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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灭商之后的第二年，武王姬发就去世了。当时作为继承者的周成王还是个孩子，于是周公旦成了周王朝事实上的管理者（
名义上称为“辅政”
）
，可以说，周王朝的大部分架构，都是出自周公旦之手。
周公旦为华夏族制定了礼乐制度，这是一套与商制在思维模式上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打个比方来说，假设我们的世界就是一台电脑，那么选用何种社会制度就好比是选择何种操作系统，是否合适，要看系统与硬件的匹配程度，稳定性如何 （会不会隔段时间就系统崩溃、蓝屏） ，人机界面体验如何……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按照这个比方来说，商制就好比是Unix系统，而周制则好比是微软的Windows系统——从基础架构上来说是不同的。非常有意思的是，现在苹果电脑所用的Mac OS系统，就是基于Unix搞出来的，而在战国时代，法家的政治家们，同样基于商制构建出了一套全新的社会制度：秦制（ 以法治国 ）。
具体来说，在商王朝，国家的管理者盯着的并不是“人”，而是人所处的“环境”，商王朝通过典册、刑法，在世界上画出了一条条纵横交织的红线，过线肯定受罚，线内肯定安全，在线内做什么那是你的自由——所以商人社会没有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且习惯于纵情声色。
周公辅成王汉画像砖
周公旦为周王朝制定的制度则恰恰相反，周制的立足点是“人”。所谓“礼乐”制度：“礼”，即周公所制定的“周礼”，这是一部涵盖王朝内所有人、所有生活的行为规范。不同等级的人，吃饭用何种器皿，穿何种衣服，见面如何施礼，各自坐在什么位置，朝会、祭祀等不同场合，天子、诸侯、士大夫等等，按照等级不同，各自走哪条通道，步数多少，是低头还是抬头，见面如何施礼、还礼（ 是简单意思一下还是一躬到地 ）……甚至连夫妻之间何时可以行男女之事，周礼中都有相关的规定。在当时，连诸侯国之间打仗，都必须遵奉既定的规则，否则天子就会授权其他诸侯国来共同讨伐你——当然，他们打你时也会尊礼。
而所谓“乐”，本质是意识形态宣传：商朝也有乐，不过那个只是大伙娱乐的，和现在去听相声差不多；“礼乐”中的那个“乐”要厚重得多，它的作用是通过宣传让世人明白，遵奉周礼是一件很高尚很体面的事情。这个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央视春晚，后者每次结束之后，新闻里也照例会强调其中的宣传和教育意义，道理就在于此。而根据受众不同，“乐”后来又被孔子整理分类成了“风、雅、颂”。
商制与周制对比，商制的国家运行成本高但社会成本低，周制则正好相反。商制的根基是成文的规则，一切依规则而行，不违规，则随便你，这样一来，社会的活力就容易被激发出来（ 当然，如果立法有问题那就另说了 ），但如此一来，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贵族自然就不爽，与君主的冲突就时不时发生，这样一来国家的管理难度自然就大。此外，要依规则而行，就必须要有人负责监督，有人负责惩罚，为了保证这些人能够深入一线完成使命，还得修桥铺路……这些都是开销。
周制则强调各个等级的人各归其位——周礼中对于不同社会等级人的规范是有严格区分的。与周礼匹配的是周的分封制度，在武王灭商之后，周王室的子弟在各地都得到了自己的封国，而原来的诸侯国的地位，也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认，封国内部，除了国君的直领土地，其余土地同样是士大夫的封地。礼乐为“软件”，封建为“硬件”。这样一来，对国家的管理成本等于平摊到了所有贵族头上，天子与诸侯共天下，诸侯与士大夫共邦国，算下来每个贵族的管理成本都不是很高。就这样，华夏从商代的沸反盈天，进入到了周朝的安静肃穆。
需要强调的是，最初周王朝的国家制度，全称应该是“礼乐刑政”。在王朝创立初始，周公旦曾认真地向前朝遗留的官吏请教、学习商的国家管理模式，事实上《周礼》本身除了日常行为规范外也具有法律的性质，譬如其中曾规定“凡杀人者，踣诸市，肆之三日”（
对杀人犯当街处死，
暴尸三日
）。只不过，周的刑罚有了极大的选择性和弹性，算是理论对现实的妥协，故《礼记》中有“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之说
。然而后世随着天子权力衰微，士大夫阶层逐步坐大，“礼乐刑政”的提法便逐步简化成了“礼乐”。
再重置国家体制的同时，周人在地缘政治上显示出了他们高超的水准：天下被分封成了上千个诸侯国，很多国家的面积其实不过现在一个县的级别，如此一来，诸侯国面对体量庞大的周天子自然处于弱势——这和后世汉武帝行《推恩令》是一个思路。此外，周人很明智地将天子王畿依旧设在了镐京，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户县，如此一来，周人就可独占形胜之地，既可维护天子的安全，也可以避免新挑战力量的产生。而在中原地区的洛邑（ 今河南省洛阳市 ），周人建立了王朝的第二首都——第二首都的作用类似于我们家里的桥接路由器，如果屋子（ 国家 ）面积太大，你的WiFi（ 无线网络 ）信号（ 天子权威 ）覆盖不了那么大范围，那么就设这么一个桥接（ 第二首都 ）。这种一国二都的模式，在后世被长期沿用了下来，汉、隋、唐皆是如此。
在分封诸侯的过程中，周王朝的思路和后世的英国人差不多——极其重视保持战略均势。吕尚和周公旦两人是周王朝最重要的开国功臣，他们俩分别被分封到了位于山东半岛的齐和鲁，这样一来，可以让强势人物远离镐京，避免天子权力被强臣架空，同时齐鲁两国还可以相互制衡，而且山东半岛当时正是东夷族叛乱最严重的地方，周公旦和吕尚的能力正可用于平叛（ 那是他们自己的封国，不彻底平叛待不踏实 ）。后世在春秋时代孔子出于鲁国，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周公旦所留下的周礼文化在鲁最为浓厚。而齐国相对来说，则更加尚武，这同样是来自吕尚所遗留下来的文化基因——别忘了他当初差点要杀光商人。而到了今天，山东人一部分各种礼仪多讲究多，另一部分脾气暴的也不少（ 座山雕是莱西人，杨子荣是烟台人，这俩狠角色其实是山东老乡 ），追溯下来，其实文化根子就在这里。
宋国和卫国的分封同样有意思，这两国都是商的遗留产物，以微子为首的商代贵族被分封到了宋国，而商的平民则留在了卫国，国君是周武王的兄弟。如此一来，由于上层和下层被分而治之，商的残余势力也就再难有作为。值得一提的是，商周两种文化基因，在卫国产生了一系列融合，卫国虽然沦为一个不入流的小国，可偏偏是这个国家，产生了李悝、吴起、商鞅、张仪等一系列治国巨匠
，当然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