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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
理想信念作为深沉而笃定的精神力量，是深思熟虑的理性选择，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不同于空想，而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反映客观规律，符合中国语境的。
“理想信念”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由“理想”和“信念”两个概念组合在一起而形成。这一概念产生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是我们“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过程中，适应现实的需要而逐步形成的”。
作为一个系统科学的信念体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的，对于其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
一般而言，人们承认自然界的规律，因为人们在自然界看到的是事物的重复性。然而，当人们将视野从自然界转向人类社会的时候，往往怀疑甚至否定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与自然界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是各种不自觉的、盲目的力量；在人类社会中，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社会历史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所参与的，而人又是有思想、有激情、有意志的，在历史活动中总是提出一定的目的和任务。人类社会历史的这种特殊性，使得人们在回答人类社会是否有规律的时候产生不同的答案。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前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无论是神学历史观，还是英雄史观、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都没有科学地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没有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内在规律。
与以往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在对社会历史进行考察的时候，不是从神、意志、人性等因素出发，而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原因。这是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人们的活动尽管有自觉的意图和预期的目的，但这些意图和目的，并不是一样的，而是常常彼此冲突，最终的结果可能与预期的目的不同，甚至是相反。这就表明，人们的动机、愿望对于活动的全部结果来说，只具有从属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了生产劳动这个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认为这是人们思想关系和思想动机的物质基础，这就找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为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开辟了道路，社会历史不再被看成受某种神秘的必然性支配的过程，或者是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遵循客观规律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科学认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了精练准确阐述，这个规律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原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使人类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第一次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论证了它的客观性质。与此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也肯定历史是由人们的活动创造的，人是历史的“剧作者”，社会历史规律实现于人的活动之中，形成于人的活动之中。社会历史规律通过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的活动实现，历史过程是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和人的主体活动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不仅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还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也在研究政治经济学。从19世纪50年代起，马克思开始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经过长达10余年的研究，马克思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在马克思之前，无论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是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把它创造的一部分价值交给资本家的事实，都无法揭示其秘密，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证明无产阶级作为出卖劳动力商品的雇佣劳动者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还额外地生产出剩余价值。
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进行探讨的基础，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上实现科学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之一。马克思以商品作为价值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揭示出商品的二重存在形式。商品的“二重存在”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商品本身和商品价值的二重存在，商品本身指的是商品的自然存在，反映的是商品的特殊性；商品价值指的是商品的社会关系，是商品经济关系上的质的规定性。二是商品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交换价值的二重存在。在对商品的二重存在形式的分析中，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质，一种是抽象的、质上相同而只是量上不同的劳动；另一种是自然的、在质上不同的具体劳动。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奥秘的核心内容。这一理论“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的”
。在《资本论》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中，马克思系统论述了剩余价值理论，科学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本质、生产和分配以及生产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绝对规律的意义和作用。例如，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本质的特征，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是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力的价值等于生产和再生产工人及其家属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雇佣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资本的本性就是在不断的运动中实现价值的增殖，等等。
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揭示，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资本的产生、本质、功能和命运的最深刻理解和透析，它证明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被科学证明了的原理。距离经典作家的时代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世界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例如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金融资本在全球发展中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贸易的全球化持续深入，科技革命的加速升级等，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揭示并没有过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
恩格斯1883年3月17日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正是由于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社会主义才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科学社会主义改变了只是从道德上谴责资本主义制度，从幻想的角度描述未来社会的旧有认识。例如，托马斯·莫尔目睹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对“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感触颇深，就幻想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国，他假借意大利著名航海家韦斯甫契在游记中的24个人之一，写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第一部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乌托邦》。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托马斯·康帕内拉则创作了《太阳城》，介绍了印度洋上一个虚幻的岛国，描述了一个实行绝对公有制、没有阶级区分、没有贫富对立、没有一切恶习的理想社会。科学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阶级关系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结论。
科学社会主义改变了仅仅把无产阶级看作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值得同情的阶级的旧有认识。例如，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是受苦受难的群体，是需要同情和怜悯的阶级，在他们心目中，无产阶级不是推翻旧社会的根本力量，也没有任何历史主动性，总是幻想一个天才人物解救无产阶级于水火之中。科学社会主义把无产阶级看成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看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看成新社会制度的创造者，从而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有了科学的认识。
科学社会主义改变了把希望寄托在旧制度下的某些实验和统治阶级良心的旧有认识。例如，罗伯特·欧文就曾在美国购得3万英亩土地进行“新和谐公社”的共产主义新村实验，有1000多人参加了实验，包括一些知名人士，也引起了美国和西欧的广泛关注，但是最终由于缺乏管理经验等原因，这个实验很快淹没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科学社会主义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正确道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资本主义道路，最终走向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也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了一些科学的预测和设想。例如，他们指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未来社会的本质规定，未来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未来社会中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人成为了社会的主人、自然的主人和自身的主人。为了实现美好社会理想，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为之不懈奋斗。他们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即使在自己手里不会实现，但只要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经过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努力，这一崇高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只是指出了大致的轮廓和发展方向，他们也不赞成对未来社会的特征作过于具体、全面的描述，在他们看来，在新社会没有成为现实而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设计未来的蓝图，越是制定得详细周密，就越要陷入幻想。同时，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立足于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共产党人应该做的是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最高纲领与每个阶段的现实纲领结合起来。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不仅来自马克思主义，而且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从中华民族精神“根”与“魂”的高度，定位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
马克思主义代表着真理的力量，展示的是客观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的是人格的力量，展示的是人的信仰、气质、品德等组合而成的影响力和感染力。真理的力量能够保证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人格的力量则是我们赢得人民群众认可和尊重的关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中华文化与世界上的其他文化相比，有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非常重视精神追求。梁启超曾经讲：“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亦不以求知识为归宿点……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说，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
简单地说，中国传统哲学重视人的精神追求，倡导人格境界的高尚。人格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是指人的志趣、性格、能力和道德品质的总和。理想人格是指一定社会或阶级所倡导的道德上的完美典型。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的理想人格，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君子”。“君子”一词经过孔子从不同侧面的解说和阐发，成为了中华文化中上至历代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各个阶层包括普通老百姓广泛认同的理想人格。
儒家经典中有许多关于“君子”的论述，例如《论语》中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礼记》中也有“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孟子·离娄下》有“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等论述。这些论述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君子的内涵，例如君子将“仁”当成人生的最高境界，将“义”作为一种道德标准，注重追求精神层面的道。例如君子胸怀坦荡，秉持公心；君子有豁达包容的胸襟，在看待事物时能尊重理解对方，又能坚持自己的观点，等等。在先秦儒家之后，历代思想家都非常重视这一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对君子概念作了继承和发挥。有学者简要概括道：“‘君子’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及忠、孝、廉、耻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它们最终都集聚、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理想人格即‘君子’身上”，“君子概念及君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聚焦之点和闪光之源，是烛照中华儿女历经坎坷而跋涉向前的人格力量和心理支撑。”
君子不仅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形象，也为道家和法家所认同。如《庄子·山木》讲，“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荀子强调：“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人格流淌在中国人的血脉中，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概念，是中国人独特的人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引用古语“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强调党员干部要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
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地位特殊，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揭示了实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实践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不管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还是文化生活，都是由不同的实践活动造成的，其相互关系也是由实践活动的内在联系决定的；实践是社会关系的发源地，不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都共生于实践活动之中；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能产生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之道与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实践——之间有根本共通之处。作为一种道德人格理想，“君子”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一般来说，君子之道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推致，即“推而致之”。坚持这种途径的人一般都有人性善的前提。我们知道孔子十分重视“仁”，但是他并未充分地阐述人为什么要实行“仁”。孟子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就是他的“人性本善说”。《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的性善论肯定人有“四端”，即人人都有成为君子的道德基因，但是要想成为“君子”，还必须从内而外，将仁、义、礼、智这“四端”扩充开来落实到现实生活中，这个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的过程就是一个在实践中修养磨炼的过程。第二种途径是“约束”，即要成为君子必须遵守社会的共同的行为准则。坚持这种途径的一般都坚持人性恶的前提，例如荀子。荀子在《性恶》篇中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
也。”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四善端”，只要充分发展这四善端，就可以成为圣人。而荀子认为，人生来不仅没有善端，相反，生来就有恶端。生来就有恶端，那怎么能够在道德上达到善呢？荀子指出，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组织，为了使社会组织起来，人们需要共同的行为准则，因此需要用礼来规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凡是建立起“礼”的地方，就形成了“道德”，按“礼”而行的人就是有道德的人。从君子之道的两种途径，我们能够看到要想成为“君子”，要想具有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都离不开实际行动，也就是说都必须在现实实践中去行动，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内在一致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
邓小平同志也曾经讲过，共产党人干事业，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历史征程中，一代又一代优秀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向全国人民彰显了强大的人格力量。千百万人民群众认识我们党、了解我们党，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通过身边党员的道德品行和人格魅力。爱国侨领陈嘉庚到延安之后，把在延安观察到的和国民党统治区相比较，感慨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被日军重重包围之后，拒绝投降，慷慨赴死。他的遗体被解剖、化验发现，胃里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草根和棉絮，有的棉花明显是刚吃进去的，一团一团的还没变样，这一结果令作为敌人的日本人都肃然起敬。
人格是一个人精神修养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要想行得端、走得正，就必须涵养道德操守，明礼诚信，怀德自重，保持严肃的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特别是要增强自制力，做到慎独慎微。”
面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信仰缺失、价值迷失、道德失范等情况，要大力倡行君子之道、君子之风。倡行君子之风，要胸怀崇高理想，学习中国历史上诸多先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追求，胸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将个人精神境界的提升与远大社会理想有机结合起来。倡行君子之风，要勇担社会责任，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心无旁骛地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做事。倡行君子之风，要涵养浩然正气，牢记清廉是福，坚守精神追求，见贤思齐、襟怀坦荡、心向光明，以高尚的道德追求、良好的道德修养处理好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等一系列关系，任何时候都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