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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在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版图，因其地域上的块状分布，产业上各具特色的分工，被冠以“马赛克经济”之名。与之对应，束缚城市经济的体制坚冰也在融化，以城市为主体的产业巨变正以另一种形式上演。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重新定义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此外，会议还明确指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体制一松绑，散布于中国大地的城市如同一颗颗火种被点燃。这一年，张瑞敏、柳传志、王石等人率先在地平线上看到了曙光，不约而同创办企业，在不同的赛道肆意狂奔，他们要骑到新世界的背上，并用力扯下那尘封已久的厚重帷幕。
大幕拉开，天地宽阔。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神州大地蛰伏多时的“猎手们”终于可以驰骋狩猎，一展拳脚，大量民营企业就此诞生。这是中国商业内生力量的一次集体释放，1984年也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公司元年”。
只是，这一时期民营企业规模不大、占比较低、管理也不够规范。人们大都听说过张瑞敏怒砸76台不合格冰箱的故事，但也许并不知道，他在当上厂长后制定的13条规章里，竟然有着匪夷所思的诸如“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不准迟到早退”“不准在工作时间喝酒”“车间内不准吸烟”“不准哄抢工厂物资”等今日看来理所应当的内容。
那个时候，新生的民营企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摆在它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活着”，进阶为日后的行业龙头，挤入国际竞争的牌桌还需岁月的磨炼。
改革开放之初，民企羸弱，国企僵化，中国与世界脱节太久，产业经济亟待补课，如何在短期内缩小与世界先进工业国的差距？答案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就是革除积弊，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盘活经济动能；开放即打开国门，招商引资，承接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大转移。
198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上海、大连、青岛、宁波、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兴办经济开发区并给予政策优惠，以便集中创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从而拓宽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
当此之际，沿海城市迎来了加速发展的窗口期。“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各地的经济开发区相继设立，中国凭借较为低廉的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成本以及潜力无穷的消费市场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进驻。
尤其是在东南沿海的诸多城市，一种名为“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的合作模式日渐成型，哪怕这类模式培育的多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也为中国产业经济引进规范化的管理和先进技术提供了更多可能。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拓展深度和广度，饥渴的中国市场不再掩饰自己的巨大“胃口”，国人对于日常消费品的需求与本土企业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已迫在眉睫。于是，生产线被整体引入中国成为当年产业界一大景观。例如，上海汽车引进大众桑塔纳的生产线，海尔引进德国的冰箱生产线，彩电业引进美国、日本的阴极射线显像管（CRT显示器）生产线（CRT电视俗称“大屁股电视”）等。
引进生产线降低了商品的生产、物流成本，迅速提高了产业成熟度，效果立竿见影。以彩电为例，伴随1982年一些国企争相引进彩电生产线，国外知名品牌涌入中国市场，数年之间，中国的彩色CRT电视产量呈现井喷式暴涨。三年之后的1985年，中国彩电的年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一时之间，熊猫、金星、牡丹、飞跃、西湖等大量品牌进入了千家万户，街坊邻里围观电视节目的场景成为20世纪80年代无数人心中的温暖回忆。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从国外直接引进生产线，往往只带来了制造转移，没有发生技术转移。由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一旦出现技术升级，在技术标准和产业配套的制约下，中国企业因为路径依赖，只能靠继续引进新的技术来实现终端产品的国产化。
1987年，中国彩电年产量达到1934万台，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但好景不长，国外企业率先开辟液晶技术赛道，中国彩电业还停留在原有的CRT电视的“舒适区”，对于液晶技术茫然不知，也不理解新技术的研发逻辑，于是集体被打得措手不及。显而易见，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制造与新技术的迭代进程基本绝缘了。缺乏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顽疾，以致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处于看不到前景的落后状态。
不过，总体而言，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重新接轨，国际环境日益改善，才促成了80年代的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这个过程让我国工业水平在短时间内提升了几个台阶。大批企业进行了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调整，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有人甚至认为“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技术能力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