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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文明”与“帝国”的生成，都有赖于地理因素，而有意思的是，“文明”与“帝国”，对地理要素的需求从某种程度上说恰恰是相反的。
在大约5000年前，在中国的黄河中下游流域，开始有了见之于历史的华夏古文明，而在更早时候 （大约六七千年以前） ，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同样出现了河姆渡文化和良渚古国。从地理角度来说，大型河流流速相对缓慢的流域，往往是古文明最好的孵化基地。由河水带来的冲积平原，土壤具备相对较高的肥力，且土质普遍疏松，在只有石器和骨器的情况下更加容易耕种，再加上临近水源便于灌溉，使得这里非常适宜农耕——相比于采集、渔猎，农耕生产对人类社会“硬件”和“软件”的要求都更高、更复杂，这就进一步促成了文字、城市、青铜器等文明要素的产生。黄河、长江如此，两河流域 （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 和尼罗河流域同样如此。
对于古文明来说，地理要素除了带来便利条件，还带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东西——压力。回顾千万年以来的历史，真正促成人类文明发展的因素，八九成都是因为要应付各种各样的麻烦，迫不得已只能往前走，而并非出于什么“追求理想”。亘古以来，人所面对的压力，无非两种：天灾、人祸。例如女娲补天、羿射九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自然神话反映的是天灾；康回冯怒 （共工怒触不周山） 、蚩尤作兵背后则反映的是人祸。
按照史书记载，在大约4000年前，华夏大陆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袭王朝——夏。夏的产生，源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超级工程——大禹治水。
距今4000多年前的华夏大陆，在气候上与我们现在截然不同，当时的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得多。那时，河南和山西地区遍地跑着大象和犀牛，新疆地区密布着新疆虎和西域狮，黄河及其支流里时常潜伏着足可以吞掉大活人的鳄鱼……总之，如果从太空俯瞰下去，当时的华夏大陆大部分地区都是郁郁葱葱的景象。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人类来说，当时黄河流域的水量普遍过剩。
在舜帝时代，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华夏各部族遭遇到了一场足以威胁所有人生存的大洪水。在此之前，面对不太大的水患，各部族都是各自为政，以筑城的方式来抵御——在中国古代，城墙历来兼具军事防御和防洪两重作用。而在面对持续的大洪水时，这种传统手段已经无法应对了，在洪水长时间的浸泡下，原本结实的地基会被一点点泡成烂泥，再坚固的城墙也会因此出现大面积坍塌。相传禹的父亲鲧，以及更早的共工氏，都是因为沿用这个老套路，导致治水不力，最终都被舜帝处死。要解决如此大规模的水患，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全流域治理，这就需要统一协调黄河流域的所有部族。
在当时，牵头联合治水的是一个由四大部族组成的联盟，他们的首领分别是：居于领导核心的禹，以及契、稷、伯益。有意思的是，这四位正分别是后世夏、商、周、秦四朝的先祖。
在治水期间，为了协调各个部族，于是有了最早的上下级服从体制；为了保证治水的后勤保障，必须无偿地从各个部族手中征调粮食、布匹，于是有了最早的贡赋制度 （算是税收制度的前世） ；为了维护治水领导层的权威，对不服管的部族予以镇压，于是有了最早的常备军；治水涉及整个黄河中下游流域，于是有了最早的国土普查；大禹将勘察过的土地划分为九州，于是又有了最早的行政区划；为了明晰赏罚，有了最早的刑罚体制——五刑，有了最早的司法体制——皋陶断狱（ 皋陶是伯益的父亲，中国司法的鼻祖 ）；灾后重建，首先就是如何重新划分已经无主的土地，于是有了后来延续2000多年的井田制度……
总之，历时13年的治水工程，最终以人类驯服自然而告终，而禹在这个过程中也积累了空前的威望。围绕着治水工程，一大批人脱离了农耕、渔猎这些最基础的生产活动，成了专业化的官吏、工匠或常备军，洪灾结束后，这批人的生存随即遇到了麻烦，而大禹则是唯一可以带领他们摆脱困境的领导者。对大禹来说，治水使得他手中拥有了一套原始但已比较完整的国家架构，这是在此前的千百年里从未出现过的，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把一堆人进行有序的组合之后，竟然可以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大禹
治水工程完结之后，四大部族都接受了舜帝的赐姓：禹部族姒姓；契部族子姓；稷部族姬姓；皋陶、伯益部族嬴姓。上古时期的“姓”与后世并不是一个概念，它由一族人所共有，一族有姓，即说明他们在所在区域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荣誉和权力，也就是说，姒、子、姬、嬴四族是当时中国大陆地区最为显赫的大族。
事实上，全世界的范围内，“姓”最初都是和贵族制度相关联的，这是因为相对于平民和奴隶，贵族对于血统更加看重。日本一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才做到人人有姓，在此之前，姓只为贵族所独有；而在欧美，通过一个人的姓氏你可以很容易地追溯到他的血缘和先祖的所在地，譬如德语名字中出现“冯（von）”，法语中出现“德（de）”，这都意味着对方来自一个历史悠久的大族，譬如法国演员路易·德·菲奈斯，他的名字就意味着在君主时代，他的先祖曾接受过国王的册封。至今，族谱学依旧是欧美国家的一门显学，众多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热衷于通过族谱学专家来找到自己的“根”，以此获得一枚大族的族徽。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就是一个例子，他的父系血统来自牙买加黑人，而母系则是白人。在卸任之后，鲍威尔花了不少工夫，确认了自己与爱丁堡的一个苏格兰望族有血缘关系，由此获得了该家族的一枚族徽——在西方社会，这对提升一个人在上流社会的地位，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而中国的姓氏体系自春秋时代就开始趋于模糊，到战国时代，已经基本实现了姓、氏融合，人人有姓。这恰恰说明，我们的文明比其他文明更早地进入了平民社会阶段
。这是题外话。
回到正题。在四大部族获得赐姓之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将开始一次重大的变革。子、姬两姓贵族此时已经在禹的权力体系中被迅速地边缘化，甚至可能已经被放逐，皋陶、伯益父子所领导的嬴姓，成为禹最重要的政治盟友。
在治水成功后不久，禹随即召集诸侯在会稽山一同祭祀神灵——在古代，主导祭祀，是一种权威性的体现，直到如今，在农村地区，组织祭祖的都是家族里影响最大的人。在当时，从理论上说舜帝依然是华夏族公推的领袖，禹的做法事实上是一种僭越，于是傲慢的防风氏（ 现在汪姓的先祖 ）选择以故意迟到的方式，来驳禹的面子。禹的处理方式则远出众人预料，并不是按照惯例“说服教育”，而是直接处死了防风氏。相传，防风氏被处死后，大禹又下令肢解了他的尸体——这便是车裂之刑最早的由来。因为传说防风氏是巨人，结果导致后世孔老夫子指着人家挖出的恐龙化石愣说那就是防风氏的遗骨。这种酷烈的立威方式有效地震慑了各路诸侯，进一步强化了禹以及整个姒姓的权威地位。同时这也说明，刑罚在当时已经开始成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一种新的手段。
此后，在禹的组织下，华夏族联军开始对南方三苗部族进行征讨。治水期间形成的国家机器，在战争中继续发挥着效能，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至此，禹的基本盘已经被打造得牢不可破，由禹来接替舜帝，成为华夏各部族新的联盟领袖，便成了一件毫无悬念的事情。
再往后，禹一反部族公推的传统，将权力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而曾经作为姒部族政治盟友的嬴部族，因为威胁到了启的权力，因此遭到了打压，其首领伯益被启诛杀。由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血统传承权力的朝代——夏，正式建立了。对比后世，夏更像是松散的联邦，诸侯与天子之间的臣属关系并没有制度作为依托，完全取决于武力和舆论压力。有趣的是，在夏朝，君主并不称为“王”而是称作“后”，因此夏朝第一个统治者的标准叫法应该是“夏后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