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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棍舞，俗称打花棍，是盛行于西汉水流域的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历史源远流长。其舞带有明显的武术色彩，多见于民间重大节庆活动场所，娱己娱人，文化意蕴深厚，富有律动感，观赏价值极高。经民间各地老艺人一代代传承发展，深受当地民众欢迎。尤其在春节传统社火中，更是不可或缺的节目之一。
民俗文化根植于民间，民间艺术来源于生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传统的民间艺术往往受时代、民族、地域、信仰、人为等多种因素制约，有的仍承继不衰，有的却在变异、复合，甚至于面目全非，濒临消亡。优胜劣汰，为“我”所用，“十子同膜”，异彩纷呈，太正常不过了。翻阅有关文献资料，稍加追溯考证，花棍舞又称“金钱棍”“浑身响”“鞭杆舞”“鞭子舞”“霸王鞭”“打连厢”“棒棒鞭”或“秦州鞭杆”等等。汉族花棍舞，有的源自秦人牧马的鞭子，有的源自冷兵器时的鞭杆，有的源自楚汉战争时的“霸王鞭”，有的源自朱元璋放牛时的游戏“扛花棍”，有的源自灾荒年代灾民沿街乞讨时的“唱门儿”以及民间游艺活动，等等。1988 年出版的《辞海》里介绍说，是“汉族民间舞蹈形式之一。流行于中国很多地区。”甚至在“云南白族也有此种舞蹈形式。”但词条收录有限。据《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贵州卷》里介绍，美丽迷人的“苗寨秀丽的风光和优美欢快的花棍舞，吸引了来自美国、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游人、学者和专家观光、考察和采风，使苗寨声誉日隆。”贵州苗寨、布依族中盛行的花棍舞，与西汉水上游流行的花棍舞渊源不同，击打方面各有千秋。在苗族的传统民俗之中，它是由狩猎和御敌转变而来的。苗语叫“夺疏拥”，又称“金钱棍”，是男女青年表演的一种集体舞蹈。这种舞蹈已有近 500 年的历史，通常是在春节期间、苗族跳场和“四月八”等民族传统节日和集会上表演。表演前，由苗寨的寨佬焚香点蜡，举行传统的祭祀仪式。接着，唢呐、芦笙、鼓钹齐鸣，花棍舞队队员身着节日盛装，踏着轻快的舞步上场，在鼓点的指挥和唢呐的伴奏下，集舞蹈和武术于一体，真实地再现了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习俗。表演人数多为偶数，通常四人一组，多组组合。其动作特征是：送肩、转胯、腰活、腕柔、腿快、手灵、膝屈、脚踮。除以棍击地外，多用击、点、相击、转棍、拍棍等棍法，击打身体的肩、肘、胯等部位。而布依族的花棍舞，舞者则手执一根竹或木为器械，竹或木嵌以古代小铜钱，并绘上色彩；舞者边跳边以竹木棍敲击身体各部位，发出有节律的声响。动作柔美含蓄，大体分为行进步、半跪步、转身步等。队形以双排行进为主，走圆圈，变方阵，穿梭交叉，千变万化，配合默契，加之动作齐整，棍花翻飞，铜钱沙沙作响，再配上布依姑娘雪白的包头、彩色头穗以及雪白底面的花围腰衬和淡蓝色衣裤，更加赏心悦目，令人陶醉。
花棍舞流传地域广，民族多，各有渊源，伴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世代传承，不断进步，走向文明。它的产生直接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心声，表达了各地民众的意志和愿望，具有鲜明的舞武性、自娱性和艺术性，是研究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宝贵的历史资料。
西和民间打花棍同样历史悠久，并有其鲜明的地域特征。据一些老年人讲，有的说源自西楚霸王项羽的霸王鞭，有的说源自仇池国时期白马部族御敌以及狩猎生活，侧重表现的是军事排阵、抵御以及狩猎等生活场景，兼有后世民众将其艺术再现的集体创造。就其前者，霸王虽然是位驰骋沙场的失败英雄，但在民众的心目中地位仍然是比较崇高的。正如一首民歌所反映的：“三尺霸王鞭，神奇像霸王。鞭杆一扬春潮漫卷，鞭杆一扬风雷激荡。赶山赶沟赶岭梁，赶星赶月赶太阳。赶着牛羊上草坡，赶着鸟儿无处藏。赶出一坛丰收酒，醉了山，醉了梁，还有那片金橘园，醉卧秋风轻摇晃……”此歌是地方小调，如今不但在春节社火场上时有所闻，而且在平日节庆活动中也频频演唱。以此印证，也并非虚妄。再说后者，白马氐民族自商代入居仇池，到唐代渐次融合于当地汉族，可以说是当地名副其实的先民。当然，文县至今还有未曾融合于汉、藏等民族的仇池白马氐遗民。历史上，仇池白马氐民众与建立大秦帝国的秦先民交错相处、亦敌亦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建立过长达三百多年的杨氏地方政权，虽然多受大国封拜、攻伐，但自强不息，勇悍顽强，屡败屡起。即便后世曾一度被一些史学家视为十六国历史之外的“弃婴”，但依然被西和人一直引以为豪地看作是地域历史上娇贵的“长子”。故此，花棍舞渊源于白马先民，也有一定的可信度。除此，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居民或迁徙或回流，使这一民间舞蹈复合发展，弥补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不足，在自娱自乐的同时有了更加复杂多元的节奏变化。
诚然，西和花棍舞不论在历史的进程中怎样演变，其花棍始终是用于舞蹈表演的唯一道具。翻阅地方资料发现，清代初期就有花棍舞流行城乡，“鞭长一米，以竹、木做成，两端嵌有铜钱，鞭身饰以彩纹，有单鞭也有双鞭，舞者以鞭敲击肩臂、腰、腿，打击有节奏的声音，随之跳跃舞蹈。”或两人或多人互相对击，传统套路有“雪花盖顶”“黄龙缠腰”“三点头”等，也可根据双方各人性格、情绪和技巧来临场发挥，随意性较强。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笔者在采风中发现，西和民间制作花棍时，先选上好粗细相仿、剔除节芒的家竹，截成一定长短的竹棍，用麻纸、白纸缠绕作底，外饰以间隔的条状彩纸或彩绸。同时，在竹棍两头分别钻有一个小孔，镶有数枚古色铜钱和三两个小铃铛，再扎以鲜艳夺目的彩绸，便大功告成。以家竹为材料制作花棍，在城乡较为普遍。有时因家竹匮乏，也改用硬杂木棍，开槽钻孔，加以巧饰。花棍的长短，大人家多在三尺以上，孩童皆在三尺以下，总之以表演者使起来顺手为宜，没有严格的定制。不过，队与队之间，其花棍的粗细长短、装饰佩件，尽量趋向一致。表演时，以单鞭见多，双鞭近乎消亡。可见，本质上和清代初期没有太多区别。
西和民间打花棍舞蹈，少则四人一组，通常由十六人组合成阵，也有由多人组成的大舞队，一般视社火队人员多寡而定，形式呈多样化，没有严格定制。据一些老年人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表演者主要有男组合、女组合、男女组合等多种形式。先说男组合，一色古代武士装束，他们踩着锣鼓点，唱着曲儿，手持花棍，以臂肘的伸屈击打臂、肩、腰、腿、足部位，同时夹杂有翻、滚、蹦、跳等动作，发出铿锵有力、富有节奏的声响，场面异常热烈。传统的击打动作分十二下、十四下和十六下多种，队形变化上有“背靠背”“脚勾脚”“凤穿花”“踩霜花”“五梅花”“一条街”“龙吐水”等。舞蹈动作舒展流畅，节奏明快，跳跃性强，旋律时而委婉细腻，时而刚劲奔放，充分表现出仇池男子藐视困难、倔强不屈、豁达向上的精神。这是竞技表演，人人都愿一展身手。尤其是一些未婚男子，为了赢取姑娘们的好感，表演上格外卖力。再说女组合，她们人人打扮得花枝招展，花棍也普遍比男子的花棍亮丽，舞姿轻柔，歌舞合一，变化多端，很有观赏价值。就总的趋势来看，大姑娘、小媳妇为主流。表演时，不论舞者人多人少，场外皆有小乐队和秧歌加以伴奏伴唱，曲调以《八度神仙》为主，有的也唱《霸鞭》《打花馍》《十对花》等。选择什么歌词，采用何种曲调，配文乐还是武乐，提前早有安排，人人烂熟于胸，并择有专人领唱。舞者虽众，亦有人领舞。他们手持花棍，相互配合，踩着旋律，进退左右，起蹲腾挪，旋转伸奔，往来穿插不绝，其队形有纵有横、有方亦有圆，程序繁多，节奏明快，忙而不乱。尤其在打花棍上，皆大多沿袭陈旧古老的套路，忽上忽下、时左时右地舞动，有序地敲击各自的肩膝和四肢等部位，循环反复，铜钱嗦啷，铃铛叮当，不断碰撞出有节奏的声响，饶有风趣。男女组合别有特色：一般男队和女队舞者人数相等，以各自八人至十六人见多，男队、女队有分有合，队形富于变化，舞姿刚柔相济，动作规范、整齐。两队同时入场，有时分列相向行进，变换套路，各自为政，暗中竞技，互不示弱；有时两队并排同向行进，绕圆场，或变方阵，或变纵队，或变横队，两两有序对打或穿插表演。数十人同场执花棍舞蹈，花棍翻飞，震动铜钱作响，造成复杂的节奏变化，并配合以各种舞姿，情趣盎然、热烈欢快，更让观众大饱眼福。
改革开放后，花棍舞在继承传统“基因”的同时，有了创新发展。舞者多以男女中学生为主体，请专业工作者配以舞曲，或流行歌曲，或用电声音响乐器伴奏，频频亮相于多种节会、庆祝活动场所，既充满强烈的时代气息，又不失浓郁的乡土特色，艺术水准较前者要高一些。特别是政府重视小城镇建设以来，城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花棍舞除沿袭地摊式表演程式外，也纷纷走上街头市面，趋向于街舞。春节社火中，有的摆成多列纵队，有的组成方阵，多以“旗语”“哨语”指挥，边有序击打边往前整体推进。行进步通常以八拍为节，循环反复，边走边唱边舞。行进时，演者手握花棍中部，第一拍以棍平举胸前，用下端击打左上臂，同时左脚前迈一步；第二拍以棍上端击打右上臂，同时右脚跃前一步；第三拍以棍下端击打左肩，同时左脚前迈一步；第四拍将棍下端从头顶绕过击打右肩，同时右脚跨到左脚并排处；第五拍左手扶棍下端随右手腕扭动将花棍在身体右侧绕一圈；第六拍顺势以下端击右胯，同时以左腿为重心支撑，右膝微屈，右胯稍微送出；第七拍右脚小跳落地、左腿在右脚后勾起，同时以花棍下端击打左脚掌；第八拍左脚落地，右手握花棍下端拄地。整个动作行进之时胯放松，略左右摆，第七拍小跳时有控制，第八拍上身前俯，柔美中有脆劲，含蓄中有突发。可以看出，行进步中的花棍舞动作节奏明显，使舞者从肩到脚都得到了活动，从整体上形成统一的舞蹈动律。
总之，社火中的打花棍舞蹈，体现了古老的民间社会生活方式及民俗游艺活动，承载着许多重大的历史文化信息和原始记忆，并且在世代传承中融进了不少地域民俗色彩和武术成分，为民众所喜闻乐见。如今，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社火形式多数已威风不再，作为约定俗成的民间舞蹈形式之一的打花棍，其历史、民俗、艺术、学术等价值不可低估，很有必要加以积极抢救，继续得到传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