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鼎革

一、形胜之地

在商王朝后期，确切点说是商王武乙时代，一个位于西北地区的自治方国开始引起商朝上层的重视，这个方国被称作——“周”。在当时，周的文明程度和富足程度都远不及地处中原的商，然而她却使得武乙感到不安，这种感觉很可能是源自周所处的地理位置。

古今中外，任何一支力量若想推翻旧势力进而一统天下，必然要先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这期间除了其自身的经营之外，也离不开对地利的依托。打一个比方：这就好比一枚鸡蛋。鸡蛋能够孵出小鸡，首先需要蛋壳能保护里面的胚胎；其次蛋壳里要有足够的空间和养分供胚胎发育；再次，这个蛋壳既不能太薄也不能过厚，否则在胚胎最终长成成型的幼雏之后不能破壳而出，就会憋死在蛋里。

依照这一思路把各个地区的地形悉数梳理一遍，我们会发现位于现今陕西省的关中盆地可能是这颗星球上最理想的帝国孵化基地，或者说是那枚最完美的“鸡蛋”——回顾历史，周、秦、汉、隋、唐皆出于此地，不夸张地说，得关陇者可望得天下。

关中地区在地理上是一种半封闭式的结构，秦国丞相范雎曾这样描述这一地区：“大王之国（ 秦 ），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 《史记》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 ）在山川、河谷所构成的天然屏障之内，关中盆地有肥沃的土地、丰沛的水资源 ，这样的农业基础足以支撑起一支一统天下的武装力量。只要取得这块土地并且守好几处关键关隘，你就可以从容地积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便可挥师东进，等待你的将是富庶的中原地区；如果你不走运打了败仗，只要你有命逃回来，凭借黄河、秦岭等天然屏障，咬咬牙依旧可以度过危险期，然后择机再次打出去……

相比较而言，中原或更靠南的江淮地区，由于交通便利水土环境俱佳，那里的确会比关中更加富庶，但是在军事上交通便利也就意味着缺乏地理屏障，在交战中必然要四面受敌。因此那里的富庶只能算是肥大，而难称之为强大。譬如南京，虽然水陆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但抗冲击的能力并不强，从军事防御上论，所谓虎踞龙盘也只是相对而言 ，但和西北地区比较这里依然算是易攻难守，明代的建文帝被燕王朱棣南下夺位便算是一个实例 。抗战时期，淞沪会战一败南京便顺势丢失，除了国民党政府自身的原因，缺乏地理屏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里根本不该是一个打战略决战的地方。

西南同样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譬如巴蜀（ 今四川省 ），虽然水陆条件优越，也同样有山峦屏护，但地形上较之关中又太过封闭，进出交通困难，且地理上远离中原。综合而论，这个地方可以在战乱时避祸自保，但不足以支持进取，龟缩一时尚可，但时间一长，终归还是守不住的。东汉末年的三国时代，刘备的蜀汉政权便位于巴蜀之地，在其政权稳定下来之后的各种弊端也跟着显现出来——交通不便，导致出蜀作战后勤不力；大族凭借环境闭塞搞军事割据，土皇帝比比皆是，导致国内政令不畅，内耗严重，这就注定蜀汉在当时难有作为。

如果对手居于更靠西北的地区，双方虽然都没有太多地理屏障，但关中以西资源过于贫乏，且由于远离中土文明，民风彪悍又缺乏组织性，虽可常发起袭扰，但很难实现彻底翻盘。譬如先秦时代的戎狄，后来就成了秦军的长期“陪练”。反过来说，稳固关中，也是稳定中国西北边疆的大前提，这是题外话。

二、周兴商亡

前面的文字中曾经提及过，相传周人的祖先是舜帝时代英雄——稷。在大禹治水期间，稷所领导的部族 曾是禹部族的重要盟友，由于稷擅长农事，他们在治水期间主要负责种植粮食，为治水大军提供后勤补给。在治水完成之后，周部族由舜帝赐姓“姬”，而他们与禹部族的关系则开始瞬间疏离。在夏建立之后，周部族最初居于现在的晋东南地区，依旧专司农耕，而他们的族领则担任了夏王朝的农官。

在夏末商初，或许是为了躲避战乱，周人从现今的山西省东南部地区迁居到了西北戎狄之地，之后在族领公刘（ 稷的重孙子 ）的带领下又迁徙到了靠东一些的豳地，也就是现在陕西省彬县、旬邑县一带——相传这里正是稷的出生地，因此应该是周人最古老的根据地。从当时的环境来看，周人的这一次东迁很可能是为了躲避西北地区戎狄蛮族的袭扰。

然而在迁入新的土地之后，周人依旧时常受到戎狄的劫掠。到了商代中期，周部族又在当时的族领古公亶父（ 公刘之后的第九代传人 ）的率领下向西南迁徙，最终到达了位于渭水流域岐山以南的周原 。周人意外地发现，这里的土地、水源都远好于他们最初的领地，由此正式有了周方国。从现今的考古发现来看，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文字，都要落后于同时期的商朝遗址，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周方国的文明程度应该远不及同时期的商王朝。史书中曾记载，周人“画地为牢”，让犯罪的人身背木牌站在路口，牌子上画着他们所犯的罪行，以这种羞辱的方式来震慑其他人。文人们将这种象征性的惩治方式视作周的仁政，而从管理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极其原始的规范手段 ，只有在地域狭小、人口稀少且流动性差、人们彼此非常熟识的情况下才可能有作用，如果是一个人口达到几十万、上百万的大型邦国，这种法制模式显然是无法应对的。由此我们也可以反推得知，最初的周方国规模肯定不大。

到了商王武乙（ 武丁的孙子 ）执政时期，周方国与他们东部的商王朝形成了比较松散的臣属关系，《后汉书》就有商与周彼此联姻的记载。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周方国其实等于是商与西北蛮族之间的战略屏障：在当时，武乙的主要精力都集中于征伐东部的东夷族，周方国恰恰可以替商抵抗来自西北蛮族的侵扰。而周也从东部的商王朝那里得到各种支持，同时汲取到了更多的文明元素。武乙册封周人的族领季历（ 古公亶父之子 ）为“周侯”，在得到了商人的支持后，季历率领周军灭掉了时常向东袭扰的鬼戎部族，并且活捉了对方的部族首领，为商王朝消除了西部的潜在威胁。作为回报，武乙赏赐给季历土地30里 ，以及美玉10双、良马10匹，这个赏赐显然并不是很重，但是它的象征意义非常大，这说明武乙承认了周人的西征是奉王旨行事。这之后，季历被商王文丁（ 武乙之子 ）封为“牧师” ，专司西北部的征伐之权——说到这里，令人联想到唐朝中后期的藩镇体制。

周对西部戎狄的不断征伐不但解决了自己和商的安全问题，也使得自己的势力不断得到强化。最终，周的实力的膨胀开始让商感觉到了现实威胁，为了解除这个隐患，文丁借季历赴朝歌参拜自己之机，囚禁并杀死了他，商周关系由此宣告破裂。文丁对周的判断是准确的，但是他的应对策略却显得过于草率和鲁莽。当时商的国势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东部的东夷族叛乱始终无法彻底解决，商军的主力一直被拖在那里。周是商背后的一颗不定时炸弹不假，但是何时主动引爆它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没有其他后手做准备的情况下，仅仅寄希望于解决掉对方的领导人来阻止周的崛起，显然不是一件很靠谱的事情。

季历死后，他的儿子昌 继承了父亲的衣钵，这就是后来为我们所熟知的周文王。此后过了几年，商王文丁病逝，他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记忆，就是现在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大方鼎。文丁死后，帝乙继位，他的小儿子受德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同样为我们熟知的纣王（ 庙号“帝辛” ）。

纣王画像

先来说说纣王，与《封神演义》中的形象恰恰相反，帝辛（ 纣王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见识和作为的君主。根据当时的石刻 以及后来的《史记》中记载，帝辛博闻广识，反应机敏，能言善辩，且又生得孔武有力，可以与猛兽搏斗……一句话，他是一个文武全才。即便是非常强调恢复周制的儒家弟子子贡，也曾经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这样的话（ 翻译过来就是“纣王没有传说中那么残暴” ），从所处年代上来说，子贡的话显然要比司马迁更可信。

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恰恰是因为帝辛太有才了，才酿成了他后面的悲剧。回顾商500多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商王与贵族之间不断斗争的历史。前文中已经提到，作为商国家制度核心的《汤刑》，其根本原则就在于抑制贵族权力，那么反过来说，贵族专权一直以来正是对商王朝最大的威胁。自商汤灭夏之后，商王朝的首都前后迁过7次——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说，迁都是摆脱旧势力对政权干涉的最有效的手段，一直到近现代都是如此，譬如当初明治维新时日本天皇把国都从京都迁到江户（ 东京 ），又譬如民国时袁世凯坚持要在北京而不是在南京就任大总统……在3000多年前，商王朝也是这么干的，而且每次迁都之后，商的国势都会在经历过一轮走低之后触底反弹，这也说明贵族们确实在侵蚀国家的活力，否则不可能这边刚刚摆脱旧贵掣肘，那边国家立马就能缓过劲来。除了不断迁都，意识形态也是商王和贵族斗争的一个主战场。最初商人极度崇拜鬼神，各种大事小情，动辄就要占卜、祭祀，这样一来，就等于让祭司们掌握了一部分权力——比如说，国君要打仗或者在哪儿搞点基建，事前为了稳定人心或是激励士气就需要占卜，而占卜结果到底是“吉”是“凶”，全凭祭司一张嘴来说，如果他说“大凶”，那么在舆论上你就不好再去推进原来的计划。也因为这个原因，从商王武乙开始，商王对天地的祭祀活动开始急剧减少 ，这其实就是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去神鬼化。

到了帝辛这一代，除了延续了上述政策，又有了进一步的举措：帝辛在位时加重了对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刑罚，在政治斗争中处死了多名重量级大臣；在人事制度上，相对于文官，帝辛可能更加倚重武士阶层，历史上真实的飞廉、恶来都是帝辛麾下重要的武官，同时商王朝开始任用平民甚至是曾经的奴隶来出任官吏。这后一条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是非比寻常的，我们现在都知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事实上在帝辛之前，官职、爵位基本上是完全被贵族阶层垄断的，只要你爹是官，你就理所应当是官，贵族手中的权力来自血缘世袭，无须君王授予。帝辛推行的这一政治举措，恰恰是直中要害，也正因为如此，商王朝内部的所有矛盾被彻底引爆了……

《尚书》中记载：周武王发动灭商战争之前，曾经历数帝辛六大罪状：“一、酗酒；二、不任用贵族、旧臣；三、任用小人；四、听信妇人言；五、信有命在天；六、不祭祀祖先神明。”细一琢磨就会发现这其中的问题：这其中的第五条显然是拿来凑数的，不具备任何价值；至于“酗酒”和“听信妇人言”，这原本就是商的社会常态。在商朝，即便是平民也常常聚众纵酒，而且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原本就不低，武丁的王后妇好甚至可以领兵打仗；第三、四、六条，才是要害所在，在先秦及之前的语境里，“君子”“小人”指的并不是道德水准，而是社会阶层，“君子”指贵族士大夫，“小人”泛指地位低下的平民和奴隶，至于不祭祀的原因，上文已经提及。

武王的话显然主要是说给商朝贵族听的。这一心理战的作用非常明显，众多商朝贵族选择了叛商投周，这其中甚至包括帝辛的庶出哥哥微子。再合理地推想一下，周军开始大规模调动，还要一路推进到牧野（ 今河南省新乡市 ），这动静肯定不会小，且中间的时间肯定不会太短，而商军却一直在东部和东夷族作战，并没有回防朝歌，以至于商王不得不临时拼凑出一支奴隶军团来应战。这中间显然是商的情报出了问题，而问题很可能就出在商的内部……

回过头来说周王姬昌（ 严格说这个称谓是不对的，但既然大伙已经习惯了，我们就暂且这么叫 ）。在商朝内部，因为贵族权力问题斗得鸡飞狗跳的时候，周人的战略布局也不声不响地在一步步展开。姬昌即位之后，随即自封为王，以示要和商分庭抗礼。在姬昌称王后的第二年，周人开始大规模肃清自己西部、北部的方国和蛮族。周军首先剿灭了岐山附近地区的犬戎，然后攻占了现今甘肃省灵台地区的“密须”，接着是位于今天甘肃省泾川地区的“阮”“共”等方国……周人能在短时间内干净利索地解决掉这么多边患，显然是在之前隐藏了真实实力，甚至有养寇自重之嫌——上文提到过，周方国对商的作用类似于唐朝的藩镇。

与此同时，根据《左传》记载，周文王发布政令，开始大规模搜捕亡人——所谓“亡人”，是指逃离自己户籍所在地，不受政府监管的平民或奴隶。由这条政令我们可以看出，后世对周文王“广施仁政”的描述恐怕是有水分的，从历史上看，出现大规模的农人抛弃土地逃亡，原因只能有一个，就是赋税徭役负担过重。其实想想也可以理解，战争归根到底打的是实力和资源，周在当时的经济水平本身就远不及商，如果真的是轻徭薄赋搞“仁政”，那么发动大规模战争所需的兵员、粮草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此外，史书上还记载，诸侯普遍不满纣王接纳各国亡人。由此透露出的信息是，对普通人来说，在当时，商的生存压力肯定小于其他地方，否则逃亡者不会选择那里，这就和墨西哥人往美国偷渡是一个道理。其次，周文王搜捕亡人的政策，最大的作用很可能是在同朝歌争夺贵族阶层的支持——捕获的亡人肯定要交还给原来的封主，对比帝辛当时的政策，周文王的政策显然更受贵族阶层的欢迎。

虽然更加维护贵族利益，但在甄选人才的问题上，周文王则是非常务实的，在周整军备战期间，文王起用了吕尚作为自己的重臣，后者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姜子牙。吕尚的出身和韩信很像，他的先祖在夏商两朝都曾是贵族，后来沦为平民，到吕尚一代，已经落魄到要靠做屠夫和小商贩为生，在遇到文王时，吕尚已经80岁。文王能够对这样一个落魄的老人委以重任，足见其眼光和气魄非常人可比——巧合的是，后来秦穆公也起用了年近70岁、作为逃亡奴隶的百里奚。

在稳固了后方和侧翼之后，周人开始一步步向东方蚕食商外围的属国，原本负责对周进行监视的崇国（ 今陕西省户县，也是西周都城镐京所在地，《封神演义》中的崇侯虎就是崇国的国君 ）随即被周人攻占，朝歌以西的战略缓冲带开始被一层一层地剥离。

此后，姬昌率军对商发起了一次非常草率的决战。周人向东奔袭600公里，开始猛攻黎国（ 今山西省长治地区 ），这里距离朝歌（ 今河南省淇县 ）不过100公里，一旦失守，就等于把长矛直接抵在了商的咽喉。帝辛调集左中右三师常备军（ 数量共计在万人上下 ），加上诸侯的勤王之师，与周军在黎城展开了决战。这场战役最终以商军取胜而告终——一则商军主力的战斗力肯定不是一般诸侯国的军队可以比拟，二则周军孤军深入，完全是一次战略冒进。

周人战败后，姬昌被商人俘虏 。关于姬昌的结局，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被帝辛下令处死，另一说是文王被纣王囚禁在羑里（ 今河南省汤阴县 ），最后由周人用金玉、美女赎回。两种说法哪个真实性更高，我们这里不去深究。总之，在此后不久，周迎来了新的君主——武王姬发（ 姬昌之子 ）。

虽然商周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冲突以周失败而告终，但是商周之间的大势却无法改变。周占据关中形胜之地，且获得了多数诸侯，甚至商王室内部部分贵族的支持，而商王帝辛与贵族之间的关系却在日趋破裂。在经过长达9年的实力恢复之后，周武王再次东进，相对于上一次，周人这一次的行动要稳妥得多。周武王首先在孟津（ 今河南省洛阳市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阅兵式，史称孟津观兵。在商王眼皮底下阅兵，这背后的意图自然很明显，一则是展示力量，二则是观察各方反应。在孟津观兵中，各诸侯国纷纷倒向了周。这一信号告诉周人，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后面的历史便为我们所熟知了。公元前1046年，周军会同诸侯联军，在周武王和吕尚的指挥下向东进发，此时商军主力正在和东夷族作战 。商的贵族们在最后一刻纷纷选择了背叛，其中包括帝辛的庶出兄长微子。面对突然而至的周军，帝辛只能临时将奴隶和囚徒武装起来作战——在秦朝末年，章邯也曾组建过类似的一支囚徒军团。

商周两军在牧野进行了一场极其惨烈的战争，“血流漂杵”这个典故便是源于此，商军的主将恶来战死（ 其父飞廉此时正在山东半岛和东夷族作战 ），帝辛则和自己的两名妃子一起，在鹿台自焚而亡——展示国君或主帅的尸体往往是敌国炫耀战功，打击被占领地士气的最佳手段，帝辛选择自焚，就是为了不给周人这个机会（ 一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谁知道是谁 ）。后世在“二战”期间，希特勒在自杀后，其尸体被德国人焚毁，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帝辛的自焚让周武王的胜利多多少少打了一个折扣，武王依旧将他已经烧焦的头颅斩下来，悬于旗杆之上，之后又送了一个“纣王”的谥号——这等于全盘否定了帝辛的功绩。

事情到此还不算完结，商的残余势力并没有就此臣服，更何况还有一只商军在飞廉的带领下，此前正在山东地区活动。面对这种局面，负责军事指挥的吕尚提出了一个极其残酷的提议，杀光所有商人——《尚书》中对此的记载是：“纣死，武王惶惶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问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闻之也：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不爱人者，及其胥余。’”简单说，意思就是：如果你爱一个人，就会连他屋上的老鸦都喜欢；如果你恨一个人，连他住所里的角落旮旯都憎恶。“爱屋及乌”的典故由此而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周灭商，其实只是大势使然，和所谓的“仁者无敌”根本扯不上关系，吕尚的这个提议本身就谈不上“仁义”，况且如果真是周人占尽一切道义，感化了商人，那又怎么可能激起商人如此激烈的反抗，以至于让吕尚连种族灭绝都想到了？

更讽刺的是，在600多年以后，孟子读到《尚书》《逸周书》中对牧野之战惨烈的描写后，认为这不符合圣君吊民伐罪的形象，于是将牧野之战改写成了奴隶们见到武王大军到来，便临阵倒戈，这样一个兵不血刃的场面。

回到正题，吕尚这个疯狂的想法最终被武王的四弟周公旦给否决了。在周公旦的主持下，周王朝承袭了商的大部分法律和国家机器架构，在意识形态领域，周人摒弃了商崇拜神鬼的传统，提出了“天”这个更加抽象的概念——在此之后，“上帝”这个词就逐渐淡出了中国人的话语体系。周王朝昭告世人，商灭周兴，乃是天命使然，何为“天命”？可“敬德”“保民”者便可得天命，也就应该成为天下的主宰。由此，周王也就获得了“天子”这个称号。

最终，周王朝对商人采取了区别对待、分而治之的策略。反抗比较激烈的那部分商的臣民被周人强行迁移到了陇西地区，他们正是飞廉、恶来的族人，也就是后来的秦人；飞廉的另一部分族人由他的小儿子季胜率领，被周人迁移到了现在的山西省北部，最终成了赵国的先祖；纣王的叔叔，之前倒向周人的箕子，被分封到了现今的朝鲜半岛。商的剩余臣民则留在原来的土地上，由纣王的儿子武庚作为名义上的领导，武王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负责“辅佐”，3个人并称“三监”，之所以如此安排，恐怕还是因为民心的问题，对殷商遗民而言，武庚是他们情感上能够接受的领导人，而微子这个“商奸”就差得远了。 xPq7HM2gaxuHSrAewSx+wKqnqNzCrrl9XM0IJJUen/S4Z4ckadf80Np9rWNX2q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