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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五岁那年，家里的情况变得很糟糕。我父亲应征入伍参加朝鲜战争。自1949年秋离家以后，他三年里只回过一次家。那次回家后，母亲就怀上了我的弟弟约翰，而父亲离家时，约翰尚未出生。
父亲偶尔会从韩国给我们寄礼物。我收到过他寄来的一只可可杯，杯子上装饰着雨滴和一把粉红色雨伞。他很细心地把我的名字印在杯内底部和杯身上，以防止别人误用。他还给我寄了一只洋娃娃和一些颜色鲜艳的韩式布料。但说真的，我们姐弟仨几乎已经把父亲忘了。
我母亲名叫艾维斯，这个名字来自拉丁语中的“鸟”或“灵魂”一词。她确实是个情感充沛的人，尽管她唱起歌来嗓音像乌鸦一样低沉沙哑。我父亲名叫弗兰克，人如其名，没有谁比他更真诚、更直接了。
我是家里三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二弟杰克比我小一岁，三弟约翰当时还是婴儿。母亲在医学院读三年级，需要长时间工作，把我们哄睡觉后，她还要一直学习到深夜。
当时我们拍过一张照片。照片中，我和杰克坐在母亲腿上，看着绘本。杰克穿着一件T恤，衣服实在太小了，他的整个肚子都露了出来。我穿着一件印有“菲茨西蒙斯陆军医院”（Fitzsimons Army Hospital）标志的白色T恤。母亲穿着一件棉质的家居服，头上系着带花卉图案的头巾。她的脸很消瘦，看上去十分疲惫。
母亲清晨出门时常常会说：“你们要相亲相爱哟。”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家不停地换女管家，但无论怎么换，她们都达不到母亲的标准。母亲觉得她花钱请来的管家要么太懒，要么不讲卫生，于是很快就把她们解雇了。然而，后来请的管家更不称职。那时我们一家住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郊区的一幢小房子里，我和两个弟弟都是被放养长大的。
长大后，我从亲戚们的描述中得知，自己小时候很喜欢阅读，即使在蹒跚学步的阶段，我也要翻看杂志或图画书才能入睡。我喜欢在破旧的人行道上骑儿童三轮脚踏车，并跟两个弟弟玩捉迷藏。每天晚上，我都在门廊上等着母亲回家。她到家后，我就一直贴在她身边，直到上床睡觉为止。
母亲勇敢、从容且有耐心。但她的工作繁重，空闲时间很少。我每天都渴望见到她。
母亲和我们在一起时，对我们爱护有加，照顾周到。她喜欢烘焙和干针线活。有一次，为了给我庆祝生日，她做了一只巴尔的摩夫人蛋糕
。有时候，她开车带我们上山玩耍，在湍急、清澈的小溪旁野餐。我们脱下鞋子，步入清凉的溪水，小心翼翼地在硌脚的岩石上行走，结果还是不小心打滑，跌进水中，被溪流带到下游几米的地方。虽然溪水有点儿冷，但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好玩。
大多数娱乐活动的费用很高，我们负担不起。由于当时美国暴发脊髓灰质炎疫情，我们也不敢去公园或参加大型聚会，所以每到周六晚上，就开车去KOA广播站
。有天晚上，母亲开车载我们去高地平原看星星，我们偶然发现了这个广播站。杰克注意到一座闪着光的高塔，问我们能不能走近去看看。我们驱车来到塔下，发现了比这座塔更有意思的东西。
广播站前面有一座人工大喷泉，红、黄、蓝三色的彩灯轮番照射在喷泉上。我们一家从雪佛兰车里爬出来，坐在还留有余温的引擎盖上，看着那四处飞溅、颜色不断变幻的水花。
如今，我仍记得这次经历的所有细节。比如，从汽车引擎盖里散发出来的白天的热气，从山上吹来的凉爽微风，弥漫于空气中的山艾树的气味，以及天空中闪闪发光的星星。但是，最让我着迷的还是那座喷泉，光线在水柱中跳舞，溅起红色的浪花，然后浪花又变成了蓝色和黄色。当然，在从一种颜色向另一种颜色变换时，光线中还夹杂着彩虹的色彩。那一瞬间的我忘记了杳无音信的父亲、冷漠的保姆，也忘记了孤独和不安，眼前只有令我眼花缭乱的、多彩的光线。
当时的我无法用语言来解释自己对光的痴迷，甚至到现在，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找到了合适的辞藻，但这些喷泉的光线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事物。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会盯着它看。
当然，我的两个弟弟很快就感到厌倦了，他们在停车场里东奔西跑。母亲回到驾驶座上打盹儿。在这方面，她可算得上一位“行家”，因为她这辈子有个习惯：但凡有时间，都要赶紧打个盹儿。
最后，回家的时间到了，我们爬上车准备回家。我闭上眼睛，尝试回忆那些光线。美丽的光抚慰了我的心，把我从平凡的生活带入某种广阔而浩瀚的世界。
如今，光仍然这样影响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