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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一年级前的那个夏天，父亲从战场回来了。他离开了我们家太久，现在要重新融入这个家。母亲一心扑在医学专业的学习上，在家里，她有自己的做事方式。我们姐弟三人对父亲知之甚少，也不渴望跟他建立亲密关系，因为他可能很快就会再次离我们而去。
我六岁时，已经能够察觉出父母之间的诸多差异。他俩都很聪明，但聪明的方式不同。母亲是一个勤奋的科学工作者，性格沉稳而严肃，与人相处时略显生硬和呆板。她不喜欢我们摸她的脸或头发，也不太懂得用肢体语言表达情感。如今我相信那时候的她患上了自闭症，但以前的人根本不知道这种病症的存在。父亲性格外向，易冲动，潇洒迷人，而且非常健谈。他体形敦实，有一头乌黑的卷发，外表和举止都有点儿像情景喜剧《蜜月期》（ The Honeymooners ）的主演杰基·格利森。父亲常说，他工作是为了生活，而生活是为了娱乐。他可以毫无缘由地举办一场聚会。
他经常制订计划，并尝试新鲜的事物。我记得经常有人问我父亲：“弗兰克，你这么急匆匆地要去哪儿？”或者：“弗兰克，你能坐下来歇会儿吗？”
他回归我们这个家时，还没有习惯父亲的角色。他之前一直和战友生活在一起，只要有空闲时间，他们就喝酒，打牌，探索驻地的夜生活。在战场上，他担任过随军卫生员，负责把受伤的士兵从战场上救下来，为他们处理伤口。若士兵阵亡，他要收集他们的个人物品，并寄回给他们在国内的家人。
“二战”曾给他造成精神创伤，而残酷的朝鲜战争使他遭受了更大的伤害。“二战”期间，父亲曾在南太平洋的潜艇上服役，在冲绳和菲律宾也当过医务兵。他经历了太多屠杀、死亡、残暴和哀伤。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人们不懂得也不被允许讨论自己的情感。
当然，那时候的我对他所遭受的痛苦一无所知，甚至连母亲也从未听说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个概念。我所知道的是，他的脾气不太好，有点暴躁，每天晚上都跟我母亲吵架，经常把她惹哭。
杰克、约翰和我都还没被父亲吼过和骂过，这让我们感到害怕和不安，因为我们无法预测父亲下一步会做些什么。只需要十分钟，他就能让我们所有人哈哈大笑或者痛哭流涕。
我们度过了大约一个月担惊受怕的日子之后，父亲突然宣布，大家要分开一段时间。他要把我最小的弟弟约翰带到科罗拉多州东部，和我们的外祖父母一起住。然后，他会开车把我和杰克送到密苏里州斯巴达市郊外的一间拖车房，就在我姑姑格蕾丝和姑父奥蒂斯的房子后面。斯巴达市郊是父亲长大的地方，而他的大部分亲戚现在仍住在那里。我母亲当时刚怀孕，并且要去丹佛实习。每天晚上，我都跪在自己的小床旁，祈祷我们不用去密苏里州。我请求母亲让我留在她身边，她很难过，但仍语气坚定地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从那以后，我的记忆变得模糊。我不记得是如何离开母亲，如何跟弟弟约翰告别的，也不记得是如何从科罗拉多州长途跋涉来到密苏里州东南部，更不记得是如何与完全陌生的亲戚重新建立关系的。
我只记得，那间拖车房又小又黑，令我感到不安。我们走上三级摇摇晃晃的台阶，进入一片狭小的区域。那里是厨房也是客厅，只有两扇窗户，其中一扇在水槽上方，只有麦片盒子那么大；另一扇窗户稍大些，在橙色沙发的上方。就在这片区域的旁边，有一间小浴室和通向卧室的过道。卧室里摆着一张床，分上中下三层，父亲睡在最下层，我和杰克睡上面两层。那间卧室犹如一个洞穴，容易让人患上幽闭恐惧症。
每到春秋两季，我和杰克可以到屋外玩耍，但在冬季和天黑后，我们几乎所有时间都得待在屋里。因此，我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产生了一种反应，我称之为“绵软无力症”，不仅反胃，口干舌燥，而且时常感到悲伤、困惑，心神不宁。
父亲很少在那里住。大多数时候，只有我和杰克躺在床上睡觉或聊天。我们缺乏活力，就像冬眠中的动物。
有时候，父亲回家给我们做晚餐，或者带些食物和日用品给我们。但大多数时候，他都要遵照《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去斯普林菲尔德上课，很晚都不回来。当他终于回家时，我和杰克有气无力地从床上下来，饥肠辘辘，头昏眼花。父亲有时会带着食物，有时也会两手空空回家。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父亲对我们疏于照顾，可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有必要为他辩解一番。当年，他在战场上保住了性命，试图以自己知道的唯一方式去治疗战争留下的精神创伤，那就是和他的好友们喝酒、厮混。对于孩子的需求，他既不理解，也无法共情；他甚至不了解自己。如果他可以做得更好的话，他肯定会那样去做的。我爱我的父亲，尽管那时候的他缺乏责任心，但我知道，他是一个有英雄气概的好男人，只不过无法自始至终都做一个好父亲。
每逢周末，父亲就会带我们到他妹妹亨丽埃塔的家串门。亨丽埃塔的儿子史蒂夫比我大六岁，那年他成为我们姐弟俩最好的朋友。史蒂夫是个瘦削的小孩，留着平头，话不多，时常带着羞涩的笑容。他的声音轻柔，态度也很随和，让我和杰克觉得相处起来十分放松。史蒂夫喜欢给我们讲笑话，带我们去钓鱼，并倾听我们的想法。我记得有天下午，我们三个人坐在一棵桑树上吃桑葚。我和杰克向他倾诉我们一肚子的牢骚。史蒂夫又递给我们更多的桑葚，并对我们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父亲偶尔会开车带我们去祖母格莱西的家里玩。她很喜欢我们，给我们做大餐，而且总少不了饼干和肉卤。祖母和父亲两人喝着咖啡，抽着烟，一直聊到深夜。我和杰克可以步行到斯巴达市中心，观赏商店橱窗里的商品，或者在高速公路旁的加油站买一根糖果棒或一罐饮料。
我的外曾祖母，也就是祖母格莱西的母亲姓李，她俩住在一起。外曾祖母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格莱西的房子很小，客厅没有窗户，外曾祖母就躺在客厅那张坐卧两用的沙发上，从来没有下过床。我和杰克不喜欢外曾祖母，因为她总是使唤我们做事。如果我们不按她说的去做，她就会生气，冲我们大喊大叫。大多数时候，我们就待在阳光明媚的厨房里，那里有柴火炉子、大桌子，还有从室外储水箱里取出来的水泵。
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有一辆公交车在奥蒂斯姑父家的邮箱前停下来，我和杰克坐车去学校上课。我们穿着不合身的破旧衣服，社交能力也同那身衣服一样拙劣不堪。我喜欢学校，因为那里有各种鲜艳的色彩、书籍和活动。教室里放着一架钢琴，有一天，我和一个男孩一起弹奏了《筷子》
。弹完后，他亲了我的脸。这让我感到既高兴，又兴奋。他是个可爱的男孩，害羞且有礼貌。我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男朋友，尽管我并不知道“男朋友”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但我知道，我交了一位性格温柔的朋友，每当我走进教室，他都会朝我微笑。
还有一天，我们全班同学乘巴士去锡代利亚参观州博览会。我手里有一美元零花钱，但我拿着它把手伸出车窗外，它就被风吹走了。我大哭起来，老师又给了我一美元。毫无疑问，这位善良的老师知道我家生活困难，但她自己可能也没有多余的钱。
放学后，我和杰克走进黑暗且凌乱的拖车房，等着父亲回家。有天晚上，家里的食物吃完了，父亲还没有回来。我们屈服于命运，躺在如洞穴般的卧室里，肚子咕咕叫着。正当我们睡着的时候，格蕾丝姑姑敲响了我们家的门，邀请我们到她家去。我们穿过漆黑的草坪，来到她家厨房吃饭。姑姑一家已经吃过晚饭了，她往我们的盘子里堆满了炸鸡、饼干、土豆泥、青豆和培根。我们饿极了，狼吞虎咽地享用着这些美味的食物。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天晚上格蕾丝姑姑家灯火明亮的厨房。厨房的地上铺着桃红色的瓷砖。厨房没有餐桌，而是摆放着一张铺着闪亮黄色人造革的台子。一切都闪闪发亮，电灯使房间看起来明亮喜悦。格蕾丝姑姑曾多次邀请我们到她家吃饭，但我只记得那个特别的夜晚，那张黄色的台子、爱迪生先生发明的电灯和炸鸡救了我们的命。
夏天的时候，父亲会带我和杰克去钓鱼，采蘑菇，或在克里斯琴县到处找朋友串门。有时候，他开车带我们去詹姆斯河的浅滩，那里到处都是石头。他在河滩上洗车，而我们趁机去寻找大头虾。
有一次，我和杰克被水蛭包围了。当我们从水里走出来时，大腿和肚子上全是一些看上去像巨大紫葡萄的东西。我们问父亲这些是什么，他说是水蛭，我们立刻尖叫起来。我叫得最大声，请父亲帮我把它们弄掉。他点燃打火机，逐个地烧它们，直到它们从我身上掉落下来。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但父亲表现得沉着冷静。
我们的拖车房里没有电话。我猜母亲给父亲和我们姐弟俩写过信，但我记不清了。我记不得在那漫长的一年里是怎么度过圣诞节和其他节日的。亲戚们对我们很好，但他们大多都有自己忙碌而复杂的生活。如果你问我对那一年有何看法，我只能说：幸好它已经过去了。
与母亲分开的那一年影响了我的人生。从那时起，我就无法忍受封闭或黑暗的地方。拖车房让我产生焦虑感，每当无法与家人或我爱的人保持联系时，我就会变得萎靡不振；而每当我再次遭受年少时的这种精神创伤时，“绵软无力症”就会发作。
与母亲分开的那一年，我的生活基本上被阴暗所笼罩，而光就像一位和蔼的老师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想起性格沉稳、坐在斑驳树影下的表哥史蒂夫，也想起格蕾丝姑姑家厨房里的黄色台子，以及祖母格莱西给予我们的豁达的爱。那一年，我学会了一个活下去的技巧：永远寻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