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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刻书的出现需要纸墨和雕刻技术等作为前提条件，人们曾把公元105年“蔡侯纸”的发明作为纸的起始年，然而考古发掘中已多次发现西汉时期的古纸，故纸的产生远远早于蔡伦时代，蔡伦的重大贡献应是提高了纸张的质量。此外，墨在先秦时期已广泛使用，而印章、石刻在秦汉时期也普遍流行，意味着刻字技术的日渐成熟。且汉字在秦代完成了从小篆到隶书的转变，字体转变为方块，这一切都为古人刻书提供了物质和技术的可能。
那么，中国古代刻书究竟起源于何时？千百年来，学术界围绕这个问题一直争执不休，难有定论。《光明日报》1993年11月21日刊登杨绳信《雕版印刷也许起源于两汉》一文，提出雕版起源于西汉的说法，但是题目中的“也许”二字已经告诉我们，作者只是猜测，并不十分肯定。《扬州晚报》2005年8月18日也发表记者桂国所撰写的新闻稿《雕版印刷术可能起源于西汉》，文中引用印志华的观点与杨绳信基本相同，也是不确定的结论。尤其是尚无史料记载西汉时期能够制造出适合印刷的纸，故所谓刻书起源于西汉的说法，只能是猜测，或者还只能说西汉时期的科技水平为雕版刻书的出现积累了一定的条件。
东汉后期，宦官当权，引起了官僚和士子的极大不满，他们讨论政治，抨击时弊，大造舆论，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宦官对此恨之入骨，诬称他们结为死党，图谋不轨，并多次进行残酷的镇压，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宦官侯览仗势欺人，鱼肉乡里，山阳督邮张俭对其进行弹劾，而侯览则反咬一口，唆使爪牙朱并诬陷张俭与同郡24人结为死党，朝廷因此“刊章捕俭”
。元人王幼学、明人朱厚烨、清人郑机、今人李致忠等皆根据史书中“刊章”二字，认定雕版印刷术起源于东汉。但是，“刊”的本义是删削，而非刊刻，对照相关文献，“刊章”还有可能为“刑章”之误，因此，刻书起源于东汉的说法并无明显说服力。
1894年，法国学者拉克佩里（T.de Lacouperie，又译拉克伯里）出版了《中国上古文明西源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一书，书中认为，东晋成帝（326—342年在位）时，蜀中成都即有刻版印书之举。由于拉克佩里没有详细说明支持其观点的资料来源，且细细检阅拉克佩里所根据的《蜀志》和《周书》，并无相关记载。其实，刻书源于成都的说法由来有自，明人杨慎在《丹铅总录》中说：“后蜀孟昶，又立石经于成都，宋世书传，蜀本最善。”
清人王士禛《五代诗话》引陈聂恒撰《边州闻见录》称：“孟昶尝立石经于成都，又恐石经流传不广，易以木版。宋世书称刻本始于蜀，今人求宋版，尚以蜀本为佳。”
肯定的都是五代时后蜀的刻书成就，而没有提及东晋时期成都的刻书活动。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说：“《汉书》云：‘中外禔福。’字当从示。禔，安也，音匙匕之匙，义见《苍》《雅》《方言》。河北学士皆云如此。而江南书本，多误从手，属文者对耦，并为提挈之意，恐为误也。”
这段文字出现了“江南书本”字样，故日本学者岛田翰认为这里的“书本”是与“墨板”相对而言的，所以给出了刻书源于六朝的说法。不过，《颜氏家训》多次提及的均为抄本，而非刻本，岛田翰之说尚无确证，亦欠旁证，学术界并不认可。又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与岛田翰看到文中的“书本”即断为“雕本”一样，明人陆深针对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纪》中有“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之记载，认为“雕”即“雕版印刷”，提出了刻书起源于隋代的说法。但是，观文意，此书“雕撰”指的是重雕废像，重撰遗经，并非指雕版。
学术研究一向提倡孤证不立，文献记载需要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缺少旁证是致命的硬伤，故上述关于古代刻书起源的诸种说法都难以自圆其说。
肖东发论述古代刻书起源问题时说：“任何一项新技术的产生，都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当时社会对这项技术的强烈需求，二是产生这种新技术的可能，包括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而在中国的隋唐之际，这几方面条件均已具备。”
史料对于刻书活动始于唐代的说法较为丰富。如明邵经邦《弘简录》记载：唐太宗贞观十年（636），长孙皇后去世，官司上其所撰《女则》一书，“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今人张秀民认为“梓行”即刻印发行之意。
唐代出现刻书活动，与佛教事业发展到鼎盛时期，教众对于佛教典籍的大量需求分不开，佛教徒不仅需要复制经文经咒，还需要大量复制佛像，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技术，能把复制图文统一协调起来，因而，佛经和佛像的雕版印刷工作自然而然地开展起来，迄今所能见到的唐代印刷品多为佛经，足以证明这一点。佛教印品外，民间还有需求量大的实用书籍，如农业生产和民俗活动中的历书、算命使用的术数类图书、文化教育使用的字书，等等，都已经开始以刻版的形式大量印制，到晚唐时，刻书活动的地域已十分广泛，最为活跃的是长江沿线，如上游的剑南、西川，中游的淮南道、江南西道，以及下游的扬州、越州等，这些地区造纸、制墨技术先进，交通极为便利，逐渐形成古代早期刻书业中心。
江苏为古代刻书发源地之一，如果说《颜氏家训》中的“江南书本”是刊本的话，那么江苏刻书史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然，这只是假设。学术界通行的观点是刻书起源于唐代，江苏在唐代已有刻书活动也是不争的事实。唐时，江苏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大批文人学者从北方徙居于此，共同为江苏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处于刻书初期，诸多史料缺失，今所能考知唐代江苏刻书情况仅以扬州、苏州两地为主。
沈括《梦溪笔谈》记载说：“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十三步。”
扬州在唐代成为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中心，不仅在江淮之间“富甲天下”，而且是中国东南第一大都会，国际性贸易大都市，有很多阿拉伯商人定居扬州，他们甚至在中国科举入仕。安史之乱后，扬州经济地位迅速提升，成为唐朝最繁华的城市，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工商业闻名的大都市，当时即有“扬一益二”之美誉，繁华程度直逼两京——长安和洛阳。日本派出的遣唐使都是先到扬州来学习唐朝文化，再从扬州出发，前往各地。同时，遣唐使还邀请扬州高僧鉴真东渡日本，扬州是对日本进行大量文化输出的重要地区。
扬州在唐代已有雕版刻书，史载：“（大和）九年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禁版印历日奏为最早，观奏云：‘准敕，禁断印历日板。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
《旧唐书》也有相关记载：“（大和九年）十二月壬申朔，……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
淮南道治扬州，可知扬州其时已有私印历日者，其时扬州刻书以私家印售为主，内容则为民间所需日历等实用材料。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至唐代走向成熟，其主要标志是历法进一步规范，历术进步，发现历法与实际天象出现较大误差后能及时编造新历，并出现了许多很有特色的历法。李渊建唐之初，沿用隋《大业历》，武德二年（619）颁用傅仁均的《戊寅元历》，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民用历中采用定朔法的历法。唐高宗麟德二年（665）起，颁用李淳风编造的《麟德历》，《麟德历》用到开元九年（721）已显疏漏，于是唐玄宗诏令一行编撰新历，于开元十五年编成《大衍历》。宝应元年（762），因《大衍历》未报代宗宝应元年六月望的月食，改颁郭献之编修的《五纪历》。建中四年（783），又以《正元历》替代了《五纪历》。长庆元年（821）起颁行徐昂编撰的《宣明历》。唐代使用的最后一部历法是边冈编撰的《崇玄历》，昭宗景福二年（893）颁行。
唐文宗时，政府之所以禁止民间私刻历法，原因即在于政府对于历法工作十分重视，不断修订，及时更新，而民间所刻多为旧历，农业生产依之而行则会贻误农时，为害不浅。
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道：“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闲适》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这段文中“处处皆是”四字下，有一行小注：“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
根据这段小注文字，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就中唐时期是否存在“印刷”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明人胡震亨《读书杂录》说：“书籍之有印本，云起于五代者，非也。元微之序白乐天集，已有市井模勒衒卖之说……则剞劂之利，在唐世已盛兴矣。”
清人赵翼说：“摹勒，即刊刻也。则唐时已开其端欤？”
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文中针对此事也说：“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作书鬻卖，自非雕板不可，则唐之中叶，吾浙已有刊板矣。”
“越”为越州即浙江绍兴，“扬”即江苏扬州，王国维据此称“吾浙”有刊本，那么扬州也应有刊本，且指出两地刊刻元白诗集的原因在于“鬻卖”，今人张秀民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卖者旨在速售。”
如果是抄纂，则不可能做到“速售”。此后学者沿袭，几成定论。
唐时，江苏境内的苏州和扬州一样，也是经济富庶，文化发达的地区，史料对苏州刻书也有零星的记载。
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朝廷设苏州为江南唯一的“雄州”（唐制州分七等，“雄州”为二等），从此，苏州名称被固定作为通称。隋时，江南运河正式修成，与北方运河连结为一体，江南地区的水陆交通大大改善，生产力得到发展，经济更加繁荣，南北文化的交流更为便捷。入唐，苏州的经济文化发展更快，出现人口众多、地繁民富的景象。苏州出现刻书的史实，宋王谠《唐语林》卷七有记载：“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执政曰：‘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而不知阴阳之历，吉凶是择，所误于众多矣。”
黄巢之乱，僖宗幸蜀，长江下游一带得不到官历，私家版刻历盛行，以致引起同行争吵，可见当时雕印历日之普及。唐时，江南东道治苏州，江东当指今苏州一带，可知苏州一带盛行印刷历日，但囿于史料之阙，尚无法考知唐代苏州其他刻书情况。此外，这则史料还告诉我们唐代历法之发达，历书不但标明每月大小尽（月大三十日，谓“大尽”，二十九日为“小尽”），还要标明节气，指导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