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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的是，迄今为止，这个世界上任何形式的“统一”，其实都是“征服”的产物，直白地说就是“打”出来的。就好比雨滴的形成有赖于尘埃作为内核来聚集水汽是一个道理，一个文明圈子的统一，必然有赖于一支强大的力量来征服、兼并直至统合其他力量。
在距今3000多年以前，由禹开创的夏朝，在夏后桀时代，走到了尽头。夏的国都位于阳城，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登封市附近，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良好的农业基础可以保证获得更多的人口，也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兵员，而平坦的地势则便于四下出击，讨伐那些不服管束的诸侯。然而一旦国势逆转，这种无遮无挡的环境却会变得异常凶险，因为你打别人方便，也就意味着别人打你同样方便。
史载，桀在位期间，伊水、洛水曾一度全部干涸，后世的文人们认为这是上天对夏桀“无道”的警示。而真正的问题也许是，当时的夏遭遇了极其严重的旱灾，作为国本的农业因此难以为继，国民经济趋于崩溃。曾被夏王朝逼得四处流亡的子姓部族，在其领袖汤的领导之下，此时则正在崛起，因为子姓最初获得的封地是商邑，因此他们又被称为“商人”。曾经同样遭受夏王朝打压的嬴姓部族，不失时机地选择与商结成同盟，如此一来，实力对比的天平彻底倒向了商一边，这最终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夏商之间的战略决战最终爆发于鸣条地区（ 今山西省运城市附近 ），鸣条之战中夏军主力被商、嬴联军击败，夏后桀被俘，之后被商汤放逐。由此，商朝宣告建立。
对比其他朝代，商朝是一个明显被世人所低估和忽视的朝代，一方面这是因为商的历史过于久远，另一方面也是拜明朝人所写的那些奇幻小说所赐
，事实上，商对后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与其他传统的农耕部族不同，商人族群一直处于一种飘忽不定的迁移状态，这或许最初是源自夏王朝对商部族的不断征伐——在大禹时代，契与稷就已经与禹部族决裂了。
然而久而久之，这种不断迁徙的状态最终造就了商人多元化的经济模式。在商人的经济生活中，农耕、渔猎、畜牧和工商业的权重都差不多，并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在上古时代，商人最典型的生活方式，就是驾着牛车，将家乡特产贩运到遥远的他乡，再满载其他诸侯国的奇珍特产回到家乡，于是才有了“行商坐贾”的说法
。正是因为商人将各种货物贩运到其他地方的经济模式闻名于世，后世才将这种产品交换叫作“商业”，从业者称为“商人”。
这种多元化经济模式，造就了商独特的社会形态：商业与渔猎、畜牧这类流动性极强的经济形式混杂在一起，决定了商人在文化上更加强调个人自由，对各种人性欲望也就不愿多加掩饰。在商代，纵情于声色并不是什么拿不上台面的事，这一点和后来西方的罗马帝国倒是有几分相似之处。此外，多元化的经济模式下，商人社会中，很可能并不存在“士、农、工、商”这样的身份等级制度。
武王灭商后周人指责商人“奢靡、淫秽”，在历数商的“罪状”时，曾提到商人普遍酗酒，酒气熏天，触怒了上天（
“庶群自酒，腥闻在上”
）——这一条在战国后期被韩非子放大成了“酒池肉林”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是“商人”而不只是商王或是贵族，这恰恰也说明当时商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因为酿酒需要大量的粮食，国人普遍饮酒，表明国家肯定有足够的粮食剩余，而在农业时代，粮食则是一切社会财富的基础。现今出土的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常会出现“酒”（
酉
）这个字，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这一点。再参考商代墓葬中出土的气势厚重又不失精巧的青铜礼器（
仅妇好墓中出土的各式青铜器就共计重达一吨半
），以及来自南海和台湾的贝币（
用于充当货币的贝壳
），我们不难想象，在距今约3700多年前，商人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拥有很高技术水准和文明程度的王朝，在某些方面，她甚至超越了后世的周。
工商业的发达，不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还使得商朝人对于规则特别是成文的条例、契约格外重视。“契约”这个词，或许便来自于商人的先祖——契。参考如今商业活动中的合同、备忘录、协议等等文本，对此我们不难有一个直观的认识，这些文件，要求用词必须明确、直接且可以量化。在商汤灭夏之后，商人把这种成文化、明晰化的行事风格，贯彻在了国家制度的构建上。《尚书》中曾记载了周人对商的制度的评价——“唯殷先人，有册有典。”
在夏代，无论是夏后还是贵族、平民，人们都是依“惯例”行事，这就导致了社会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模糊性
。这种情况下，必然是谁手中的社会资源多、话语权大，谁就更占便宜。对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夏后而言，这意味着任何一个贵族事实上都拥有对于法律的解释权，久而久之，君主的权力必然要遭受侵蚀——贵族们可以“合法”对百姓肆意盘剥，而君主则需要最终为这些行为来埋单。在目睹了夏的灭亡之后，作为取代者的商人在重建国家机器的时候，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商业文化的优势，对诸侯和贵族的权限、行事规制、权力继承，贡赋、征兵、车马、服饰、农耕时令、市场交易乃至丧葬程序，都制定了规范化的规则，这些规则对比后世虽然显得粗糙，但已经具备了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
商人还制定了中国最早的成文法——《汤刑》，按照《吕氏春秋》的记载，《汤刑》条目应该有300多条。对比夏代靠贵族间口口相传的习惯法，成文法显然更加严谨、明晰。在操作时，官吏只需要依据书面律条行事便可，如此一来，留给贵族们“自由发挥”的空间自然也就被大大压缩了，商王的权威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平民的权益也有了更多的保障。
需要注意的是，商的法被称为“刑”而不是“律”，这意味着商的法律体系主要是通过惩罚的方式来规范人的行为。这说明：一、以“惩恶”来“扬善”，这是商王朝乃至后世法家的基础思想，在此之后的历朝历代，刑法始终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二、商的成文法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要惩罚一个人，只能在他触碰到底线之后才能执行，而在“底线”之上，譬如民事和经济问题，商代的法律是不可能全部涵盖的，因为不可能事事都对人用刑。
我们的教科书中一直习惯于将自古以来的律法简单地归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从古到今，没有哪个王朝真的是亡于底层起义。以商而论，对商王权威胁最大的并非是平民，更不是奴隶，而恰恰是贵族，而商法主要抑制的，正是贵族权力——真要是为了“阶级压迫”，那以成文法替代习惯法就纯粹是反其道而行之，是自找麻烦。《汤刑》中的“宫刑”，其实就是专门为官吏贵族准备的——一直到汉朝也是如此，司马迁就是例子。《左传》中对《汤刑》曾这样记载：“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意思是，官吏如果成天不干正事，即属于官风不正，就要受到处罚（宫刑）。
相对于具体条文来说，商代法律的核心之处在于立法正义：以“惩恶”来“扬善”，以抑制贵族权力来平衡社会利益。后世战国时代，李悝、吴起、商鞅等人所主导的变法，其思想源泉恰恰都是来自于商。荀子 （韩非和李斯的老师） 曾言：“刑名从商。”
此外，商的法律工作者们都比较倾向于重刑惩罚。如果你不开眼违法了，那么等待你的只能是肉刑，如大辟（
斩首
）、劓刑（
割鼻子
）、宫刑、刖刑（
断足
）、墨刑
（刺字）
……《韩非子》中曾举例说“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意思是说，如果你在马路上乱倒垃圾，那么司法部门就会砍掉你一只手
。这种轻罪重罚原则其实并非没有道理：假设任何一个人只要一违法就一定会被抓住，那么惩罚原则就非常简单，只要让违法者付出的代价稍高于违法获利，那么就可以达到规范人行为的目的。但是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个案子都能告破，每一个罪犯都能被抓获归案，即便是在今天也做不到，这种情况下，只能靠提高犯罪的“机会成本”来震慑潜在的罪犯。打个简单的比方，闪电进入房间的概率其实非常小，但是雷雨天关门窗是生活常识，这是因为只要遇到一次就凶多吉少。商代的立法者其实也是这个思路——你犯了事可能会被抓住也可能没被抓住，但如果被抓到后果一定会很惨，所以自己一定要掂量清楚
。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商代，包括《汤刑》在内的各种官方典册都是收藏于官府之内，普通人是无权阅读的。这种法不示民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春秋中后期——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子产铸铁鼎，将国家律法刻于鼎上，向所有国人昭示，这是继“有册有典”之后，中国法制以及国家制度构建的又一大飞跃，史称“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的赵鞅、荀寅把范宣子制作的成文法再次铸在铁鼎上，公之于众，史称“铸刑鼎”。
而商王与其他诸侯之间，目前还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当时可能已经建立起了分封的关系，譬如在史书中有商王分封崇国的记载，即诸侯的地位需要商王来确认合法性。这种制度与周的分封制度究竟有多大区别，如今不得而知，但起码我们可以知道，对比夏的单纯武力威慑，商处理与诸侯国关系的手段肯定要更加多样化和规范化，而后世的周，则继承了大量商的管理架构——史书曾记载，在武王灭商之后，周人作为胜利者，却依旧认真地向商的官吏和贵族学习如何治理邦国和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