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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病”一词最早见于《灵枢·杂病》，此篇主要论述了喉瘖、大小便不利、膝痛、疟疾、齿痛、耳聋、衄血、腰痛、心痛、腹痛、痿厥等多种杂病的针刺治疗方法。其后，“杂病”一词在历代医籍中多有应用。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所论“杂病”是广义杂病，泛指有别于外感伤寒的各类疾病。隋唐时期以后，诸家将各类证候复杂、不便归类的疾病皆称为杂病，即“杂病”与“杂证”通用，有大量著作以此为书名或篇章之名。如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候》，宋代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杂病证》，金代李东垣《杂病方论》，明代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杂病》、张介宾的《景岳全书·杂证谟》、霍应兆的《杂证全书》、彭浩的《杂病正传》，以及清代吴谦等的《医宗金鉴·幼科杂病心法要诀》、徐大椿的《杂病源》、沈金鳌的《杂病源流犀烛》、冯兆章的《杂证痘疹药性合参》等。
《金匮要略》被历代医家公认为最早论治杂病的著作。张仲景提出采用脏腑经络辨证方法来认识杂病发生、发展及变化规律，奠定了内伤杂病的辨证基础。疾病证候的产生，主要是人体功能失调、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反应。内伤杂病起因较为复杂，依据所伤之脏腑经络的具体病理变化来认识杂病，符合临床实际。张仲景在书中采用病脉证并治的体例格式，授人以病与证相结合的辨证方法，建立了以病为纲、病证结合、以证列方的杂病辨证治疗体系。其中有不少可用于儿科杂病治疗的记载，例如：《金匮要略·消渴小便利淋病脉症并治》说：“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金匮要略·趺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蚘虫病脉症治》说：“蚘厥者，乌梅丸主之。”《金匮要略·黄疸病脉症并治》中的茵陈蒿汤证、栀子大黄汤证、茵陈五苓散证等，皆为儿科常用。
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候》论述了多种小儿杂病的病因病机和证候。例如：论“胎疸候”说：“小儿在胎，其母脏气有热，熏蒸于胎，至生下小儿，体皆黄，谓之胎疸也。”论“寸白虫候”说：“寸白者，九虫内之一虫也。长一寸而色白，形小褊。因腑脏虚弱而能发动。或云饮白酒，一云以桑树枝贯串牛肉炙并食生栗所作，或云食生鱼后即食乳酪亦令生之。其发动则损人精气。”论“癥瘕癖积候”说：“其状按之不动，有形段者，癥也；推之浮移者，瘕也；其弦结牢强，或在左、或在右，癖也。皆由冷气、痰水、食饮结聚所成。”皆启迪了后世对于这些疾病的认识。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采用了以脏腑论杂病的方法。其卷十一至卷二十分别以五脏五腑命名，每卷均先陈述脏腑的生理、病理及常见病证，继而列出各脏腑的虚实寒热病证以及治疗主方。在《备急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小儿杂病第九》中又专门论述了小儿脐疮、重舌、舌强、鹅口、口疮、中风、蛔虫、寸白虫、误吞针等多种杂病的治疗方法。如“治小儿误吞针方：取磁石如枣核大，吞之及含之，其针立出。”可谓构思精巧。《千金翼方》卷十九专设“杂疗”篇，总结了治疗杂病所用药物。其中有关儿科的有蛔虫病、小儿热疮、身头热烦、疳湿等杂病的治疗药物。
《小儿药证直诀·杂病证》记载了钱乙对于儿科多种杂病的诊疗体会。如：疾病先兆诊断“目赤兼青者，欲发搐。”病名命名诊断“胎怯：面黄，目黑睛少、白睛多者，多哭。”疾病鉴别诊断“心痛吐水者，虫痛；心痛不吐水者，冷心痛；吐水不心痛者，胃冷。”疾病预后判断“长大不行，行则脚细；齿久不生，生则不固；发久不生，生则不黑。”疾病治疗要领“热证疏利或解化后，无虚证勿温补，热必随生。”皆属经验之谈。
吴谦等的《医宗金鉴·幼科杂病心法要诀》“初生门”详述了初生护养方法，如拭口，下胎毒法（甘草法，黄连法，朱蜜法，豆豉法），断脐（“脐带剪下即用烙，男女六寸始合宜，烙脐灸法防风袭，胡粉封脐为避湿。”）等，都是有价值的记载。更论述了不啼、不乳、目烂、胎黄、胎赤等30种初生儿疾病的症状、病机及治法，如“肛门内合：有因热毒肛门结，或是内合无隙通，清毒宜服黑白散，脂瞒簪通导法精。”对于“肛门内合”的热毒、闭锁不同病因提出了药治、手术的不同方法。
明清医学著作中还有大量关于小儿杂病辨证、治法的记载。诸如王銮《幼科类萃·杂证门》用白石脂末为“安脐散，治脐中汁出或赤肿。”王清任《医林改错·通窍活血汤所治之症目》用通窍活血汤治疗“紫癜风，血瘀于皮里。”沈金鳌《幼科释谜·诸病应用方》用使君子丸（使君子肉，槟榔，榴根皮，大黄）“治腹内诸虫作痛，口吐清水。”等。均为现代治疗小儿脐湿、过敏性紫癜、蛔虫病等提供了有效方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