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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战获先生酷爱民俗文化，早在 1982 年就加入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是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三，四、五届理事，陇南市原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西和县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是全国三套集成的编纂中获国家重点艺术重点研究项目奖者之一，陇南民俗学界的翘楚，也是我很敬重的兄长。四十多年来，他在教书之余，利用节假日采访调查，笔耕不辍，已出版《西峪传奇》《陇南春官》《仇池风云》等专著 6 部、合著 2 部，发表多篇民俗文化方面的文章，在甘肃民俗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退休之后，更加执着于民俗文化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最近又有大作《神圣的娱乐——陇南社火文史西和篇》即将付梓成书。全书共设 3 编 1 附录，其中第一编为论述篇，主要概述陇南社火，特别是西和社火的种类、基本功能、组织形式、表演形式、社火歌、秧歌等，可谓丰富多彩，见解独特。但该书的重点和亮点还在社火歌词的收集与整理上，全书用两编的篇幅记录了陇南（西和）社火丰富、多样、优美、雅致的社火歌 248 首，内容涉及历史典故、礼神祈福、经济生活、郊游娱乐、婚姻爱情、小曲演唱、劝善教化、时政新歌等，并选录了部分社火曲的曲谱。《神圣的娱乐——陇南社火文史西和篇》是陇南（西和）社火歌曲的集大成者，为传承、研究社火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基本素材。
社火作为最为广泛的民间文化体系之一，看起来虽然内容庞杂，情节简单，但其民俗事项所蕴含的文化意蕴还是非常丰富的、多样化的，诸如感恩天地，感恩祖先；弘扬正气，抑制邪恶；礼神祀祖，娱神娱人；歌颂智慧，祷祝吉祥等。
农民喜欢耍社火，耍社火也成了农民精神生活的刚需，因为平日艰辛而又单调的农耕生活压抑了农民心绪，再加上各人的人生际遇和不堪的家庭苦难等，都需要有一个缓释精神和宣泄情绪的窗口，于是，他们借助诸如耍社火、传神、唱戏等各种民俗活动，置身于社火表演这一多维度的民俗表演场域中，直接参与表演时，就会调动其全部视觉、听觉、味觉和心觉，立体化的感知艺术活动，从而打开身心，在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然的对话与交流中求得能量的互换和身心的安慰，激荡起潜藏体内的生命动能，狂欢、兴奋，进而生成多层次的心理感获，满足自身的某些情绪价值的需要，实现心灵和精神的调剂与养护，感知社火文化娱情的功能和意义。这既是老百姓生命觉知的自然需求，也是社会文明积酿、转生和演进的过程。
人类不会创造无用的文化，社火也不例外。延续千年而生生不息的社火，折射着民众精神生活的丰富层积和微妙质地。作为深嵌于农业社会结构的非物质文化形态，我们可以从《神圣的娱乐——陇南社火文史西和篇》中，对社火的社会文化功能一斑窥全豹，一砾见沧海。
为揭示社火的社会文化功能，笔者受人之托，不揣浅陋，在此，拟从娱情、禳灾和教化等方面予以探究。
彭先生大作的书名《神圣的娱乐——陇南社火文史西和篇》，就已点明了社火的一项基本功能——娱乐，但这种娱乐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娱乐，而是带有神圣性的娱乐。神圣性何在？就在一个“礼”字。李泽厚认为，周初文诰中多敬辞就源于上古的巫术仪礼，是原始巫术活动中的迷狂心理状态的分疏化、确定化和理性化。一直到《论语》中，仍然保留了古人对神明的敬畏之心。这种人对神明的敬畏之心，是有巫傩礼仪的特质为其精神基础的。
在古代，巫傩思想贯彻于从礼到俗的各项活动之中，勾连着自上而下的社会结构，但巫傩的理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昌明，中国社会巫傩与宗教渐渐式微，巫傩在整体文化结构中已经所剩无多，也因此，与巫傩相关的行为和活动，在通常情况下也很难与现代民众的价值体系相连接。但在社火民俗里，我们还能依稀看到巫傩活动的少量残留。这对处于后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而言，或许可有一定的非实用主义的价值提示。
实际上，在社火功能的建构这一较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调适与整合了儒、释、道、傩文化和农耕文化、商旅文化、科举文化、戏曲文化、舞蹈武术、工艺美术等多种文化的作用，多种文化要素相融，多元文化糅合在一起，从不同的方面满足不同人的身心需要，体现了社火在承继传统文化的逻辑演进中所形成的特有的文化特质。
再从“俗”的方面来看，《神圣的娱乐——陇南社火文史西和篇》也凸显了“娱乐”这一中心概念。何谓娱乐？娱乐就是参与快乐有趣的活动。春节作为中国人最为隆重的节庆仪礼，充盈着多种类型的规模盛大的时空艺术，社火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汉族民间庆祝春节的一种游艺活动和传统庆典活动，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社火表演的具体形式有显著的地域特征，不仅快乐有趣，甚至可视为一种狂欢。社火一般在每年春节农历正月初三以后，农民自发组织各种社火活动，规模从几十人到成百上千人，社火所到之处，群众燃放爆竹，迎接社火，爆竹声声，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气氛热烈。其表现形式主要有舞狮、舞龙、务牛、秧歌、高台、高跷、打老虎、跑旱船等等，有歌有舞有曲艺，一直到正月十六才卸降结束，在这将近半个月的社火表演中，其娱乐性是毋庸置疑的。
社火在其历史传承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特异的文化内涵，并与乡土社会中民众的生活情感及价值尺度紧密契合，产生了强韧的可持续的内力。它能够穿越时光隧道和时代壁垒，在百姓的呵护下依然显现出生命活力，这本身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昭示。可以说，社火是我们窥察民间文化艺术演进、流播、渗融、裂变的绝好标本，更是我们思考民间文化存续、转型及社会文明属性构想的人文参照。
千百年来，社火之所以能够在陇南乡村生生不息，绵绵不绝，是因为它有特别的文化功能和艺术特质，这就是所谓的礼俗互动，而礼俗互动是一个涉及文化、社会和人类行为的概念，关注的是礼与俗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礼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被制度化了的仪规。就拿起源于中国上古祭祀活动社火来说，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和巫傩文化色彩，也就是民间所说的“神性”，并且有一套相对完整、仪式感很强的礼神祈福仪式；俗则是指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总结而生成的生产生活习俗和民风民情，二者之间联系紧密，浑然一体，互动互补，从未割裂。
礼俗互动涉及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也涉及工艺美术、音乐舞蹈、说唱、武术等，顺从天性，随意地唱、念、舞、说、做、打、扭，自由表达，表演追求大众化、平民化，老少咸宜，雅俗共赏，这是社火能够永葆其坚韧生命力的内核所在，也是社火受到普罗大众的珍视与爱护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和艺术都具有微妙和温情的娱情功能。这种功能不仅适用于艺术创作者，也同样适应于艺术的消费者和参与者。人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以感性为主导的艺术，会有效滋养人的个性、情欲、精神等，实现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族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从而形成具有特定文化归属感的群体。
禳灾是起源于巫傩等原始宗教活动的社火等民间文化活动最根本性的心理诉求。禳灾就是辟邪、避凶，原本是基于求存的需要，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被仪式化、制度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禳灾也是社会文化不断塑造的结果，最后也成了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礼仪。
《神圣的娱乐——陇南社火文史西和篇》辑录的《出灯曲》《敬神曲》《渡法船》《迎喜神》《封神辞》等，都在表达祈福避凶的民间信仰与诉求。而禳灾的功利性诉求是建立在对自然和神灵的敬畏这一心理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辟邪、避凶的禳灾祈福有其神圣性，理所当然。
在人类生存能力较弱的远古时期，自然界到处都潜存着不可预知的危险，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便会借助想象和联想求助于具有超能量的对象，希望借助某种超能力护佑其子民，解除其灾难，于是出现了原始宗教和图腾崇拜藉此酬谢大自然的馈赠，感恩祖先与神灵的护佑，于是，禳灾祈福成了各族群普遍性的诉求，并在禳灾过程中强化族群的意识，发挥外防灾难，内聚合力的文化功能。
社火作为乡土社会中民众自发组织的表演艺术，往往在年节交替的岁末年初举办。耍社火原本就是为了酬谢自然的馈赠，感恩祖先护佑，带有神圣性，所以社火一旦耍起，往往先要祭拜村子里的庙宇和宗祠，卸降前还要圆庄，以求护佑村庄，清吉平安。
更能表现社火神圣性的是，如果当年村庄不顺，发生了一些奇异之事，或者遇到疫情，或者屡遭自然灾害等情况，老百姓也会自发组织社火，由庄方有一定威望的人发起，组织社火班子，给村子耍社火禳灾祈福。
生活是情与理的辩证，教化是身心相合的规导之术。两者的彼此交互与依赖，构建了社会生活的基础保障。在自然崇拜向世俗文艺的转变过程中，新的文化功能也会悄然融入其中，而这正是儒家文化包容、通达和融转的教化之功。对民众而言，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近道德而远法律，因为比起法律的肃严，伦理道德更具人情的微妙和弹性。因此，通过教化实现人格形塑伦理道德，需要从施教和受教双向维度去理解。
道德塑造是文化的内核。儒家文化积极倡行人格形塑对于社会构建的积极意义，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社火承继并融合多元的文化思想，围绕着“仁、义、善、信”，选取故事情节单纯，价值取向明确的故事，诸如八仙过海、刘海撒钱、高中状元等，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公益的同构性，成了社火表演的社会文化宿归。与此同时，社火也表演感恩、行孝、劝善、敬业、勤劳等传统文化价值。李泽厚认为，孔子以仁释礼，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
《神圣的娱乐——陇南社火文史西和篇》辑录的传统社火歌曲《十月怀胎》《父母恩》《十劝人》《劝世歌》《劝孝歌》《目连和尚》《王祥卧冰》《三公主坐云头》等，都在劝善说教，融礼于俗，用传统儒学思想规范人的外在行为。仁学在对汉民族集体性格的铸塑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仁是理想社会的道德原点，礼是用来维护仁的一种可操作性方式，因此，在礼与俗的对话、互动过程中，需要以地域文化条件为底色，显现民众的情感表达和价值取向，做到情理交融，融礼于俗。这样，礼与仁才易于得到认同和回应。置身社火这个特殊场域的百姓，不仅会接受来自历史和政治话语的诸多形塑，也会缘于在场的文化感知和体验而有所觉悟，进而在文明引导下形成善念。
社火无法勾连和铺陈其故事的前因后果，深隐其中的教化功能也不易被一般人直接感知，更无法引领观众在时间的线性逻辑中共情，但是，作为以感性为主导的文艺形式，社火能有效滋养人的个性、情欲、精神等，并达到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从而形成具有文化归属性的群体。其实，作为创造和传承这一民俗文化形式的老百姓，他们想要表述的文化观念和道德准则，恰好就是上述具有教化性质的民俗故事内容，社火深隐的教化功能也是在这样的文化维度中，才得以被民众感知，与百姓的生活，尤其是百姓的心灵相契合，从而更好地发挥教化作用。
当然，社火的文化功能远不止于此。但是，娱乐、禳灾和教化无疑是社火最显著的功能。其中，娱乐呈现为最直接的外部特征，却蕴含着丰富而肃严的传统文化要素乃至中华文化精义，是百姓自己创造的社火这一文化形式把深奥的传统文化的精义转化为普罗大众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禳灾的功利化诉求又与百姓对生活安全感的需要相吻合，甚至可以成为少数特定群体化解人生困惑的精神解药。
在重建乡村文化、实现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深度认知乡土文化，发掘乡土文化资源，是进行社会文明构建的基础，也是尊重民俗文化自我表达的方式和权利的前提。
对陇南社火民俗的认知和研究，需要将其放置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宏大背景中去审视，进而透析其文化要素之间的逻辑关联，并深窥其与社会建构及民众生活休戚与共的互生关系，以期在构建新型社会文明的过程中给予传统民俗重新诠释的自信与可能。
魏泽民 甘肃省西和县人。西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文博专硕导师（实践类），陇南师专文史研究中心和民间艺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