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有时，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卖方与买方之间的个人纽带能缓和客观的市场关系带来的直接影响。 17 至 18 世纪之间，尽管许多地主都居住在别处，但乡村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公认的阶级冲突，还是在精英阶层的家长作风下有所缓和。从明朝晚期以来的佃租契约可以看出家族关系延伸，并最终代替租约的过程。佃农们为家族婚丧之时提供特殊服务，以期在特定的宗教节日受到地主的宴请。在中国最南端，许多农民就是其家族的佃农，因此，如族中长老重诺守约，他们的后代就有可能享受到福利和饥荒时期的赈济，甚至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存在家族关系时，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间也可以通过一系列交往（感情）来加深彼此的交情。如此一来，歉收或粮食价格下跌时，佃农或许就有希望说服地主减租。当然，他能否成功要视经济情况而定。有时，某些相对来说人烟稀少的地方（比如， 17 世纪晚期的湖南中部），对佃农的需求量就会较高。地主也会特别留心，以维持佃农的忠诚。但在劳动力过剩，土地不足时（如 19 世纪 20 年代的江苏），地主对佃农需求的关注度，便会大大下降。
矛盾是家长式统治不可避免的结果。正如上层阶级带着复杂的心情看待农民，佃户或散工对他们的感激中，也夹杂着怨恨。如果经济状况有变，他们签订的保证其租赁权利的租约，也会成为一种束缚
。土地和劳动力分派均匀时，地主和农民都会坚持较为友善的做法，从而相处融洽。然而，如果人口给土地带来的负担太重，社会关系就会变糟。经济上的小康与现实生活的需求仅一步之遥。两者过于失衡时，农民就会发现，那些为牟利而学来的技能（协调与地主的关系；为快速便捷的信贷而依赖放贷者；为可供销售的农作物，依赖多变的市场价格），反而会束缚自己的生存能力。接着，憎恶会演变成敌对，锄头会变成武器，富人们的大宅也会被焚烧殆尽。然而，经济情况一旦好转，农业产量又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后，农民们便会重拾往日最熟悉的生活方式，再次过上规律的乡村生活。
整个帝制晚期，有序与无序、耕种与反叛这两种状态，一直都在全中国农民身上交替上演。只要自然资源足够维持人类生存，农村就会趋于稳定。然而，持续增长的人口终究打破了这种平衡。 16 世纪后，葡萄牙和西班牙水手将他们在美洲发现的作物——玉米、番薯、爱尔兰马铃薯和玉米——介绍给中国人，更是加剧了上述情况。这些新作物在以前从未耕种过的沙土地和干旱的山坡上茁壮成长。 17 世纪至 19 世纪中叶，中国耕地面积翻倍，人口几乎翻了三倍，从一亿五千万增长到四亿三千万。连人烟稀少的长江上游地区，也有人安家落户。数百万南方人移居海外，更多的北方人则融入了满洲。尽管如此，人口的压力依然持续增加。到 18 世纪 70 年代，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出土地的承受能力。 1796 年，白莲教起义爆发。尽管这场起义以失败告终，但它只是一系列大叛乱的开端。这些叛乱将动摇王朝根基，打破农民与士绅之间自古以来的和谐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