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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农民双重性的另一途径，就是考察有史以来，一直以不同方式存在于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农业制度和土地所有权。中国北方的农业发源于黄河流域。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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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定期耕种已发展成熟。但相对来说，这片孕育早期中华文明的心脏地带比较干旱，整个华北平原的年降雨量仅二十英寸左右。因此，此处农作物的生长季较短，只有四至六个月，且最适合耕种小米和小麦这类耐旱作物。华北平原西部（即如今的北京以西），土壤是被称为“黄土”的肥沃风积土。松软多孔的地表下富含耕种所需的各种矿物质，但要将这些利于作物生长的养分吸纳至地表，则需要大量水分。因为雨量不定，所以农民都依赖黄河水来灌溉。开渠引水属于公共事业，在商朝（约前
1523
年—前
1028
年）和周朝（公元前
1027
年—前
222
年）初期，水利工程便是重中之重。之后，直至第一个伟大的帝国——汉（公元前
206
年—
220
年），水利工程都是国家最关心的事业。公元
2
世纪，汉朝开始瓦解时，公共水利便是最先受创的事业之一。黄河一再泛滥，不断迫使农民放弃耕种，加入叛军。汉朝政权日趋衰落，中亚部落劫掠华北，也迫使耕种者们向地方割据势力寻求庇护。公元
311
年，前朝东汉首都洛阳被蛮族洗劫
，中国逐渐出现一种“半封建”的军事豪族。他们修筑城池，组建私人武装，以监视奴隶和佃农为其耕作封地。
公元 6 世纪，中央官僚体系重新控制了广大农民。隋（ 589 年— 617 年）唐（ 618 年— 906 年）时期设置府兵，以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军事豪族的依赖。土地收归国有，经过划分，按户籍分给由政府编户的农民。官员可以凭借优秀的政绩获得封地，但禁止私自扩张。然而，这种“均田制”推行起来却困难重重，终究没能熬过中央政权日趋衰弱的 8 世纪中期。 9 世纪，地方豪贵再次拥有大量私人土地。
这种受限的封邑制与欧洲封建制不同。朝廷仍保留正式的军事任免权，并且不承认军事豪族们可以用封地抵消兵役的特权。即便安史之乱（ 755 年— 763 年）后，节度使拥有了地方统治权，但地方上最有权势的官员仍然是并未成为封建贵族的朝廷官吏。 10 世纪早期，中国虽然分裂为数个小国，但仍在 960 年再次被宋统一。后来，虽然宋朝被女真和蒙古侵略者夺去了华北地区，但从概念上讲，帝国仍是统一的。就地缘政治而言，中国可能早已成为数个拥有各自方言的小国。但在官僚体系运作和文化认同的作用下，“天下”（即中国人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仍是一个整体。因此，到了帝国晚期，皇权概念下的“王土”，势必依然等同于整个中国的版图。
从理论上讲，华北自明朝（ 1368 年— 1644 年）起便存在成千上万亩封地。它们不是被用来赏赐朝廷重臣，就是成了皇室庄园。到了清朝（ 1644 年— 1912 年），这些封地更是要负责供养满蒙精兵。 1644 年，满洲人占领北京后，清皇室不仅将明帝国的封地据为己有，还将十六万九千名为清朝打下江山的八旗子弟安置在首都周围，占据了以首都为中心，半径一百七十五英里，总面积达两百多万英亩的土地。清政府抱着让自己的精兵远离汉人的想法，提供了这些田产。然而，这一期望却落了空。很快，八旗子弟便发现他们只能将汉人奴隶当作称心的佃农。因为在战乱年代，农民都能逃离封地，轻易在别处开垦出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且，较之农村的土房，满族八旗子弟更喜欢昂贵的北京民居。他们很快便将自己的封地租给汉人佃农耕种。这些旗人负债累累时，便将土地永久抵押给高利贷者和地主。 1740 年，乾隆皇帝（ 1736 年— 1795 年在位）试图通过重新没收土地的方法来恢复满洲人的田产。然而，同样的情形再次上演。 19 世纪早期，华北大部分土地都被分割成一块块小家田。而且，因为中国不遵循长子继承制，所以，在随后的整个世纪中，这些家田越变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