚也。以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雠可得而容也。以废君为行权，是神器可得而窥也。以妾母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齐也。若此之类，伤教害义，不可强通者也。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
章绛抉实，等贯经、史。然谓经有丘明，传有仲尼，则攘左氏之贤，以成孔子之圣，亦乌在其为圣耶？
章炳麟《国故论衡·原经》：“经史自为部，始晋荀勖。《七略》《太史公书》在《春秋》家。董仲舒说《春秋》，以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然太史公自叙其书，亦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俟后世圣人君子。’班固亦云：‘凡《汉书》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其自美何以异《春秋》？《春秋》有义例，其文微婉，迁、固亦非无义例也。迁、陈寿微婉志晦之辞尤多。太山、梁父，崇卑虽异哉，其类一矣。”
又《检论·春秋故言》：“司马光造《资治通鉴》，先为目录，括囊大典。经何嫌有丘明，传何嫌有仲尼邪？令传非仲尼、丘明同著，即《春秋》为直据鲁史无所考正之书，内多忌讳，外承赴告，以蔽实录，《史通·惑经》之难，虽百大儒无以解也。” 今按：章氏书论《春秋》皆实，独谓孔、左同时作述，强造奇论，岂欲为百外大儒，为刘子玄作解人耶？
今称情而论，则《春秋》诚有功于文献，
《国故论衡·原经》：“自仲尼以上，《尚书》则阙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亦藏之故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太史公云：‘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此其效也。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纪岁时月日，以更《尚书》。传之其人，令与《诗》《书》《礼》《乐》等治，以异百国《春秋》。然后东周之事，粲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故荒忽如草昧。” 今按：如章说，孔子《春秋》，为史记编年之祖，其功一也。转官史为民间史，开平民舆论之自由，故曰：“《春秋》者，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功二也。又会国别为通史，尊王攘夷，主联诸夏以抗外患，故曰：“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以民族观念，发为大一统之理想，功三也。然时移世异，迹者非其所以迹，《春秋》乃仅为古史之椎轮大辂。舍后世《三传》之纷纷，则孔子《春秋》之精神，亦若是而止耳。
而粗略简陋，殆不胜后儒之尊美也。
《日知录》：“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况于史文之误，而无从取正者乎？况于列国之事，得之传闻，不登于史策者乎？《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即使历聘之余，必闻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国之宝书，增入本国之记注乎？若乃改葬惠公之类不书者，旧史之所无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马、司城之不名者，阙也。郑伯髡顽、楚子麇、齐侯阳生之实弑而书卒者，传闻不胜简书，是以从旧史之文也。《左氏》出于获麟之后，缀罗浩博，实夫子之所未见。乃后之儒者，似谓已有此书，夫子据而笔削之。即《左氏》之解经，于所不合者，亦多曲为之说。而经生之论，遂以圣人所不知为讳。是以新说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学《春秋》之言，皆郢书燕说，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顾氏此论，可以折诸家之平。
《汉书》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以知微。”二书一言天道，一言人事，治孔学者尤乐道。
《四库提要》：“《六经》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
故说经之有门户，自《三传》始。而图书之辩，于后为烈。迷山雾海，使学者惶惑沉溺于其中，更不知孔学之真相，则经生儒者之过也。
毛奇龄《西河集》：“《大易》《春秋》，迷山雾海，自两汉迄今，历二千余年，皆臆猜卜度，如说梦话，何时得白？”此言良是。然清儒研经，于《易》《春秋》二书，竟亦不出迷山雾海之外，良可悯也！
《论语》有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史记·孔子世家》遂谓：“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此犹可也。至谓孔子删《诗》《书》，
《书纬》：“孔子得黄帝元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其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
《史记·孔子世家》：“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又：“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
则无征于《论语》，无征于《孟》《荀》，秦火以前，无此说也。
《洙泗考信录》：“《传》云：‘郯子来朝，昭子问少皡名官，仲尼闻而学之。’圣人好古如是。果有羲、农、黄帝之《书》传后世，孔子得之，当如何爱护表章，肯无故而删之乎？《论》《孟》称尧舜，无一言及炎黄，则高辛氏以前无《书》明矣。古者以竹木为书，其作之也难，其传之亦不易。孔子所得者止是，遂取以传于门人耳。非删之也。《世家》但云序《书》，无删《书》之文。《汉志》有《周书》七十余篇，皆后人伪撰。”此辨删《书》。
孔颖达《诗疏》：“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迁言未可信也。”
叶水心《习学记言》：“《论语》称‘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定者言之。”以上二条辨删《诗》。
且今传《诗》《书》，出秦火之后，亦不复当时孔子诵说之旧本。
《史记》：“秦时焚《书》，亡数十篇。”
《汉书·艺文志》：“《书》凡百篇，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
皮锡瑞《书经通论》：“《尚书》伪中作伪，屡出不已。一则秦燔亡失，而篇名多伪。一则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伪。”
《论语》引《书》凡三：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为 政》） 。曰“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 （《泰伯》） 。曰“高宗谅阴，三年不言” （《宪问》） 。均不在今文二十八篇中。此论《书》。
金履祥述王柏语云：“孔子之诵咏，如《素绚》《唐棣》，诸经之所传，如《狸首》《辔柔》，何以皆不与于《三百》？而已放之郑声，反尚存而不削？”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燕礼》记升歌《鹿鸣》，下管《新宫》，《新宫》与《鹿鸣》相次，盖一时之诗，而为燕飨宾客及大射之乐者，其在《小雅》中无疑。郑注：‘《新宫》，《小雅》逸篇。’必不为圣人所删。又必不至孔子时已亡佚。何者？鲁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孙昭子，赋《新宫》，其诗见存，孔子时年三十五也。又乡射奏《驺虞》，大射奏《狸首》，《周礼·射人》王以《驺虞》九节，诸侯以《狸首》七节，孤卿大夫及士以《采苹》《采蘩》五节。则《狸首》之诗，与《驺虞》《采苹》《采蘩》相次，孔颖达所谓‘当在《召南》’者。必不为圣人所删。又必不至孔子时已逸。何者？则《射义》出七十子后学者之手，且历举其诗云云也。”此论《诗》。
纵复睹孔门之旧，而《书》乃当时之官书，《诗》乃昔人之歌咏，亦不足为万世之经典，千禩之常法也。又况后之治《书》者，先劳精于今、古文之真伪，治《诗》者又耗神于齐、鲁、韩、毛之异同。将以考索古代文献之真相，则斯已耳。若谓从此以明孔子之大道，立千古之常法，将以为尊经崇圣之宝典者，则又经生儒者之过也。
《汉书·艺文志》：“《礼》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则孔子已不见有《礼经》矣。
毛奇龄《西河集·与李恕谷论〈周礼〉书》：“仆记先仲兄尝言：先王典礼，俱无成书。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便目为《周礼》。国家班礼法，只于象魏悬条件，使闾里读之。刑法亦然。子产作《刑书》，反谓非法。即历书一项，关系民用，先王所谓敬授民时，与世共见者，然亦只逐月颁布，并无成书，如近代历本，则他可知矣。是以夏礼、殷礼，夫子谓文献不足。不特杞、宋原无文，即旧来传书，亦只得《夏时》《坤乾》。一如韩宣子之以《易象》《春秋》当礼书也。”据此，则孔子以前，本无礼书可知矣。
《论》《孟》言“礼”，皆明礼意，著于行事，不在简策。
袁枚《答李穆堂先生问〈三礼〉书》：“子所雅言，《诗》《书》外惟礼，加一‘执’字，盖《诗》《书》有简策之可考，而礼则重在躬行，非有章条禁约也。”
《汉书》所称《礼经》，乃今《仪礼》十七篇；而《春秋》二百四十年列国君大夫行礼，绝不一言及之。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有《〈左氏〉引经不及〈周官〉〈仪礼〉论》。
且其书与孔子之意多违，盖出周末战国之际。
崔述《丰镐考信录》：“《仪礼》非周公之制，亦未必为孔子之书。古礼臣拜君于堂下，虽君有命，仍拜毕乃升。今《仪礼》君辞之，乃升成拜。是拜上非拜下矣。此孔子所谓泰也。古者公之下不得复有公，今《仪礼》诸侯之臣所谓诸公者，是春秋之末，大夫僭也，此孔子所谓名不正也。觐礼，大礼也；聘礼，小礼也。今《仪礼》聘礼之详，反十倍于觐礼。盖周衰，觐礼缺失，而聘礼通行故也。王穆后崩，太子寿卒，晋叔向曰：‘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今《仪礼·丧服篇》为妻期年。果周公所制之礼，叔向岂有不知？何以所言丧服与《仪礼》迥异？且十七篇多系士礼，已文繁物奢如此，则此书之作，当在周末文胜之时。周公所制，必不如是。孔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则今传《仪礼》，亦与孔子之意背驰也。”
“乐”与《诗》合，本非有经。
《日知录》：“歌者为诗，击者、拊者、吹者为器，合而言之谓之乐。对《诗》而言，则所谓乐者八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也。分《诗》与乐言之也。专举乐则《诗》在其中，‘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也。合《诗》与乐言之也。《诗》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为乐。自汉以下，乃以其所赋五言之属为徒诗，而其协于音者则谓之乐府。宋以下，则其所谓乐府者，亦但拟其辞，而与徒诗无别。于是乎诗之与乐判然为二，不特乐亡而诗亦亡。”
又礼乐应时而变。魏文侯听古乐，则昏昏欲睡。庄子称古今之变，犹猨狙之异周公。孔子不云乎：“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今使考索孔子当时玉帛钟鼓之制度法数，而曰我将以复孔门之礼乐，则又经生儒者之过也。综上以言：孔子以前未尝有《六经》，孔子亦未尝造《六经》。言孔子者，固不必专一注重于后世之所谓《六经》也。
今考《楚语》载申叔时论教太子，列举古代典籍甚详备：
《楚语》：“庄王使士亹傅太子葴，士亹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凡举古代典籍为当时所教学诵习者分九类：
一、《春秋》。《晋语》：“羊舌肸习于《春秋》。”《墨子·明鬼篇》：“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云云。盖当时王朝列国之史，皆称《春秋》也。
二、《世》。世者，世系谱牒也。《鲁语》：“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韦《注》：“工，瞽师官也。史，太史也。世，次先后也。工诵其德，史书其言也。”是书《世》者，亦载德言也。
三、《诗》。《论语》：“诵《诗》三百”是也。
四、《礼》。礼者，《周语》：“随会聘于周，归而讲聚三代之典礼，于是修《执秩》以为晋法。”故礼即古代之遗制旧例，与本朝之成法也。《楚语》子木曰：“楚国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其《祭典》有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此所谓法、典，皆礼也。
五、《乐》。乐者，记《诗》之音节制度物数。《论语》：“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者是也。
六、《令》。《晋语》：“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又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赏善而罚淫。’”皆是也。
七、《语》。前人善言佳语。《内》《外传》常引“语曰”云云，《郑语》：“《训语》有之”是也。其云：“史佚有言”“仲虺有言”“臧孙纥有言”，皆《语》类也。
八、《故志》。《楚语》：范无宇对子晳曰“其在《志》也”云云。又曰：“皆志于诸侯。”《左传》成十五年：“前《志》有之。”皆是也。语言亦称《志》。《左》襄十四年引“仲虺有言”，襄三十年作“仲虺之《志》”是也。
九、《训典》。韦注：“五帝之书。”《楚语》“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者是也。《晋语》亦云：“端刑法，缉《训典》。”《商书》有《伊训》，《左》襄四年引《夏训》，则《训典》不限于五帝书也。
约而举之，不出《诗》《书》两类。《书》者掌故，凡申叔时所谓《春秋》《世》《礼》《令》《语》《故志》《训典》皆属之。《诗》者文学，凡申叔时所谓《诗》《乐》皆属之。《诗》《书》者，古人书籍之两大别也。不曰《诗》《书》，即曰“礼乐”。《诗》《书》言其体，“礼乐”言其用。《书》即“礼”也，《诗》即“乐”也。《诗》之为乐易明，《书》之为礼难晓。盖礼有先例之礼，有成文之礼。先例之礼，本于历史，《春秋》《世》《语》《故志》《训典》之类是也。成文之礼，本乎制度，《礼》《令》之类是也。而后王本朝之制度法令，亦即先王前朝之先例旧贯也。盖昔人尊古笃旧，成法遗制，世守勿替，即谓之“礼”。舍礼外无法令，舍礼外无历史。“史”“礼”“法”之三者，古人则一以视之也。史实之变动，新例之创兴，而礼法亦随而变。如《檀弓》记“士之有诔”，“鲁妇人之髽而吊”，“晋人之毕献而扬觯”，《左传》记“晋之始墨”，“楚之乘广先左”之类，大率前代因一时特情，开一新例，其后因习沿用而成礼制。违“礼”即违“法”。“历史”即“制度”。而《诗》《乐》本包括于礼制之中。则古人学问，可以一字尽之，曰惟“礼”而已。其守礼知礼者则“史”也。故古人言学，皆指“《诗》《书》礼乐”。此即求之《论语》而可证。
《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季氏》：“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学礼乎？”
至增孔子《春秋》与《诗》、《书》、礼、乐而为五，又增卜筮之《易》而为六，而因以名之曰“经”，此皆后起之事，非孔子以前所本然也。《论》《孟》不言“经”。
《孟子》：“经正则庶民兴”，非经籍也。
崔述《古文尚书辨伪》：“汉以前从未尝称《易》《诗》《书》《春秋》为‘经’，《论语》《孟子》所引，亦无‘经’字。《经解》出于《戴记》，未必为孔子之言。然通篇无‘经’字。其‘经’目则汉儒所署耳。《孝经》亦汉人钞撮为之。不然，不应汉以前无一人语及也。” 今按：自荀子已“经”“礼”分言，惟亦不以《诗》《书》与“经”相连，而称《诗经》《书经》耳。语详下。
“经”之称仿《墨子》，有《经》上、下篇。荀子儒家，始称“经”，始以《春秋》与《诗》、《书》、礼、乐连称。然犹不知“六经”，又不以《易》为“经”。
《荀子·劝学篇》：“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杨倞《注》：“经谓《诗》《书》，礼谓典礼之属。”则荀子仅以《诗》《书》为“经”，与“礼”并举，非有“六经”也。
又云：“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以礼、乐、《诗》、《书》、《春秋》并举，而不及《易》。荀子不知有“六经”也。不然，何以曰“在天地之间者毕”乎？
又《儒效篇》：“圣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已。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亦《诗》、《书》、礼、乐、《春秋》五者并举；而不及《易》。盖荀子单言《诗》《书》则包《春秋》，单言“礼”则包“乐”。故分言之则五者，合言之则《诗》《书》与“礼”之二事也。故《荣辱篇》亦言：“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推荀子所谓《诗》《书》，即孔子之“博学于文”也。荀子之所谓“礼”，即孔子之“约之以礼”也。荀子之“始诵经而终读礼”，即孟子“由博反约”之说也。证之以《荀子》之书，则知其时固无“六经”之称也。
秦人焚书，则曰“《诗》、《书》、百家语”，而《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其谓“《诗》《书》”，统指孔、墨以前旧籍。“百家语”，则儒、墨以下私书也。《易》在秦时，人犹知其为卜筮书，非儒家之一经也。荀卿屡举《诗》、《书》、礼、乐、《春秋》而不及《易》，《孟子》七篇，无一字及《易》，知《易》不与《诗》、《书》、礼、乐、《春秋》同科。尊《春秋》齐于《诗》、《书》、礼、乐者，其论始于孟子，定于荀卿。并《易》与《诗》、《书》、礼、乐、《春秋》而言之者，则儒、道、阴阳合糅之徒为之。其事起于汉，见于刘安、马迁、董仲舒、贾谊之书，而亦犹弗称之谓“六经”也。
淮南王刘安招宾客方术之士为《鸿烈》。高诱序之曰：“王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说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则《淮南》杂糅儒、道之证也。故其书以《诗》、《书》、《易》、礼、乐、《春秋》为“六艺” （《泰族训》） ，又曰：“孔丘通‘六艺’之论。” （《主术训》）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曰：“谈为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其《论六家要旨》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言之异，有省不省耳。”则司马谈论学，糅合阴阳、儒、道之证也。备论六家，首列阴阳，而称《易传》，先秦无有也。史迁承父学而尊孔子，故以礼、乐、《诗》、《书》、《易》、《春秋》言“六艺” （《滑稽列传》） 。谓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者，亦史迁也。
董仲舒，《汉书·五行志》称之曰：“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叛，孔子述《春秋》；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此董氏之学为阴阳与儒相杂糅之证也。故《春秋繁露》亦并《易》与《诗》、《书》、礼、乐、《春秋》并言。
贾谊《新书》，亦言“六艺”。贾生亦兼治阴阳、儒、道之说也。
《庄子·天下篇》：“《易》以道阴阳。”史迁亦言之。秦火之后，惟《易》独传。儒、道、阴阳之说，杂见于其书，遂成《易传》，至汉而大行也。
司马氏之言曰：“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 （《论六家要旨》） 明“六艺”中自分经传，而经传不限于“六艺”。
“经”者，对“传”与“说”而言之。无“传”与“说”，则不谓“经”也。《说文》：“经，织也。”《左氏》昭十五年《传》：“王之大经也。”《疏》：“经者，纲纪之言也。”古者于书有“记”、“传”、“故训”，多离书独立，不若后世章句，即以比厕本书之下；故其次第前后，若不相条贯，而为其经纪者，则本书也。故谓其所传之本书曰“经”，言其为“传”之纲纪也。读《墨子·经说》者，必比附于经而读之，则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矣。此古书称“经”之义。《书》有传，《诗》有故训，故亦得称“经”。章实斋谓：因“传”而有“经”之名，犹因子而立父之号。故“经”名之立，必在“传”“记”盛行之后。墨家既称之，诸家沿用之，而《诗》《书》亦得是称也。墨家之辨有说，故《墨辨》称“经”。韩非著书，其《外储说》诸篇，自称左为“经”，右为“传”。撰辑《管子》者，题其《牧民》、《形势》诸篇曰“经言”，言统要也。《吕氏春秋》肇立《十二纪》，“纪”即“经”也，所以纪综群篇。曰《八览》，“览”揽也，所以总揽。曰《六论》，“论”纶也，所以经纶。其称“纪”“览”“论”，犹称“经”也。先秦著书，揭署“经”名，辄如此。谓“经”专儒家书，非也。谓先古已有“经”，尤非也。谓“经”为千古之常道，则尤非之尤非也。
汉之“六艺”，则惟《五经》，以其无《乐经》也。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刘向受诏领校中《五经》秘书。《艺文志》无《乐经》。故王充《论衡》曰：“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也。”惟成帝即位，匡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有曰“臣闻‘六经’”云云，非情实也。
然不能仅言礼而无乐，则增《五经》而称“六艺”。古自有“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
《吕氏春秋·博志篇》：养由基射，尹儒学御，吕氏曰：“皆六艺之人也。”
《周礼·保氏》：“教之六艺，曰礼、乐、射、御、书、数。”
今以称简册，则亦汉人之说。其明称“六经”者，一见庄周书，后成于王莽。
《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是谓“六经”先孔子有，虽《春秋》亦非孔子作也。以《易》与《诗》《书》《礼》《乐》并称，亦出秦火后阴阳家言。
《汉书·王莽传》：“平帝时，莽奏立《乐经》，随立《六经》祭酒。”见《后汉书·苏竟传》注。扬子云《剧秦美新》称之曰：“制成《六经》。”后人则误王莽为孔子也。
《后汉》：“明帝开立学校，置《五经》师。” （《本纪》） “章帝诏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 （《班固传》） 则王莽“六经”终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