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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不仅来自马克思主义，而且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从中华民族精神“根”与“魂”的高度，定位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
马克思主义代表着真理的力量，展示的是客观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的是人格的力量，展示的是人的信仰、气质、品德等组合而成的影响力和感染力。真理的力量能够保证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人格的力量则是我们赢得人民群众认可和尊重的关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中华文化与世界上的其他文化相比，有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非常重视精神追求。梁启超曾经讲：“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亦不以求知识为归宿点……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说，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
简单地说，中国传统哲学重视人的精神追求，倡导人格境界的高尚。人格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是指人的志趣、性格、能力和道德品质的总和。理想人格是指一定社会或阶级所倡导的道德上的完美典型。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的理想人格，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君子”。“君子”一词经过孔子从不同侧面的解说和阐发，成为了中华文化中上至历代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各个阶层包括普通老百姓广泛认同的理想人格。
儒家经典中有许多关于“君子”的论述，例如《论语》中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礼记》中也有“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孟子·离娄下》有“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等论述。这些论述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君子的内涵，例如君子将“仁”当成人生的最高境界，将“义”作为一种道德标准，注重追求精神层面的道。例如君子胸怀坦荡，秉持公心；君子有豁达包容的胸襟，在看待事物时能尊重理解对方，又能坚持自己的观点，等等。在先秦儒家之后，历代思想家都非常重视这一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对君子概念作了继承和发挥。有学者简要概括道：“‘君子’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及忠、孝、廉、耻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它们最终都集聚、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理想人格即‘君子’身上”，“君子概念及君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聚焦之点和闪光之源，是烛照中华儿女历经坎坷而跋涉向前的人格力量和心理支撑。”
君子不仅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形象，也为道家和法家所认同。如《庄子·山木》讲，“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荀子强调：“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人格流淌在中国人的血脉中，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概念，是中国人独特的人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引用古语“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强调党员干部要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
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地位特殊，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揭示了实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实践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不管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还是文化生活，都是由不同的实践活动造成的，其相互关系也是由实践活动的内在联系决定的；实践是社会关系的发源地，不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都共生于实践活动之中；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能产生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之道与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实践——之间有根本共通之处。作为一种道德人格理想，“君子”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一般来说，君子之道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推致，即“推而致之”。坚持这种途径的人一般都有人性善的前提。我们知道孔子十分重视“仁”，但是他并未充分地阐述人为什么要实行“仁”。孟子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就是他的“人性本善说”。《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的性善论肯定人有“四端”，即人人都有成为君子的道德基因，但是要想成为“君子”，还必须从内而外，将仁、义、礼、智这“四端”扩充开来落实到现实生活中，这个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的过程就是一个在实践中修养磨炼的过程。第二种途径是“约束”，即要成为君子必须遵守社会的共同的行为准则。坚持这种途径的一般都坚持人性恶的前提，例如荀子。荀子在《性恶》篇中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
也。”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四善端”，只要充分发展这四善端，就可以成为圣人。而荀子认为，人生来不仅没有善端，相反，生来就有恶端。生来就有恶端，那怎么能够在道德上达到善呢？荀子指出，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组织，为了使社会组织起来，人们需要共同的行为准则，因此需要用礼来规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凡是建立起“礼”的地方，就形成了“道德”，按“礼”而行的人就是有道德的人。从君子之道的两种途径，我们能够看到要想成为“君子”，要想具有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都离不开实际行动，也就是说都必须在现实实践中去行动，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内在一致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
邓小平同志也曾经讲过，共产党人干事业，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历史征程中，一代又一代优秀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向全国人民彰显了强大的人格力量。千百万人民群众认识我们党、了解我们党，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通过身边党员的道德品行和人格魅力。爱国侨领陈嘉庚到延安之后，把在延安观察到的和国民党统治区相比较，感慨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被日军重重包围之后，拒绝投降，慷慨赴死。他的遗体被解剖、化验发现，胃里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草根和棉絮，有的棉花明显是刚吃进去的，一团一团的还没变样，这一结果令作为敌人的日本人都肃然起敬。
人格是一个人精神修养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要想行得端、走得正，就必须涵养道德操守，明礼诚信，怀德自重，保持严肃的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特别是要增强自制力，做到慎独慎微。”
面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信仰缺失、价值迷失、道德失范等情况，要大力倡行君子之道、君子之风。倡行君子之风，要胸怀崇高理想，学习中国历史上诸多先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追求，胸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将个人精神境界的提升与远大社会理想有机结合起来。倡行君子之风，要勇担社会责任，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心无旁骛地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做事。倡行君子之风，要涵养浩然正气，牢记清廉是福，坚守精神追求，见贤思齐、襟怀坦荡、心向光明，以高尚的道德追求、良好的道德修养处理好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等一系列关系，任何时候都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