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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80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就曾说起过：人类不断呈加速度地发明新媒介，致使地球村时代（Global Village Era）早已成为一个不争之事实。
作为20世纪80年代颇具前瞻性甚至刺激性的概念，地球村时代是从纯粹空间的角度对历史——而非纯粹时间——做出的形象化认证。
如果从精神实质的层面出发，便不难获知：空间性的地球村时代满可以被称作精神性的反讽时代（Irony of the Times）
。作为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噬心岁月，反讽时代（亦即地球村时代）可以溯源于古希腊，尤其是和古希腊生死相依的逻各斯（logos）。逻各斯以视觉为唯一的中心和圭臬。
在麦克卢汉看来，西方文化里的理性人直接等同于视觉人。
事实上，从古希腊开始，视觉人就确信自己掌握了以纯粹理性为核心的逻各斯，而拥有纯粹理性；所谓纯粹理性，就是独立于一切感性经验之上无影子的尤物，它是纯粹形式化的，抛开了一切可视的具象。视觉人的运思方式，和中国古人体用不二、道器不分的思维模式迥乎其异。
时移世易，光阴荏苒，纯粹理性不断呈加速度向前推进，以至于让视觉人自信满满：依靠纯粹理性具有的超级神力，能够不断壮大人类拷问整个自然—物理世界的本领，“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不在话下。让视觉人和过度羡慕视觉人的其他那些人，比如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人，始料未及的是：这种超级神力在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为人类捎来了潜在的灭顶之灾；超级神力有多大本事给予人类以福祉，就有多大本事给予人类以毁灭。
反讽时代意味着：人类依照自身的愿望，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当然是美好的A，结果呢，却一头栽进了−A的怀抱或曰领地。−A作为一种灾难性的局面、一种负面性的情景，应当是一个显而易见、无可置疑的事实。
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原初的美好愿望，成为灾难性局面和负面性情景（亦即−A）的压寨夫人，尽情享用唯有被虐待，才能产生的那份球形高潮；唯有悖谬，才能获取的那朵伞状快感。
因此之故，海兰德（A. Hyland）才给出了此等既合理，又精湛的看法：反讽拥有最深刻的哲学意义；它是对人类真实境遇的真实模仿。
[1]
更加令人震惊、大惑不解，但细思之下却又明白如话的境况，无疑是这样的：A与−A最多只有表面上的博弈和对抗，其情形，确实有类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妙言：夫妻争吵是一种没有受孕风险的交欢
。事实上，更有甚于罗兰·巴特善意调侃的结果，早已展现出来了：A与−A不但同时存在、同时为真；彼此间，还得互为前提、互为依据。比如说：核能如果没有温暖人类、照亮黑夜的超级能力（亦即A），原子弹焉能拥有毁灭人类的绝世才华（亦即−A）？当然可以反过来说：原子弹如果不拥有毁灭人类的超级本领，核能又焉有温暖人类复兼照亮黑夜的超级能力
？对此，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似乎早有体会：“有人感到惊讶，他在永恒之路上走得和气轻松，其实他是在往下飞奔。”
启示真理只问你信不信，信则灵；理性真理依靠逻各斯携带的纯粹理性，必须要在真不真之间做出决断，二者必居其一。因此，卡夫卡那句话带来的启发，很可能是这样的：这两种面貌迥异的真理在某些特定甚或凶险的时刻，遭遇的困境居然是一致的
——上坡的路和下坡的路，难道不是同一条路吗？赫拉克利特（Herakleitus）如是说。和卡夫卡精短的格言、隽语比起来，格非体量庞大的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竟然将反讽时代的如许特征，演绎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程度，铺陈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
。面对此情此景，动物行为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才乐于给出揶揄之词：“现代人的历史，就是现代人和自己的成就作斗争的历史。”
这很可能是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特别想说的那些不二之言：“进步的事实没有被否认，但越来越多的人怀着一种痛苦的失落和异化感来经验进步的后果。再一次地，进步即颓废，颓废即进步。”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说得格外沉痛：“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这等在性质上完全相似甚至相同的事例，在反讽时代恰可谓比比皆是；如下几个或不幸或有幸被抽取出来的例证，肯定当不起“最精彩事例”这个五字谥号。但也许正因为它们当不起，反倒显得更有说服力——
比如说，原本是想发明一款“圣”药，以救心肌梗死于水火之中（亦即A），没想到做出来的这款“神”药，竟然大大咧咧地大有用处于男人们自私、顽劣、过分猴急和极具冒险家精神的下三路（亦即−A）
。一向高贵的心脏（它与“圣”药相呼应亦即A），和一向被认为大有机会成为道德不洁之物的阴暗下体（它与“神”药相俯仰亦即−A），就这样鬼使神差走到了一起，攀上了亲家，宛若“灵魂之便溺”（seelisch auf die Toilene gehen）
——一向被认为高贵的灵魂里，居然还很“日怪”
地有着卑污的便和溺
？上下颠倒和上下颠倒之后上与下结成的关系，正可以被视作反讽时代的基本语法，至少也算得上此等语法最逼真、最恰切的肉身造型
。比如说，在贝多芬眼里，妓女原本就是一座“发臭的堡垒”（Morsche Festungen），是人类的道德溃疡和精神污点。
但在诗人保尔·魏尔伦（Paul Verlaine）看来，唯有婊子（亦即−A），才是唯一的真神（亦即A）；唯有出卖色相的失德尤物（亦即−A），才是唯一真正的女祭司（亦即A）
。比如说，李亚伟有诗云：“我建设世界，建设我老婆。”（李亚伟：《我是中国》）这行诗的意思不外乎是：要么把老婆（亦即−A）拔擢到了世界（亦即A）的崭新高度——云端之上玉皇大帝的龙椅；要么把世界（亦即A）贬谪到了老婆（亦即−A）应该拥有的低海拔——“青衫”大“湿”的江州司马。比如说，罗兰·巴特明知道他服膺的结构主义是绝对反历史的，却又觍着脸说：“一点点的形式主义会让我们远离历史，而大量的形式主义则让我们回到历史。”
比如说，精研反讽的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拒绝和雷吉娜·奥尔森（Rigene Olsen）结婚，却又不免悖谬性地终身想念她。克尔凯郭尔死后多年，年迈的雷吉娜才郁郁道来：“他把我作为牺牲献给了上帝。”
再比如说，帕特里齐亚·隆巴多（Patrizia Lombardo）很不开心地认为，连历史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也难逃此等尴尬之境：“他们同时既是友好的，又是反叛的，对抗的与共谋的，既有一种归属感，又渴望保持距离。”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似乎不甘落伍，他在他心爱的伊斯坦布尔，不谋而合地贡献了这等言说：“长时间的幸福会让他变得平庸，长时间的不幸又会让他无法在自身找到创作诗的力量，……幸福和真正的诗只能有短暂的交融。一段时间后，要么是幸福使诗和诗人变得平庸，要么是真正的诗摧毁幸福……”
也许最有意思的，要数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jncey），此人以深沉复兼心酸的语气这样写道：
为什么在同样情景下，死，在夏天比在其他季节会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至少，就我所知，由于风景或季节的偶然变幻，死亦会有所变异。这原因我已说过，这是基于夏季的充沛生命力与坟墓上冻结着的荒芜之间的矛盾。我们看见夏天，而思想上萦回着坟墓；光辉围绕着我们，但黑暗又潜伏在心底。两者猛烈相撞，而又相互告慰。
从纯粹逻辑（而非粗糙现实）的层面上观察，与反讽时代的基本特性相伴相随的必然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应当有资格被称作反讽主体（或曰反讽主义者
）；反讽主义者（或曰反讽主体）大可以被视作现代性的终端产品之一，更可以被认作现代性之所以为现代性最核心的特征。以李洱某部小说作品中某个主人公之高见，反讽主义者更有可能存乎于这样的生存状态：“天堂和地狱都已经超编，我们这些人只能在天堂和地狱的夹层中生活。”
托这位主人公之洪福！“天堂和地狱的夹层”正可谓从地形学的角度，为反讽时代给出的既真实、又极为精彩的释义。与反讽时代的根本特征或基本精神相对应，反讽主义者也必定逻辑性——而非绝对现实性——地意味着：他们（或她们）每一次试图到达的目的地，都莫不是他们（或她们）所怀有的那份美好愿望的反面或背面
。对此，韩少功的表述是这样的：
人类常常把一些事情做坏，比如把爱情做成贞节牌坊，把自由做成暴民四起，一谈起社会均富就出现专吃大锅饭的懒汉，一谈起市场竞争就有财迷心窍唯利是图的铜臭。……如果让耶稣遥望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如果让爱因斯坦遥望广岛的废墟，如果让弗洛伊德遥望红灯区和三级片……他们大概都会觉得尴尬和无话可说的
。
这等不期而至的荒唐境遇，这等被人破门而入的吊诡情形，宛若晶莹剔透、入口化渣的乌托邦必将遭遇的那种情形：它一准儿会和面相丑陋、腰身粗野的奥斯威辛大屠杀互为因果，互为前提
，就像A与−A彼此间结成的亲密关系。有关这一点，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提供了更为吊诡的观察：不管大屠杀多么难以言喻，总有一款不可思议的诗歌可以将它娓娓道出（而非郁郁道来）
。虽然库切所言，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众所周知的那句名言颇多抵牾，甚至在性质和体量上截然相反，但细思之下，说不定还是人家库切的描述更真实、更可靠——毕竟在大屠杀之后，依然还有那么多人在乐此不疲地操持诗歌这个古老的行当，轻薄、轻佻的诗句竟然多如牛毛。犹太德语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的父母，双双死于二战期间的纳粹集中营；诗人也在其诗中，自称见到过“来自德国的死亡大师”（策兰：《死亡赋格》，黄灿然译）。保罗·策兰曾在某处沉痛地说起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只能用我们的敌人的语言来写作和思考
——彼时，犹太人使用的希伯来语尚在或续命或恢复的途中，情景十分凶险。但最为令人惊心动魄的，也许反倒存乎于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平静的口吻。乔治·斯坦纳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威辛集中营上班。”
如此说来，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某处所做的善意描述，反倒有点儿失真，有点儿变形和善良过度：“反讽是忧郁之人赋予其孤独和非社会选择的一个积极的名号。”
众所周知，作为左派理论的新历史主义（Neo-Historicism）一贯倡导厚描法（thick description）。如此这般一路依葫芦画瓢地厚描下来，不难发现，这等异常悖谬的惨烈之境，这等自相矛盾的乖谬情形，正合伟大的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列宁同志的精彩断言。导师的断言是：“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是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事实上，在地球村时代（或曰反讽时代），进错了房和上错了床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在大大方方并且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宛若天天包围着你的空气，却似乎不为你注意。
——要不，就让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一切，都从进错了房、上错了床这既有趣又滑稽的一刻开始吧，也就是贺拉斯（Horatius Flaccus）所说的“从蛋开始”（意即从第一道菜开始）。
[1] Drew A.Hyland, Finitude and Transcendence in the Platonic Dialogues ,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93．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的类似看法是这样的：“反讽被言之凿凿地称为‘开端之神雅努斯之子，毫无疑问是所有文学比喻中行为最不端正的’（States 1971）。然而，我们这个世纪却和以往各世纪一样，想要自称为‘反讽的时代’，而且历史上反复出现这样的自我宣称，或许也就佐证了从雅克·德里达到肯尼斯·伯克等一批当代理论家的论点，即反讽存在于意味的本质之中、存在于意味的延宕与否定之中。”（琳达·哈琴：《反讽之锋芒：反讽的理论与政见》，徐晓雯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页）海兰德和琳达·哈琴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