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成立以来的70余年间，由先辈数人到成百上千、成千上万以至数以万计，一代又一代对外汉语教师在海内外汉语二语教学领域辛勤耕耘、无私奉献，为这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业界先辈筚路蓝缕，开创“先语后文”和“语文并进”两种教学模式，功不可没；出版第一部对外汉语教材《汉语教科书》，影响深远。60年代，为满足海外汉语教学需要，国家从有关高校先后选拔四批优秀毕业生（1961—1964），作为出国储备师资（150余人），这是颇有远见的战略性举措。这些师资不仅开拓性地完成了60—70年代海外汉语教学任务，而且集体性地成为八九十年代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不少人成为业界知名专家、学者和领导者，赵金铭先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赵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受业于王力、高名凯、朱德熙等名师大家，在大家们学贯中西、严谨治学、崇高人格的熏陶下，开阔了学术眼界，厚实了语言学基础，走上了语言研究之路。然而，正值蓄势待发的青春年华却赶上了荒疏学术那十年。直到1979年，春天来临，赵先生才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敦煌变文中所见的“了”和“着”》，这是国内较早专门以敦煌文献为语料研究汉语实词虚化的重要文章，给注重词语考释的汉语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仅令人耳目一新，也拓宽了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领域；而“了”“着”作为现代汉语最重要的时体助词，是如何由实词演变为虚词的，本身就是一个重要课题。该文不仅自身论述严谨、结论可信，语料新颖、选题独到更是其价值所在，而这应该得益于赵先生深厚的学养和对选题学术价值的把握能力。文章发表后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成为赵先生成名作，亦是近代汉语研究的经典文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地处处欣欣向荣，百业蒸蒸日上。对外汉语教学伴随国家的对外开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来华留学生不断增加，师资队伍不断壮大；成立国内国际学术团体，召开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创办专业期刊，培养专业汉语教学人才；开设各类新课，编写各类新教材，学科意识普遍增强，学术地位不断提高。呈现出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喜人景象。在80—90年代这20年间，赵先生始终深处学科建设和研究的前沿，他以饱满的热情、旺盛的精力和强烈的使命担当，投身学术和行政、本体和教学研究工作中。1997年出版的《汉语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收录了这一时期赵先生在《中国语文》《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等期刊上发表的涉及上古汉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论文10篇，涉及语音、汉字和语法教学理论与方法以及对外汉语教学学术评论15篇。其中，《教外国人汉语语法的一些原则问题》（1994）所提出的六项基本原则，大大深化了对教学语法的认识；《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三个阶段及其教学主旨》（1996）所划分的初中高各阶段的语法教学目标和内容，对教学实践和教材编写很有指导意义，这两篇文章被广泛引用，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经典文献；而诸如第一届（1985）、第二届（1987）、第四届（1993）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的论文综述，《近十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述评》（1989）、《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的现状与前瞻》（1996）等系列学术评论，对凝聚学科理论研究共识、引导学科发展方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赵先生在学科建设视野下，统揽全局，高瞻远瞩，从学术评论的角度为学科发展做出的独特贡献，至今读来不仅仍具有学术价值和启发性，还增添了时代感和亲切感。

进入21世纪以来，60年代的四批“储备师资”绝大多数都已退出教学和科研一线，而赵先生不仅仍奋斗在学科建设的前沿，还被任命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对外汉语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对外汉语教学界唯一的国家级基地），并以其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在进入新世纪前的1998年就被评为对外汉语教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也是当年四批师资中唯一的博导。新世纪前十余年，赵先生出版了《汉语与对外汉语研究文录》（2005）、《赵金铭国际汉语教育论文集》（2012），两部文集视野开阔，内容宏富，既有综观学科发展建设的高屋建瓴之作，如“九五”“十五”期间的学科研究与建设、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汉语国际传播研究、汉语二语教学的理念与模式、对外汉语教材的创新路径等，又有涉及教学实践具体问题的接地气之作，如课程体系与实习体系、论教案及相关问题、“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教材的文化取向、商务汉语论文标题的内容与词语分析等，可谓不忘初心，龙虫并雕。其中的一些文章，不仅选题聚焦学科研究的根本问题、重大课题，颇具引领性和导向性，而且具体研究成果也代表了学科研究的水平。例如，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上的《论对外汉语教材评估》（1998），在相关论述基础上，制订了第一个汉语教材评估表，开启了教材评估研究的先河，成为引用率“置顶”的又一经典文献。发表在《世界汉语教学》上的《对外汉语教学法回视与再认识》（2010），系统梳理了90年来国内与美欧汉语二语教学法发展和演变历程，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总结和论证了汉语教学界百年来所形成的“汉语综合教学法”是行之有效的，呼吁业界应“守住自我，不追赶时髦，不轻言放弃”。文章立意高远，格局宏大，饱含深情，见解深邃，充分体现了业界在汉语二语教学法理论建设上的高度自信。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汉语句法结构与对外汉语教学》（2010），结合汉语本体研究的成果和语言学、认知心理学上的依据，并借鉴早期应用词组教授汉语的尝试和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经验，多角度论证了句法结构（词组）在汉语教学和教材编写中的价值，文章不仅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也是赵先生一贯倡导的“基于汉语汉字特点来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学术思想的体现，更是赵先生力行道路自信的典型体现。坦率说，只有赵先生这样具有深厚汉语本体理论素养、丰富的二语教学和教材编写经验、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的学者，才能发现这类独到的选题，写成这样高水平的文章。

在新世纪的前20年间，赵先生不但个人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参与和引领学科建设，同时，作为业界名副其实的学科带头人，他主持编写了多部教材，如他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2004初版，2019修订本），作为第一总主编的《商务馆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系列教材》（2012年前后陆续推出），是国内影响力最大、使用最广泛的教材，为培养汉语二语教学专业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主持了大型系列研究丛书的编选工作，如作为总主编的《商务馆对外汉语教学专题研究书系》第一辑22种（2006）、第二辑24种（2019），系统梳理和选编了新世纪以来海内外汉语二语教学界在“学科理论、教学理论、教材编写、口语和听力教学、阅读与写作教学、综合课教学、文化教学、汉语要素教学、汉语水平测试、汉语二语认知与习得、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教师专业素质与教师发展、教学标准与大纲、汉语教学资源、汉语二语教学史”等几十个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框架，为本学科专业知识的集成和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海内外同人的普遍赞誉，极大地提升了国际中文教育学科在学术界的影响力。这其中，赵先生付出的热情和精力、心血和智慧，不能被忘却。

令人欣喜的是，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70岁之后的赵先生，不但仍奋战在学科研究和建设的前沿，而且为业界奉献出更加精彩的《国际中文教育十三讲》。孔子言“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解释说：“孔子到七十岁时，可以从心所欲，而所做的都合于规范，他的行为不再需要意识去引导，可以顺乎自然，这是圣人在心灵修养上最后阶段的造诣。”在我看来，70岁之后的赵先生，对中文教育方方面面的认识“随心所欲”又“合于规范”，所论皆顺乎汉语汉字二语教学的自然规律，且近乎纯青之境。所谓“顺乎自然规律”，就是顺乎汉语汉字的自身特点，顺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应有的理念、特有的途径、适合的方法。这在“十三讲”中有充分的体现。本书的主要特色和价值还在于，编排讲究，自成体系；守正创新，微言大义，堪称国际中文教育的“中国方案”。

“十三讲”系由所选十三篇论文，经过合理的次序安排和必要的技术处理编辑而成，各“讲”之间总体上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方便读者对学科问题的系统性认知，可谓由单篇论文的巧妙集成，到系统化学术思想呈现的“华丽转身”，虽属“巧合”，宛若“天成”。读单篇论文，当然会有收获，但那是散珠之光，读集成后的“十三讲”，则有散珠成串，光艳夺目之效，从中可了解到作者在国际中文教育基本问题、关键问题和方向性问题上，系统化的学术思想，获得感会大大提升。

第一讲是对汉语二语教学的历史回顾，读者不仅可以对70年来学科发展的来龙去脉、研究领域和研究现状，有一个系统而精准的把握，而且读后“一下子”就切入到学科中来，乃至成为“学科中人”。这就为阅读后面各“讲”提供了一个宽阔的认知背景。第二讲开宗明义：“国际汉语教育的本旨是汉语教学”，这既是学科的一个原点性问题，也是对近年来一些业界人士和社会舆论对这一学科的主旨有所迷茫，对这一学科的属性有所偏识之正本清源。学科名称可改，教学形态可变，但学科本旨不能变，使命不能改。明确了学科的使命，接下来应是如何完成使命，于是，第三讲便论述“语文分开”教学模式。这是70年来，首次为汉语二语教学独有的教学模式进行全方位正名。事实上，这不仅是为“语文分开”这一初级汉语教学模式“恢复名誉”的问题，本质上，是重视还是忽视汉语汉字特点的问题，是关乎国际中文教育质量和效益的问题，乃至关乎本学科是否道路自信的问题。明确了有效的教学模式，接下来便是如何实施的问题，也即汉语教学的基本单位问题，于是，也就有了对汉语教学“本位”问题的阐释，对音节、汉字、词汇教学的研究，对语法、文化教学的论述，这便是第四至第九讲的内容：“汉语二语教学基本单位”“音节与汉字、词汇的配置和选择”“词中字义的析出与教学”“动结式二字词组及其教学”“汉语二语教学语法：格局＋碎片化”“国际汉语教育中的跨文化思考”。这些“讲”所涉及的问题，无论在何时何种语境下，也无论以何种方式教学，都是汉语二语教学不可逾越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教学实施，是汉语二语教学的核心知识与核心技术，研究这些问题永不过时。上述各“讲”，就是赵先生在“不逾矩”年代与时俱进的新思考。比如，所提出的“格局＋碎片化”的语法教学理念和实施路径，即可谓汉语二语语法教学的新方略。该方略的基本要义是：对初学者应该先介绍一个汉语语法的基本框架，称作语法格局。支撑语法格局的是，自然语言中大量碎片化的语法事实。语法格局是“静”，碎片化语法是“动”。静者定其位，动者充其实，构成汉语二语通用教材的基本框架。这是语法教学理念与方法的重大革新，已引起业界高度重视。接下来的第十讲，是在广泛的视野下对整个二语教学法进行的理论思考，并提出“语言教学法必附丽于特定的语言，才能成为真正的教学法”这一重要论断，其相关论述为创建具有汉语特点的教学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其理论意义、应用价值和学术水平，可与国际二语教学的经典文献相比美，而绝无逊色。

最后三讲，则由微观性的核心问题转向对影响全局的宏观性问题的讨论，包括具有指导性的“国际汉语教育的‘国际化’‘本土化’”，具有引导性的“语言类型视角的区域汉语教学”，具有前瞻性的“国际中文教育资源体系构建”。整个“十三讲”，由宏观性的纵横70年学科发展历程讲起，到微观性的学科内涵问题的再研究和新思考，再到宏观问题的引领与展望，史论结合，巨细兼容，很好地呈现了赵先生国际中文教育的学术思想。

“十三讲”编得巧，效果佳，固然好。然而，更为重要的还是内容好。好在“守正”，即守住汉语及其作为二语教学的特点，守住汉语教学的历史传统、宝贵经验和学术积淀。可贵的更在于，能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即不拘泥既有的经验和成见，而是放眼世界二语教学的新发展、新理念、新方法，来关照和讨论汉语二语教学；不拘泥现代汉语现象，而是在古今汉语对照下，在语言类型学视野下，来看汉语和汉语二语教学。因而，能够提出新见新解、新说新论。就赵先生而言，创新的动因还在于，在“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年代，所具有的“心灵修养上”的造诣，所“天然”具有的学术睿智力、洞察力和判断力。

守正创新，体现在各“讲”之中。比如，第二讲中所提出的“国际汉语教育的深刻内涵在于语言文化不可分”，便是一个新表述、新认识。这一论断表明，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化教学，不是来源于语言之外的，是与语言教学相伴相随的，不是“贴”上去的，是润物无声的。正因此，赵先生指出了目前国际汉语教育中文化教学的一些不当理念和做法，“有些急功近利，讲述过于直白，多少带有为介绍中华文化而讲文化的倾向，甚至于将文化的介绍作为汉语教学的主体”。他认为“文化的教学与学习，本来就是语言教学学科内涵中所必备的。这完全是因为语言文化的一体性而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语言与学语言必定伴随着文化。”进而提出“应该将汉语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的研究，与文化介绍的途径与方略的研究同时论证”的新观点、新方向、新课题。

中国作为汉语的母语国，有责任和义务，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更多可供借鉴乃至应用的“中国经验”“中国理论”“中国方案”。这是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应有的使命与担当，目前这样的“经验、理论和方案”还不够多。业界不少同人把精力用在“紧跟国际二语教学前沿”上，这不为错，但很难从中提出“中国方案”。语言不同、文字不同，语言跟文字的关系不同，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不应把基于拼音文字和相关语言的二语教学理论和方法，当作适合汉语汉字二语教学的理论和方法，至少不能完全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先生顺应汉语汉字特点来探究汉语二语教学规律的“十三讲”，所体现出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新解新见、新说新论，便堪称国际中文教育的“中国方案”。比如，第十讲中，在提出“语言教学法的创建依托于语言的特定性”这一理论主张的基础上，结合汉语的教学内容，提炼并阐释了附丽于汉语的教学法，赵先生谦逊地称之为“口诀”：（一）“听说领先，读写跟上”，即初级汉语教学走“先语后文”之路；（二）“妈麻马骂，汤糖躺烫”，即语音教学必唱四声，掌握汉语的声调；（三）“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即字、词、句贯通，首先进行整词教学，掌握一定数量词语后，再析出字义，系连词汇，融入句中；（四）“整体识字，先认后写”，即先学会简单的口语，而不急于见汉字，更不急于将汉字打散，接触汉字亦应整体识读，先描再写；（五）“结构组块，词组本位，精讲多练”，即语法教学从复合词的构成，到词组，再到句子，均体现出陈述、修饰、支配、补充等汉语结构关系。赵先生总结和阐释的初级汉语教学法，充分契合汉语汉字的特点，体现了汉语二语教学应有的规律。这样的“中国方案”，不仅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广泛的应用价值，也是国际中文教育理论和方法可以自信的有力例证。

这本《国际中文教育十三讲》，是业界资深专家赵金铭先生，70岁以后，“合于规范”的守正之言，“从心所欲”的创新之说。从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看，所讲的这些“讲”，或者是影响学科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关键性问题，或者是教学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不可逾越的真问题。书中，老问题讲出新见解、新思路，新课题讲出新方向、新方略。这样的人，这样的书，实属稀缺。在此，作为赵先生的学生，我必须向已然“80后”的老师，表示衷心的祝福和由衷的敬意。

作为余言，我不能不说几句我与赵先生，说几句这篇序的荣幸与纠结。自从1999年，师从赵先生读博后，学业上、工作上、生活上，样样得到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指导。20多年岁月里，赵先生与我不仅是师生关系，亦是忘年友，先生对我的提携，那真是不遗余力。2019年5月，《语言战略研究》约请赵先生撰写《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七十年》，编辑部慧眼，赵先生是不二人选。然而，先生却力荐我来写，我虽然远远不是合适人选，但编辑部不好驳赵先生面子，也就同意由我来凑数。此次，先生嘱我为“十三讲”写序，无疑是又一次提携我。可学生为老师写序，实在不合学术伦理，这让我很是纠结了一阵子。纠结中，我想起了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我们是亦师亦友”。于是，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即刻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稍能心安的说辞：以“忘年友”的身份来完成这一难违的师命，而且这个身份也可以“不必”再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而纠结。

2022年金秋十月
人民大学人文楼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