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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人的奢侈和诸子平分财产的做法已足以解释这些封地为何会四分五裂。但中国北方农业技术的发展，显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华北平原主要的食物和饲料，一直都是一种叫“小米”的谷物。满洲人攻入华北各省之后，小麦和棉花也渐渐成为主要作物。清朝统治期间，人们也开始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烟草、大豆、花生、鸦片。这种粗放农业要是有技术和机器相助的话，人们定能更有效地广泛种植其中的一些作物。然而，农学家们并未改良设备，而是通过增加家庭劳动力的投入
，来达到增产的目的。于是，增产靠的便是农民个人的体力。鉴于劳动力决定生产力，所以每个家庭的耕种面积都是有限的。养活一个五口之家需要四英亩田地。一个家庭要想摆脱勉强糊口的现状，就得在现有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然后用剩余利润购买更多土地，以达到最佳土地配比，让所有现存劳动力都有适量土地可以耕种（比如，清初便有很多未耕之地，所以很多家庭都采取了上述做法）。因此，一个五口之家大约需要二十五英亩土地。
随着每个家庭实现最佳土地配比，总产量也会成比增加，产出能养活更多人口的粮食。因此，人们应该在土地承受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扩大劳动力供给。然而，这种不断增加人数的做法，最终却减少了每户农家可耕种的土地。 18 世纪晚期至 19 世纪，农田面积不断缩小。最后，很多农民的生活水平都降到了生存线以下。
于是，为了生存，华北的农民只得为闲置劳动力寻找新的出路。诸如棉纺业一类的家庭手工业，便是这样一种可以提供额外收入的产业。此外，季节性地到城市里打工，也是出路之一。有些经济史学家甚至认为，这些额外的收入让佃农有了购买一小块地的能力。
因此，他们便拥有了一些在谷物歉收时用以抵押的财产。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种土地转让不仅能缓解旱灾或洪灾的冲击，还能实现劳动力的平均分配。
那些租用和出租田地的家庭只想更有效地利用土地，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家庭收入。作为信贷制度的一种副产品，土地转让并未给农村经济带来不良后果。因为在贷款从贷方转移到借方的过程中，土地以一种类似于金钱的形式，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农民并非被地主欺凌的无助佃农或散工。相反，他们谨慎地将额外收入投资于土地，然后拿土地做抵押，从城里的放贷者手中贷款。 1940 年，华北农业经济之所以陷入危机，都是因为技术落后，而非财富分配不均。
有些农民找上高利贷者和当铺老板，期望未来的大丰收能让自己逃脱债务缠身的困境。对他们而言，农村信用制度似乎并不怎么有利。和曾经的中国农民痛苦地描述其革命前的经历一样，当时的利息之高，让更加贫穷的农民完全陷入了高利贷者的掌控之中。当然，早在革命之前，人们就开始厌恶和痛恨放债者。但在帝制晚期，他们的出现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农民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当铺老板。当然，他们无法掌控的外部因素，也是促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人们只能焚香祷告，杀猪宰羊，祈求上天赐雨。在生存环境丝毫不受重视的年代，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便是大自然。
在华北，人们最害怕的就是旱灾。例如， 1876 至 1879 年间，山西省持续干旱。在随之而来的可怕饥荒中，人们先是吃谷种，接着吃野草，最后则吃人。尸体或被堆积在“万人坑”中，或被投入枯井。朝廷用骡子运来救济粮，但饿极的农民却杀了这些驮畜充饥，导致更多补给无法继续送达。在 1877 至 1878 年的艰难岁月里，中国华北足足饿死了一千万人。
然而，洪灾也同样致命。已有数千年耕种历史的山西山脉，大片森林被砍伐殆尽，露出地表。冲蚀的泥沙足占黄河水流量的
11%
。随后，这些泥沙慢慢沉底，逐渐抬高了水位。蜿蜒曲折的人工堤坝高出地面三十英尺。正常情况下，黄河都被挡在堤坝之外。然而，维护堤坝的费用高昂，疏浚淤泥也颇为不易。或许皇帝宁愿重修一座被烧毁的宫殿，也不愿治理黄河。或者，可能是他派遣负责黄河水利工程的官员中饱私囊，所以这滚滚浊浪才会越涨越高。一旦降雨，暴涨的河水就会冲过堤坝，冲向下方的平原，寻求新的入海口。每每此时，黄河便有可能改道数百英里，淹没沿途所有省份。
遭遇如此自然灾害时，华北的农民也跟这股自然之力一样，迅速席卷这片被洪水吞噬的平原。叛乱的中坚力量往往都是一大群惯匪，但逃避旱灾、洪灾或税吏的难民，和其他土匪的加入，则壮大了他们的队伍。若用地形学术语讨论这些社会运动，那便可以说：华北的叛乱已如此处的平原和河谷般广阔。骑马的叛军可以轻松穿越所有省份，极难控制和镇压。然而，洪水退去，或新王朝承诺的和平到来之时，农民们又会重返村庄，再次耕种曾经被遗弃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