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

百川沸腾，山冢崒崩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世间万事，知其所来，方知其所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是以一个“时政作家”形象在示人，而在我看来，在面对由各种五花八门的“新闻热点”所组成的“信息噪声”时，没有什么比静下心来梳理那些发生在数千年之前的事情，更能让人保持头脑清醒的了。

那些让我们头脑保持清醒的事情，通常被称为— —“历史”。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其给予我们逻辑和斗志，而不该是对古人进行“狗仔队”式的“八卦”，更不应该是粉饰当下错误的遮盖物。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非常反感以那种看似幽默，实则仅仅是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显示自己小视野、小格局的所谓“历史”；我同样不赞成那种把“历史”放在神坛上，不许碰只许拜的所谓“维护传统”——这就好比你不能说法医不尊重逝者是一个道理。审视历史有一个基本原则：“抓大放小。”

那些纸上的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吗？或许有时是，但在大部分时间，“历史”一直都是由写历史的人在写。中国的传统史观本质上是士大夫史观，或者说是文人史观，“道德”的解释权历来是这个群体手中最大的资源。为了最大限度放大自己的权重，由这个阶层执笔的史书往往倾向于将关注焦点放在细节上，将王朝兴衰的根源最终简化为“德”与“不德”、“贤”与“不贤”、“昏君”与“明君”、“忠臣”与“佞臣”……我并不否认其中有积极的一面，但久而久之，这种思维模式会使得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落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桎梏。似乎，历史大势是决定于少数人的一念之间。

事实也许并非如此，历史本质上是由无数个“偶然”所组成的“必然”，我们可以对现在正在发生的各种政治、经济事件做出预测和评估，并非是因为我们对某个领导人的私德有多少了解，而是因为我们手里有大量基于技术、逻辑乃至人性的理论依据，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放在几百、几千年前，其实同样是适用的。法医常规解剖，标准程序要开颅、胸、腹3腔，其实解剖历史也是差不多：地缘、经济基本盘、权力分布以及文化，这几条是最基本的切入点。也可以说，历史其实就是一份王朝的验尸报告。

这套思路在分析现代国际政治中并不新鲜，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看数千年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呢？从生理结构来说，现在的我们和10000多年以前的人类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对于古人，我们既无须高估也不能低估，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时，所有人都会做出差不多的反应，这和他所处的年代其实并没有太多关系。

中华文明与同处于这个世界的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文明疆域与政治疆域是基本重合的，并且在2000多年中，这种大一统一直是常态。而后两者则恰恰相反，在多数时候它们都是在一个文明圈内存在数个国家，统一的大帝国对它们而言仅仅是历史中的一小段插曲而已。换句话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她的“大一统”。

公元前221年，始皇帝一统华夏，由此开始，中华文明彻底与其他文明“分道扬镳”，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从诸侯到统一的秦帝国，再到汉帝国，这段历史铸就现在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这其中蕴藏了大量我们民族或许暂时处于沉睡状态的记忆，通过它，你将会看到一个有别于通常印象、不太一样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