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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灯舞，属于花灯舞中的一种。
掌灯，俗称花灯、高灯、掌灯子。因在灯罩和灯座下镶有一尺左右的长柄，演唱时往往撑过肩头以上，故有其名。传统掌灯由灯罩、灯座、灯柄三大件以及花草、剪纸等装饰而成，制作工艺比较复杂。有史以来，当数西和城郊大水街的掌灯最为出名。灯罩是主体，多呈长方、六棱、八卦立体造型，竹木为框架，外糊透光白纸，贴有花鸟虫鱼、十二生肖、历史戏剧人物及云子等吉祥精美的剪纸图案，或民间绘画，或福禄寿禧、新春吉祥、万事如意等字样，不拘一格，丰富多彩，共性中各有个性。灯罩上方有盖，盖上插有数枝绿叶相衬的鲜花，如莲、梅、菊、荷、牡丹等，凡是身边四季存在的花卉，应有尽有，色彩对比强烈，纯出自当地民间艺人之手，是精品中的极品。灯盘上置蜡烛。在烛光映照下，掌灯棱角分明，花草鲜艳，百花竞放，剪纸浪漫夸张，人灯合一，静中寓动，动中蓄静，独特而又微妙的暖色调，极具视觉震撼效应。而改革开放以来的掌灯，既有传统的继承，又不乏大胆创新，更是形神兼备，别具一格，五花八门，极富视觉效果。
民间社火形式多杂，但总离不开一把又一把的灯具。社火队无论人多人少，在各种灯具的总数中，掌灯几乎占了近一半。早期，撑持掌灯者，很少有女性，完全是纯一色的青壮年男子，社火队出灯之后，掌灯分别在高跷队两侧行进，一来负责高跷队安全，二来配合演员的表演，边扭边唱，使高跷与掌灯之间相映生辉。后来，民间艺人对原来只作陪衬、不作独立表演的掌灯，在保持原有功用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将其改编为独立演唱的歌舞形式，从而发展成为社火中的一项主要内容。也就是说，既是社火队的陪衬，又可单独表演。地情资料显示，西和掌灯舞大约形成于明末清初，兴盛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但笔者推测，当地社火之掌灯，很有可能是从白马氐族人的“火把节”中衍变而出，舞技与其“圆圆舞”“池哥咒”脱不了关系。2012 年，笔者专程到文县作白马民俗文化考察时惊奇地发现，两地民俗相通相似之处颇多。白马人的“火把节”带有极大的神秘性，男子迎山神途中，一路高举竹棍火把，显得神圣而庄严。到了村寨打谷场，纷纷将火把集中起来，不分男女老幼，相互勾手成圆圈围着载舞狂欢。这火把不单单是为了照明，更重要的是能祛邪纳福、化难呈祥，是神力的象征。西和仇池山一带是白马人的先祖生存过的故土，火把、掌灯、掌灯舞之间，在历史的进程中，必然有内在关联。简言之，利用掌灯作道具载歌载舞，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每当夜社火出灯，首要大事是摆灯。尤其送社火到外村，人们沿途看重的就是灯景：龙灯退出村子，调头在前，老虎、狮子、耕牛等动物灯紧随其后，龙灯牌、掌灯、提灯（有的乡村俗称“挑灯子”）则单列有序尾随；灯要摆得均匀，不能三、五成团，更不能掉队断节。夜幕下登高远望，五颜六色，明明暗暗，如龙蛇游动，赏心悦目，浮想联翩。
进入预定的演出场地，掌灯舞与其他节目形式频繁穿插，相映成趣，或组成把式队闪亮登场，围着“黄伞”一展歌喉，独领风骚。掌灯舞的表演以碎步行进式为主，一队少则六人，多则数十人不等。形式是歌舞兼备。表演时脚踏小舞步，手撑掌灯做升降式并伴有小幅度摆动，比较舒缓自如。男秧歌多唱《晋状元》《送金妹》《十杯酒》《八洞神仙》之类的曲子，女秧歌以《十里墩》作为掌灯舞的主旋律，同时也唱《十二花》《怀胎曲》《姑娘玩花灯》《十个绣》等。男声奔放、雄浑、音韵宽广，充满阳刚之气；女声圆润、缠绵、发音嘹亮，不失阴柔之美。表演的基本动作，有男女十字步、对灯、绕对灯和碎步扇扇子（指女性）等。
掌灯舞，使造型美观的掌灯显得生动活泼，不仅具有外在的韵律节奏美，而且还富有深刻的表现力和思想美。另外，高高的“黄伞”之下，或男组合，或女组合，少则几人，多则十余人围拢，举着掌灯共唱一支或数支完整的曲子。在唱的同时，人们以黄伞为中心，沿一定方向不停地游转，直至一曲终了。这是古老传统的演唱法，潇洒大方，节奏舒适，历来都是真人真唱，不掺半点杂质。有时，因上场表演的人少或嗓音方面的原因，也有人从旁伴唱的，俗称为“唱伞曲”。内容决定形式。在一场社火中，有时不以黄伞为中心，而是分别组成男方队或女方队，或男女两队来一起上场表演，或者组成梅花阵，或者以“青龙下山”“双龙摆尾”“盘龙卧虎”“蛟龙出水”等各类造型呈现，载歌载舞。有的社火队，甚至在一处场地上分出若干男女小组合，亦歌亦舞，各显神通，尽情狂欢。
综上所述，掌灯舞在早期社火中仅起陪衬作用，伴随高跷社火生存。后来，民间艺人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在保持原有独特风格的基础上，不断将其改编成舞蹈和歌舞相济的多种演唱形式，一手持掌灯，一手持纸扇或甩子（一种小打击乐），达到了灯与舞、歌与舞的艺术和谐。
刊载于《仇池》2011 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