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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是驱动产业经济发展创新的密钥。激活经济创新的潜力，关键在于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支持、鼓励科技型企业发展。所幸当时政府也意识到，需要借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从宏观上制定了科学技术为振兴经济服务、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等方针和政策。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推动科研机构转轨改制的热潮，各地纷纷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结合，减少对科研人员的束缚。
张福森的《中关村改革风云纪事》一书记录了当年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名年轻工程师纪世瀛的感言：
希望此生能做成大事业，报效自己的国家……面对当时中国经济的落后局面，我们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间紧迫感。作为中华学子，眼看着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围墙内现代化设备齐全，新技术成果累累，而围墙外却还是那种刀耕火种、人扛马拉的小农经济，农田贫瘠，农舍荒凉。这种鲜明的对比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急于把科技成果转化为财富，为祖国贡献力量。我们立志要冲破旧的科研体制的束缚，建立新的机构。
这段心路，颇有宋江“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的意味。不过纪世瀛是幸运的，他后来与陈春先一道，创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从事科技咨询和技术产业化探索，最终成为北京中关村第一家科技开发实业机构。而后，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员在中关村下海经商，使这个“中国硅谷”初见雏形。
中关村之外，全国各地有志于科技创业的人士通通跃跃欲试。诸如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海外学成归国的人员，以及完全凭借自身的市场敏感性从传统行业转向科技产业的私营企业主，他们以自筹资金、资源组合、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经营形式，创办了一大批民营科技企业。
到1987年，全国民营科技企业已达15000家，其中为大众所熟知的有北京的联想、北大方正、四通、时代、用友，深圳的华为，西安的海星，河南的思达，成都的希望，等等。
随着科技型企业走向历史舞台，企业研发支出快速增长，技术交易活动愈发活跃，经济效益显著提升。为了让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各类要素更高效地得到利用，“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模式成了一个理想的选项。
1988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划定以中关村为中心的100平方公里范围为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并给予其18项优惠政策。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花落中关村。
1991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更大规模的高新区建设由此展开，当年批准建设26个，1992年再度新增批准建设25个。
那个时代的中国企业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技术基础薄弱，参与国际分工时往往只能屈居产业价值链的底端。中关村也不例外，园区内的企业多是以贸易起家，逐渐形成工业制造能力，进而寻求技术上的突破。这在当时还引发了一场“贸工技”与“技工贸”的争论。
事件的主角是联想的时任总裁柳传志和总工程师倪光南。倪光南主张技术研发优先，主攻电子芯片，将掌握核心技术视为企业的使命。而柳传志坚持生存至上，主张发挥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扩大生产规模，打造自主品牌。最后，柳传志的“贸工技”策略得到施行，联想也确定了先从事贸易加工后稳步做大做强的路径。
“贸易”“制造”与“技术”何者为先，其实还得由市场决定。毕竟创业就是一场幸存者的游戏，那些能够活下来的企业，通常不是最强大的，而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
高新技术发展自有其内在规律，至少，“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这一论断在40多年前的中国被各方力量一次次地验证了。而且，中国人的创富热情已然彻底被点燃，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将见证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强大自驱力，而这也是它们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根本源泉。
“中国所有城市中，面貌改变最大的，或者说可以称为奇迹的，如果要选一个城市，大概就是深圳。”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出品的国内首档经济地理纪录片《地标70年》，在全国范围内甄选了12个地标，勾勒出12张城市产业版图。第一站，就是深圳的深南大道。
这句话，正是关于深圳的开场白。
深南大道长30公里，是中国最长的城市主干道之一。深南大道的一面，是华强北，另一面，则是南山区。这片区域的40年，就是深圳电子产业带的激荡40年。
如果将时间拨回1979年，刚经历了大半年暴雨的粤北兵工厂申请搬厂，从清远的山沟内迁入深圳，取名为“华强”，寓意“中华强大”。工厂附近的一条道路，便以公司为名，称为华强路。日后，穿华强路而过的深南大道，将它分成了华强南、华强北。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香港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加工集散地之一。随着香港的电子产业北上，大量被更新换代的电子配件低价流入市场，深圳接住了这一波红利，电子产业在当时处于加速度状态：以电子、通信、电器产品为主的上步工业区建成，超100家小型电子企业整合为深圳电子集团公司（后改名为赛格电子集团）、国内第一家电子专业市场开业……有人形容：“站在赛格广场往下看，遍地都是发财的机会。”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深圳电子产业迎来了自己黄金发展的窗口期。全球电子产品的爆发和普及，为华强北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在华强北，无数的一米柜台“大展宏图”，充当了连接世界的“急先锋”。CD、VCD、寻呼机（BP机）、台式电脑……都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向市场。
步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组织），中国电子制造业出口规模持续攀升，电子配套的市场需求与日俱增。
2007年，华强北被中国电子行业协会授予“中国电子第一街”的称号，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产品种类最齐全、年交易额最大的电子产品交易集散地。从小小的电子元件到高精尖前沿产品应有尽有，这里成为深圳电子产业通往全球产业链的起点。
2008年，华强北诞生了自己的“华强北指数”，即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并向全球发布。2011年，华强北指数更被国务院办公厅采用，成为国家进行宏观政策调控的重要参考数据。
一切似乎风光无限。
如吴晓波所言：“任何一个行业和领域，都逃脱不了月盈则亏的规律。”
不断攀升的市场需求、强大的供应链让华强北烈火烹油时，却始终摆脱不了“山寨”“模仿”的负面标签。而电商的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带来了更深层、近乎要命的冲击。
很长一段时间里，市场上充斥着“华强北已死”的声音。
2011年，深圳市政府“壮士断腕”，对华强北的山寨手机进行为期6个月的“双打”（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使华强北山寨品牌逐渐退出市场。
2013年，因地铁施工、封街政策，华强北访客锐减。
2017年，华强北重新开街。
同年，深圳福田区出台政策：三年内投入10亿元专项资金开展“十大工程”，打造20万平方米以上创新型产业空间，建设20个以上创客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培育2000个以上创新创业团队。
华强北是深圳乃至中国电子产业的标志与风向标，它的发展，就是深圳电子产业带发展的缩影。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创新、技术的不足影响了深圳电子产业的良性发展，但从来就处于拼搏环境、一向有着强烈危机感的它，同样锤炼、沉淀了自己的资源与能力。
①对市场的敏感： 深圳电子产业对于市场的敏感，让它先后抓住了香港产业带北上、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黄金窗口期。对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领域的任何产业创新，它都能迅速追随，抢占市场。
②高效的反应速度： 行业内流传，在硅谷需要2个月才能找齐的电子元器件，来到华强北，一天就能全部找到，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根本无法实现。
③产业链成熟： 这样的神话速度，自然得益于产业链的成熟。完善的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体系，成为深圳电子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供应链的辅助则让这一生态更加繁荣。截至2022年年底，深圳拥有供应链服务企业超4000家，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质量管理、采购分销、金融服务、交易促成等服务。
④人才体系建设：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一行业集聚了大量的人才，从顶层设计、技术研发到市场一线、产品生产，人才的专业化为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也正是这些资源和支撑，让一些品牌有底气抓住先机，预见性地聚焦科技创新、加大研发投入，从而在野蛮生长的市场中厮杀出来：腾讯、华为、创维、中兴、大疆创新、神舟电脑等企业都是从华强北走出去的。
马化腾的OICQ软件起步于华强北赛格广场的五楼；神舟电脑掌舵人曾在赛格广场租下铺位卖电脑配件；大疆最开始的订单，就是来自“上午出图纸，下午拿样品”的神话速度……这些朴实的创业故事，记录着品牌们如何筚路蓝缕、乘风而起。
这些脱颖而出的品牌们，在整个产业带中起着“头雁”的作用。正是“重点领军企业头雁领飞，众多细分龙头企业深耕细作”，让如今的深圳有着自己的企业梯次结构：年产值千亿级企业5家、过百亿级企业27家、5亿以上企业近400家、全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21家。
从头细说这40余年，我们看到了深圳电子产业从0到1、从1到N的发展；看到了电子厂商如何从代工走向创新；看到了商家从赚快钱到效益增值的转变；看到了品牌从跌跌撞撞到脚步稳健。
不妨看一组数据：
1991年，深圳电子信息产业产值为177亿元。
2001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132亿元。
2022年，深圳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为2.48万亿元，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多年稳居全国首位。
30年间，增长近140倍。
从初级的电子组装，到拥有成熟、完备的电子产业带，深圳电子产业带40多年发展的快与慢之间，联动着全球产业链，它和无数企业、商家一起，经历了从野蛮生长到定力至上的过程。
◎生产端：从传统生产向自动化、智能化的数字化生产转型
深圳经历了几次产业转移，2005年起的第一次产业转移，以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初步形成了“产业以电子为主，资金以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格局。2015年起的第二次产业转移主体，则是转移先进制造业的大中型高新技术企业。
按照空间分布、产业空间划分，深圳电子信息制造业可划分为9大集聚区。各聚集片区以大量一般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为支撑，以少数头部企业为带领，构成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体系。当年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线，如今已升级为自动化或智能化制造系统，以提高制造效率。
◎销售端：从线下外贸到跨境电商
从1993年开始，深圳外贸出口便一直居国内大中型城市首位，深圳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一直处于高位，长期超过100%。
早年的传统外贸模式中，线下经销商是主流。成立于2016年的深圳壹秘科技有限公司（EMEET）在海外的产品销售，此前就主要依靠众多线下经销商：地区总代理商、一级代理商、二级代理商、零售商……当产品终于到达用户手上时，已经过去了3个月。品牌与用户之间，隔着天堑。而多级分销的模式，也让产品价格难以控制，往往居高不下。
亚马逊等跨境电商的布局，无疑为苦传统外贸模式久矣的品牌、商家们造了一艘“诺亚方舟”。
乘着跨境电商的巨轮，大量商家出海。除传统的B2B、B2C之外，新型跨境B2B商业模式DTB（Direct To Buyer）异军突起。这一新型外贸模式由亚马逊企业购提出，将传统的线下B2B贸易搬到线上，让商家直面终端采购企业达成交易，真正实现没有中间经销商赚差价。
海外的采购圈，就像一个俱乐部。新人必须有相应资源，才能拥有“入场券”。如EMEET等企业，尝试过线下组建B2B团队、海外蹲点、进入线下商超等方式，但大都收效甚微。
DTB的模式，向大量的品牌商家敞开了新大门。
2023年，EMEET已经收到超过8万笔企业采购订单，多为100台以内的小批量、多频次采购订单。公司副总经理Amy介绍：“通过亚马逊企业购，EMEET在北美地区的增长接近50%。目前，跨境电商DTB业务占公司整体B2B业务的80%。”
◎研发端：定力至上，打造科技护城河
牌越打越少，棋越下越明。创新，已成为电子产业带上所有商家的共识。
大品牌如华为有着创新大战略布局，可以每年拿出公司营收的20%及以上作为研发资金长期投入；中小企业也沉下心来，守着自己的节奏，把资源聚焦在刀刃上，以长期主义进行科技创新，打造差异化产品，发掘用户未曾被满足的需求。
EMEET副总经理Amy将品牌的研发概括为：“做一年，看三年，定五年，你必须耐心打磨能真正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比如我们近2年推出的一款高度创新产品，就用了14个月的时间才完成研发。”
打造技术的护城河需要来自市场端的反馈与支持。研、产、销一体化，才能让公司业务真正实现与市场接轨，与技术同频，与用户共振。
亚马逊企业购的“产业带加速器”项目，正好为大量有兴趣加入跨境电商的企业提供了强大支撑。
一方面，亚马逊企业购通过大数据深研海外市场需求，为企业产品研发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反馈，从而优化研发方向和产品结构；另一方面，有跨境电商平台的助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拓展B端市场的成本，能腾出更多的资金聚焦在研发上，认真做好产品。
对于大量类似EMEET这样的初创企业来说，这无疑是解决了自己的后顾之忧，可以沉下心来，用更多投入，更深钻研，打造自身的护城河。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信息，深圳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年平均研发经费为3339.19万元，高于全国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平均2500万元的研发费用。
深圳电子产业的整体转型，经历过阵痛与蜕变，也借助技术、政策、平台，找到了自己的核心价值，看到了新未来。
中国跨境电商看华南，华南跨境电商看深圳。
在进军海外的路上，当“生而全球”的理念越来越刻进品牌的基因时，深圳电子产业带的品牌们，正乘风而起。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EMEET，只是成千上万个品牌之一。
“在高速上边开车边换轮胎”，形容的就是出海品牌们的发展。
扬帆海外，该如何平衡“质”与“速”，如何挖掘更多可能？企业在狂飙的道路上，总结了自己的“生意经”。
◎找赛道，抓风口，推爆品
找赛道，抓风口，推爆品，是每一个出海品牌必有的创业“三板斧”。在决定创业的2016年，EMEET选择了音视频会议设备这一细分赛道，主要是看准这一利基市场“竞争小、利润高”的特点。彼时，这一细分赛道里，欧美企业占主流，还没有中国自主品牌成功的案例，并无标杆可参照。
以亚马逊为出海首站，团队结合平台的“商机探测器”“选品指南针”等工具，敏锐地发现了欧美市场对于超高清摄像头的需求，于是，EMEET加紧推出了4K摄像头产品，首战功成，用爆品撬动了市场。
◎混圈子，挖增量，新生意
如果不能触及产品的核心客户，爆品的“爆”也就无从谈起。
目前，亚马逊有超过600万海外优质企业和机构客户，包括财富100强中的96家公司。
在以往，品牌想触及这些核心客户需要颇费周折。EMEET副总经理Amy坦言：“很多终端企业客户，是过去传统外贸里海外代理商不会让我们接触到的采购客户。或者，需要大量投入和成本才能接触到。”
而如今，这些客户面向出海的商家们是开放的。
新圈子的开放，让品牌们找到了拓展新客户、挖掘新增量的捷径：品牌可以B端、C端资源“两手抓”，既拓宽了不同领域的客户覆盖，又拉动了品牌销售增长和利润增长。
Amy掩藏不住自己的欣喜：“现在EMEET在亚马逊企业购的年销售额已超过了500万美元，年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50%。”
真金白银的销售额和利润，让更多品牌愿意加入其中，把蛋糕做大，实现新增量、新生意。
◎降成本，提利润，高客单
解决了“将什么产品卖给谁”的问题，要实现更精细化运作，品牌们就开始聚焦新问题：降本增效。
在内，品牌对自己的产品研发、生产及采购、仓储物流、市场营销与推广等全链路进行数字化管理，以实现更低成本、更高效率。
在外，触及客户后，如何进一步提高客单价，助推新生意机会？大宗采购、计划性采购，是所有品牌都不可能忽视的几何量级生意机会，更是他们想吃下的蛋糕。
亚马逊企业购“商采大单佣金优惠计划”应运而生。简单概括，就是让使用大包装产品销售和询盘报价订单两大功能的商家，获得佣金折扣优惠。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商家的利润空间，自然刺激了品牌们投入更多去做科技研发、品牌曝光和产品大促，从而收获更多大订单。对消费者来说，则可以享受更优质的产品、更优惠的价格。
这一双向利好、良性循环的业务模式，让EMEET的多次批量采购大单接踵而至。“2023年我们为一位企业采购客户提供了20%的优惠，最终一举拿下合计500台网络摄像头的大额订单。”
◎品牌、品牌、还是品牌
对前沿技术的钻研，对极致产品的执着，对跨境电商平台的选择，与客户的直接对话……所有的动作，最终都指向品牌塑造，这也成为品牌资产的一部分。出海，不仅仅是产品出海，更是品牌出海。将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在出海过程中，劈风斩浪，从一条条小鱼化身鲲鹏？值得拭目以待。
一个产业发展的快与慢，影响了产业带中企业发展的快与慢。而诸多企业的发展进程，最终决定了这个产业的规模与增长。在时代、技术、平台的多重加持下，新周期里，电子信息品牌的增长故事才刚刚开始。中国电子产业带的飞跃，也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