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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应该是一种精神生产的“流水作业”。不断地“蓄”入，才能不断地“付”出。这是“源”和“流”的辩证关系。每一个文学创作者，每一个文学青年，都不能忽略这种“蓄”入与“付”出的问题。
什么叫“蓄”入？“蓄”入就是积累。积累什么？积累可以在创作过程中当作“生产原料”的素材。素材从哪里来？我认为只能从生活中来。
“素材”，往往是零碎的，是“单幅照片”式的，而且往往是不连贯的。这样的某些生活中的人和事，在一般人们看来，也许是毫无意义的，并不去思索，也不会使一般人们产生种种联想。但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却很可能是非常有用处的，甚至可能是非常宝贵的。
我的父亲有一个习惯，走路时，常会忽然弯下腰去，从地上捡起一根铁钉、一枚螺丝钉、一截废电线、一段铁丝，或者其他的什么不起眼的小东西。我和他一起上街，常常会被他这一举动搞得怪不好意思。父亲捡起来还不算，回到家里还要存放到一个小木箱里。我有几次差点就把小木箱给扔掉，也几次差点卖给收破铜烂铁的，惹父亲生过气，说我：“不知道东西中用。”存放在小木箱里的东西确实起到过作用，不知在什么时候要干什么事，那一根铁钉、一截电线、一段铁丝，往往就派上用场了。我想我也应该养成这种“路上拾遗”的习惯。我想我也应该有一个“小木箱”。
创作素材的积累，不一定当时就会用得上，更不要因为当时用不上，就以为是“废物”，以为没有价值。恰恰相反，这种积累，往往会很久以后才会用上。这有点像醇酒，放置的时间愈长，酒味愈浓；也有点像到银行储蓄，储蓄的时间越长，数目越大，利息越高。一个人银行里储蓄了一万元，就会生活得很自信。搞创作的人，也应当成为精神储蓄的巨富。作家“生活底子”雄厚，创作才能从容。
比如我写《西郊一条街》，那最初的念头还是在我上大学时，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九年之间。那时常和同学们到复旦大学校园后去散步，那里就有一条街，很窄，隔街可以聊天。但街这边是城市户口，街那边是农村户口，几乎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在上海市区内，街两边有那么多男女青年，岁数相仿，一定会结成几对“金玉良缘”的。但在该条街上不会发生这样的爱情。在我们这儿，连爱神阿佛洛狄忒，也很重视户口问题……当时我就想，这不是一篇小说的素材吗？但写成小说，是在去年。
比如我有一篇小说《苦艾》，这篇小说是怎样产生的呢？还得说到我在大学期间，有个藏族同学，比我高一届，叫索玛尼，是西藏歌舞团的，两次进民族学院学音乐，擅长中西乐器的演奏。他给同学们带来很多快乐。他有一种独特的演奏方式，我们叫作“口奏”。一次在我们专业开的联欢会上，他表演了芭蕾舞剧《沂蒙颂》的“捉鸡”片段。小提琴、大提琴、钢琴、黑管、小号、钢鼓……整整一个交响乐队，全在他舌头上！不但口中“演奏”，还有模仿动作，把老师和同学都给镇住了。“捉鸡”从教室里捉到走廊，再从走廊捉到教室，三出三入。老师和同学们，也一会儿呼啦一下跟在他身后涌到走廊，一会儿呼啦一下从走廊跟进教室。他演奏得很严肃，可以说一丝不苟，大家欣赏得也很认真。这情形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再也忘不掉这个索玛尼。这应该是一篇小说中的多么好的情节啊！我当时这么想过，但并没有写。因为要把这样的生活素材运用到作品中去，总得有一种契机。这样的契机一出现，这样的素材和其他的素材碰撞出火花来了，就可以组合在一起了。
这素材究竟和另外什么素材碰撞在一起，使我终于写出了《苦艾》这篇小说呢？
我在北大荒当过小学教师。我所在的那个连队是一个很偏远的连队。那里很落后，在我去之前，没有学校。那里的大人们和他们的孩子，几乎不知道要学习文化。我的学生中，有个十七岁的少女。这山村少女长得很美。我看电影《叶塞尼亚》，常常会想到她。她不但美，而且天生对美的事物有一种渴望。学校里买了台收音机，我每天晚上在教室备课，她就默默地来听音乐。她性格很野，野中有种粗俗，但听音乐时，又是那么娴静，像大家闺秀。我当时就想，她如果能受到必要的文化教育和艺术训练，也许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歌唱演员、舞蹈演员或者戏剧演员、电影演员呢！可是她没有这样的机会，她像一株山野中的小草，自生自灭。男人们只会对她的美产生欲念，女人们则是嫉妒。我曾经为我这个学生到黑河歌舞团去推荐过，可是没有成功。两年后，她做了男人的老婆，男人比她大十二岁。我调到团宣传股时，在送我的人群中，我发现了她，躲得远远的，呆滞地望着我。我那时突然感到生活对人的不公正、不公平，感到文明、文化，对任何一片土地上的人们，都是那么重要。我几乎哭出来，为我的这个学生。也是去年，我忽然收到一封信，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发表之后，是我的学生写来的。信中她几乎没有谈她自己，只谈我的学生中谁谁也出嫁了，大家都很想念我，常提起，还在收音机中听到我的作品被改编为广播剧，等等。而她的生活，那是她不必告诉我，我也完全想象得到的。
于是我写了《苦艾》，一个晚上就写出来了，万余字，写得的确很畅快。其中大段的主要的细致描写，就是写我的这个学生。我在小说中叫她春梅子，写了她当众表演“口奏”，显示出她身上的原始的艺术素质和带有野性的、粗俗的美……
再比如，我住在丁山宾馆。忙于写作，头发胡子都很长，有一天在宾馆理发，刚坐下，有个姑娘走了进来。这也是位很美丽的姑娘，刚洗过头。她一进理发馆，就对两个小伙子理发员说：“你们给我头发拉一拉直。”她刚烫过，显然对样式不满意，要把鬈发拉直，成披肩发。她说话的那种语调、眼神、脸上表现的傲气，都告诉我，她知道自己是很美的，而且知道“美”的价值是昂贵的。我想那两个小伙一定会大献殷勤的。但他们并没有献半点殷勤，互相看了一眼，笑笑，洗了手，看也不看那姑娘一眼，扬长而去，表现出小伙子在姑娘面前的傲气。你有你的美，我有我的傲。不是有许多小伙子都善于在漂亮的姑娘们面前大献殷勤么？但这两个小伙子理发员偏不。如果当时不是两个小伙子同时在场，而是只有其中的一个在场呢？会不会也如我所看到的一样高傲？小伙子们对姑娘们的殷勤，常会因为有第三者在场受到限制和制约。这也是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的现象。我听宾馆的服务员说，在那里工作的姑娘们有一些人最大的愿望是当“陪同”。自以为具有了这种条件的姑娘们，学外语更加努力。那么小伙子理发员的傲气又含有另一层意味了。
回到房间，我就不能不去想，这姑娘是谁？她从哪儿来？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她已经当上“陪同”了吗？她正在向往着当一名“陪同”么？如果她的向往迟迟不能实现，她会沮丧吗？如果她的愿望实现了，她就会觉得对生活心满意足了吗？她对生活可能有一种怎样的理解？她已经谈恋爱了吗？爱着一个什么样的小伙子？她的恋爱观又是怎样的？等等，等等。我什么都不知道，对这姑娘一无所知，但我又什么都想知道。我也并不想去接近这姑娘，搭讪着说几句话，套出一点什么“素材”来。不。我觉得如果她什么都对我讲了，我对她彻底弄明白了，那反而未必有意义，就现在这样好。她是个“谜”，“一个未知数”，因而给我想象的空间，联想的“余地”。我心中可能会渐渐活跃起一个“她”来。是“她”又不是“她”。
“她”可能会成为我某一篇小说中的人物吗？我现在还不好说。但我先把“她”蓄入我的记忆仓库。让“她”在里面慢慢成熟吧！说不定哪一天，在哪一种契机下，她会从我的头脑中“蹦”出来，“复活”在我的笔下。
讲了以上这些，无非想说明一点：一个搞创作的人，要善于观察生活。那些偶尔吸引了你的人和事，纵然不一定马上会写成一篇小说，但也不要轻易放过，储存到记忆中去。
琥珀是很美丽的。琥珀是怎样形成的？一只小蜘蛛、小甲虫，被松树上偶尔滴落的松脂粘住了。它挣扎，但终于被裹住了。经过几百年，一颗奇异的琥珀形成了。
珍珠也是如此偶然地形成的。
我们的记忆，就像一棵大松树。要使创作的源泉不竭，也就必须使记忆的松树常青。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中，不是有个大侦探叫波洛的吗？什么人，什么事，他都感兴趣。他当然不是一个专门窥测别人的坏家伙。因为他是侦探，所以他才对什么都感兴趣，一种人的职业特质。搞创作的人，也要有一种特质。当然不能像这位大侦探一样，那样作家就太使人讨厌了。我所说的特质，是讲作家的眼睛，他要善于在生活中搜寻可以成为“琥珀”或“珍珠”的元素。发现了，就从自己记忆的大松树上，滴落一滴“松脂”来。
我想，大家一定不会将我这番话理解为——小说的素材原来都是这么得来的呀！这不过是一种方式，可以叫作“零存整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那就是扎扎实实地生活。不过，这是另一个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