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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自思忖，我之沉湎于读和写，并且渐成常习，经年又年，进而茧缚于在别人们看来单调又呆板的生活方式，主观的客观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世上有懒得改变生活方式的人。
我即此族同类。
但，我更想说的是，按下原因种种不提——我之所以爱读爱写，实在的，也是由于爱语文啊！
我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偏科于语文的。在算术和语文之间，我认为，对于普通的小学三年级生，本是不太会有截然相反的态度的。普通的小学三年级生更爱上语文课，也许只不过因为算术课堂上没有集体朗读的机会。而无论男孩儿女孩儿，聚精会神背手端坐一上午或一下午，心理上是很巴望可以大声地集体朗读的机会的。那无疑是对精神疲惫的缓解。倘还有原因，那么大约便是——算术仅以对错为标准，语文的标准还联系着初级美学。每一个汉字的书写过程，其实都是一次结构美学的经验过程。而好的造句则尤其如此了……
记得非常清楚，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小山羊看家》：山羊妈妈出门打草，临行前叮嘱三只小山羊，千万提防着，别被大灰狼骗开了门，妈妈敲门时会唱如下一支歌——
小山羊儿乖乖，
把门儿开开，
妈妈回来了，
妈妈来喂奶。
那是我上学后将要学的第一篇有一个完整故事的课文。它是那么地吸引我，以至于我手捧新课本，蹲在教室门外看得入神。语文老师经过，她好奇地问我看的什么书，见是语文课本，眯起眼注视了我几秒，问我能讲吗，我说能。然后她什么也没再说，若有所思地走了……
几天后她讲那一篇课文。“我们先请一名同学将新课文的内容叙述给大家听！”——接着她把我叫了起来。教室里一片肃静。同学们皆困惑，不知所以然。我毫无心理准备，一时懵懂，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普通的孩子对吸引过自己的事物，无论那是什么，都会显示出令大人们惊讶的记忆力。我几乎将课文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了。那一堂语文课对我意义重大。以后我的语文成绩一直不错，我也更爱上语文课了。
我认为，大人们——家长也罢，托儿所的阿姨也罢，小学或中学教师也罢，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若善于发现其爱好，并以适当的方式提供良好的机会，使之得以较充分地表现，乃是必要的。一幅画，一次手工，一条好的造句，一篇作文，头脑中产生的一种想象，一经受到勉励，很可能促使人与文学、与艺术、与科学系成终生之结。
我对语文的偏好一直保持到初中毕业。当年我的人生理想是考哈尔滨师范学校，将来当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我的中学老师们和同学们几乎都知道我当年这一理想。但“文革”斩断了我对语文的偏爱。于是习写成了我爱语文的继续。在成为获全国小说奖的作家以后，我曾不无得意地作如是想——那么现在，就语文而言，我再也不必因自己实际上只读到初中三年级而自叹浅薄了！在我写作的前十余年始终有这一种得意心理。直至近年才意识到我想错了。语文学识的有限，每每直接影响我写作的质量。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我初三的语文课本中没有鲁迅那一首诗。当然也没谁向我讲解过，“华盖运”是噩运而非幸运。二十余年间我一直望文生义地这么以为——“罩在华丽帷盖下的命运”。也曾疑惑，运既达，“未敢翻身已碰头”句，又该作何解呢？却并不要求自己认认真真查资料，或向人请教，讨个明白。不明白也就罢了，还要写入书中，以己昏昏，使人昏昏。此浅薄已有刘迅同志在报上指出，此不啰唣。
读《雪桥诗话》，有“历下人家十万户，秋来都在雁声中”句，便又想当然地望文生义，自以为是凭高远眺，十万人家历历在目之境。但心中委实地常犯嘀咕，总觉得历历在目是不可以缩写为“历下”二字的。所幸同事中有毕业于北师大者，某日乘兴，朗朗而诵，其后将心中困惑托出，虔诚求教。答曰：“历下”乃指山东济南。幸而未引入写作中，令读者大跌眼镜……
儿子高二语文期中考试前，曾问我“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句，出自何代诗人诗中？我肯定地回答——宋代翰林学士宋子京的《鹧鸪天》。儿子半信半疑：“爸，你可别搞错了误导我呀！”我受辱似的说：“呔，什么话！就将你爸看得那么学识浅薄？”于是卖弄地向儿子讲“蓬山不远”的文人情爱逸事：子京某日经繁台街，忽然迎面来了几辆宫中车子，闻一香车内有女子娇呼：“小宋！”——归后心怅怅然，作《鹧鸪天》云：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儿子始深信不疑。语文卷上果有此题，结果儿子丢了五分。我不禁嘿嘿然双手出汗。若是高考，五分之差，有可能改写了儿子的人生啊！众所周知，那当然是李商隐的诗句。子京《鹧鸪天》，不过引前人诗句耳。某日我在办公室中，有同事笑问近来心情，戏言曰：“悲欣交集。”两位同事，一毕业于师大；一先毕业于师大，后为电影学院研究生。听后连呼：“高深了！高深了……”我一时不禁疑惑，料想其中必有我不明所以的知识，遂究根问底。他们反问：“真不知道？”我说：“真的啊！别忘了我委实是不能和你们相比的呀，我只有初三的语文程度啊！”于是告我——乃弘一法师圆寂前的一句话。
我至今也不知“华盖运”何以是噩运。
至今也不知“历下”何以是济南。
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虽也遍查书典，却终无所获。某日在北京电视台前遇老歌词作家，忍不住虚心求教，竟将前辈也问住了……
几年前，我还将“莘莘学子”望文生义地读作“辛辛学子”。
有次在大学里座谈，有“辛辛”之学子递上条子来纠正我。条子上还这么写着——正确的发音是shēn，请当众读三遍。
我当众读了六遍。自觉自愿地多用拼音法读了三遍，从此不复再读错。
在相当长的时期，我仅知“耄耋”二字何意，却怎么也记不住发音。有时就这么想——唉，汉字也太多了，眼熟，不影响用就行了吧！
某次在中国妇女出版社一位编辑的陪同之下出差，机上忍不住请教之。但毕竟记忆力不像小学三年级时了，过耳即忘。空中两小时，所问四五次。发音是记住了，然不明白为什么汉字非用这一词形容八九十岁的老人，是源于汉字的象形呢，还是成词于汉字结构的组意？
三十五六岁后才从诗词中读到“稼穑”一词。
我爱读诗词，除了觉得比自言自语让人看着好些，还有一非常功利之目的——多识生字。没人教我这个只有初三语文程度的作家再学语文了，只有自勉自学了。
一个只有初三语文程度的人，能识多少汉字？不过三千多吧？从前以为，凭了所识三千多汉字，当作家已绰绰有余了吧。不是已当了不少年作家，写了几百万字的小说了嘛！
如今则再也不敢这么以为了。三千多汉字，比经过扫盲的人识的字多不到哪儿去呀。所读书渐多，生词陌字也便时时入眼，简直就不敢不自知浅薄。
望文生义，最是小学生学语文的毛病。因为小学生尚识字不多，见了一半认得一半不认得的字，每每蒙着读，猜着理解。这在小学生不失为可爱，毕竟体现着一种学的主动。大抵地，那些字老师以后还会教到，便几乎肯定有纠正错谬的机会。但到了中学高中，倘还有此毛病，则也许渐成习惯。一旦成为习惯，克服起来就不怎么容易了。并且，会有一种特别不正常的自信，仿佛老师竟那么教过，自己也曾那么学过，遂将错谬在头脑之中误认为正确。倘周围有认真之人，自也有机会被纠正；倘并非如此幸运，那么则也许将错谬当正确，错上几年，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矣……
“悖论”的“悖”字，我读为“勃”音，大约有三年之久。我中学时当然没学过这个字。而且，我觉得，“悖论”一词，似乎是在“文革”结束以后，80年代初，才在中国的报刊和中国人的话语中渐被频繁“启用”。也许是因为，中国人终于敢公开地论说悖谬现象了。我是偶尔从北京教育电视台的高中语文辅导节目中知道了“悖”字的正确发音的。
某日，我问一位在大学做中文系教授的朋友：“我常将‘悖论’说成‘勃论’，你是否听到过？”他回答：“在几次座谈会上听到你发言时那么说。”又问：“何以不纠正？”回答：“认为你在冷幽默，故意那么说的。”再问：“别人也像你这么认为的？”回答：“想必是的吧？要不怎么别人也没纠正过你呢？你一向板着脸发言，谁知你是真错还是假错……”我也不仅在语文基础知识方面浅薄到这种程度，在历史常识方面同样浅薄。记不得在我自己的哪一篇文章中了，我谈到哥白尼坚持“日心说”被宗教势力处以火刑……有读者来信纠正我——被处以火刑的非哥白尼，而是布鲁诺……我不信自己在这一点上居然会错，偷偷翻儿子的历史课本。我对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皇室权谋，今天你篡位、明天我登基的事件，一点儿也不能产生中国许多男人产生的那种大兴趣。一个时期电视里的清代影视多得使我厌烦，屏幕上一出现黄袍马褂我就脑仁儿疼。但是为了搞清那些令我腻歪的皇老子皇儿皇孙们的关系，我每不惜时间陪母亲看几集，并向母亲请教。老人家倒是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中国的王朝历史真真可恨之极，它使那么多那么多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包括我母亲这样的“职业家庭妇女”，直接地将“历史”二字就简单地理解为皇族家史了……
一个实际上只有初中三年级文化程度的男人成了作家，就一个男人的人生而言，算是幸事；就作家的职业素质而言，则是不幸吧？起码，是遗憾吧……写作的过程迫使我不能离开书，要求我不断地读、读、读……读的过程使我得以延续初中三年级以后的语文学习……我是一个大龄语文自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