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

1.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的诞生

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一个研究院，顾名思义，是研究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科学顾问和智囊团。

2016年，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的运行，国家公园建设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模式集成等方面缺乏系统的科学研究，体制机制研究也面临一系列实践与管理问题，急需科学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支撑。基于以上问题和需求，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赵新全研究员有了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的构想，并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和青海省人民政府的认可和支持。2018年9月14日，在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和青海省科学技术厅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正式建立。研究院依托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而建，按照“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方式运行。赵新全任研究院学术院长，并成立了由中科院院士为主的研究院学术委员会。

那么赵新全研究员到底捕捉到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哪些科学问题，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的使命和目标是什么？研究院成立至今到底完成了哪些科学研究工作呢？

2.研究院的使命与目标是什么？

作为因国家公园建设急需科学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支撑应运而生的研究院，其使命在于，针对我国西部国家公园建设中存在的特殊区域生态环境如何保护、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科技问题，重点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资源利用、生态系统功能变化与可持续管理、环境变化与水资源效应、生态环境监测与大数据平台建设、体制机制与管理等研究，运用生物学、生态学、资源环境科学、文化生态学和管理学知识，打造国家级的国家公园科技创新平台和专业人才培养基地，为国家公园的科学化、精准化、智慧化建设与管理提供科学支撑，引领国家公园的重要研究方向，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体系的建立提供借鉴与示范。

研究院的目标在于以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科学问题及需求为导向，搭建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平台，以现有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全部力量为基础，联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功能与过程、生态环境承载力、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游憩与环境教育及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研究，从基础研究、技术突破、模式集成、生态监测、体制机制等方面开展全链条设计，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提供科技支撑。培养学科领军人才，联合培养研究生，联合申请博士后流动站，设立研究生培养基地。通过10年努力，成为我国国家公园理论的发源地、国家公园各研究领域的引领者、国家公园创新研究的实践者以及国家公园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

3.研究院开展的工作

自2018年成立以来，研究院围绕使命和目标，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涉及科学研究、参与政府决策以及科普宣传等方面。

（1）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科学研究

①生物多样性保护及调查工作

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动植物资源调查工作。调查发现国家公园内藏羚、藏原羚、藏野驴、野牦牛和白唇鹿分别约为6万、6万、3.6万、1万和1万头（只）。藏羚的濒危级别从“濒危”降为“近危”，雪豹的濒危级别从“濒危”降为“易危”，藏羚和雪豹的种群恢复得到了IUCN的认可。

利用卫星遥感资料监测大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实现了方法学突破，为全区域、无死角监测野生动物奠定了基础。监测发现国家公园核心保育区内（2.3万平方公里）藏羚、藏原羚和藏野驴数量分别为3.7万、3.4万和1.7万头（只），均高于地面样带监测的种群密度。

②研究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功能

关注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分布的面积、生产力和覆盖度，可可西里无人区近20年植被生产力等。研究发现，三江源地区平均水源涵养量、土壤保持量和防风固沙量分别为7.42万立方米/公顷、28.40吨/公顷和22.44吨/公顷，均呈现增加趋势。近20年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持续增加，每年约固碳840万吨。

③研究物种适应机理

完成了三江源地区雪豹、藏野驴、白唇鹿、野牦牛、岩羊、藏原羚等代表性动物高质量参考基因组测序和组装，搭建了三江源有蹄类动物基因数据库。发现藏野驴和野牦牛肠道微生物多样性较高且稳定功能较好，并且正是因为此原因，藏野驴比家驴具有更高的牧草干物质消化能力，野牦牛比家牦牛体积更大。

（2）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除开展上述科学问题的研究工作以外，研究院还撰写了各种咨询报告。如《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成效、问题及建议》《2018—2019年冬春雪灾对三江源地区草地畜牧业影响的遥感监测评估及加强雪灾应对能力建设的对策建议》《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与家畜争食草场问题及补偿试点建议》《青海省可可西里卓乃湖退水沙化生态环境效应考察报告》《重视自然公园建设，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动生态保护和民生提升平行发展》《新时期草地多功能目标管理几点建议》等。这些报告有些得到了国家、科技部、自然资源部以及地方领导批示，有些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采纳。

（3）致力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科普工作

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除了开展上述工作外，还利用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技术研发国家公园三维动植物数字标本等产品，建设国家公园云端博物馆，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体验、环境教育、科普旅游等功能，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提供新的实现路径。研发的数字三江源国家公园环境教育和体验平台接待青海省、中科院领导、专家学者观摩400余人次，旗舰物种的三维AR模型等产品和系统应用推广至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合作，积极宣传科考成果及科学家精神，完成《开讲啦》《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在行动》节目，《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期间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介绍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成效，取得了良好效果。

本章参考文献

高吉喜，徐梦佳，邹长新.中国自然保护地70年发展历程与成效［J］.中国环境管理，2019，11（04）：25-29.

耿松涛，唐洁，杜彦君.中国国家公园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J］.学习与探索，2021（05）:134-142+2.

黄国勤.国家公园的内涵与基本特征［J］.生态科学，2021，40（03）:253-258.

李永雄，陈明仪，陈俊.试论中国公园的分类与发展趋势［J］.中国园林，1996，12（03）:30-32.

罗伯特·鲍勃·柯特.国家公园概念之演进：过去，现在以及未来［J］.林业建设，2018（05）:27-37.

青海国家公园建设研究课题组. 青海国家公园建设研究［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

苏德辰，陈锐，丁弘，等. 高山仰止三江源——记三江源国家公园［J］.自然资源科普与文化，2022（01）:26-31.

汪松.哥斯达黎加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J］.动物学杂志，1980，15（01）:49-50.

王宗仁.生态屏障在哪里［J］.青海湖，2019（02）:120-123.

蔚东英，张强，张景元，等.三江源国家公园——世界的三江源［J］.森林与人类，2021（11）:24-47+6-7.

雍怡. 心随星海皈自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曾以禹，王丽，郭晔，等.澳大利亚国家公园管理现状及启示［J］.世界林业研究，2019，32（04）:92-96.

翟洪波.建立中国国家公园体制的思考［J］.林产工业，2014，41（06）:11-16.

张琲旎.新时代背景下城市公园改造与更新研究［D］.重庆大学，2019.

张天宇，乌恩.澳大利亚国家公园管理及启示［J］.林业经济，2019，41（08）:20-24+29.

郑士良. 中国最早的公园是何时建成的［J］.小读者，2011（05）:52.

朱永杰.国家公园的前世今生［J］.中国林业产业，2018（07）:156-160. 6PUHTLX6d2cyAFVbnfyWzimXgpJAhBNQIVTtJntNdfBRp9N7bR7f70tuIpZGc3h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