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培根在《新工具》一文中称赞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在学术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状态”，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文中说印刷术“是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发明，是科学复兴的手段”，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不约而同地给印刷术以高度评价，不是偶然的。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这是毋庸置疑的，其中以雕版印刷影响最大，行之甚久。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称雕版印刷技艺“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而精于宋人” ，对雕版印刷的起始和发展予以简要的概括。

唐代虽然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但主要刊刻的是佛经、历书、风水等实用书籍和部分文集，印书数量很少，鲜有实物留存下来。五代只有短短的53年，在中国古代刻书史上却占有重要的地位，刻书事业从私家转移到官府，政府组织雕版印刷儒家经典，规模化的刻书活动开始出现，刻书之地主要集中在偏安一隅的蜀、南唐、吴越、闽等地。

宋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技术成熟，为刻书事业的持续发展并臻于极盛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作为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宋代中央政府继续刻印图书，由国子监负责承担，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又是中央政府刻书的主要单位，其所刻书，世称“监本”。除国子监承刻之外，其他政府部门和地方官署都有刻书印书之举，如崇文院、秘书监、太史局、德寿殿、左司廊局等殿、院、监、司、局等，这些部门多刻与本职权相关的专业书籍，而总体来说各部门所刻书仍以经、史著作为主。宋代众多学者或刻自己的作品，或刊其祖先的著作，或将家藏善本付梓流通，不胜枚举，而浙、闽、蜀三地商人以刻书取资，形成规模，坊刻之书流传天下，从而逐渐形成官、私、坊刻书系统的庞大网络。

元代灭宋之后，统一中国，蒙古族统治者逐渐接受汉文化传统，尊孔崇儒，兴学办教，他们对于刻书、印书事业非常重视，早在入主中原之前，就兴办官方刻书机构。元太宗八年（1236）成立编修所，在平阳立经籍所，编辑、印刷经史书籍。有元一代，两类典籍版刻最多：一是皇帝特别感兴趣的经史著作，如《孝经》《大学衍义》等一版再版；二是有助于农业生产的书，如《栽桑图说》《救荒活民》等，雕版后颁发各州县，此类书籍大部分是蒙文版本，很是珍贵，可惜大多早已失传。

明朝统治者很重视前代遗留下来的书籍印版，大都集中于西湖书院，并另刻新版，印行不少书籍，后将书版悉数运往金陵（今南京），保存在国子监内。明代刻书，沿袭宋元传统，官府刻本着重经史典籍，私家刻本以名家诗文为主，而坊间刻书，除经史读本和诗文以外，还有小说、戏曲、酬世便览、百科大全之类的民间读物。总体而言，明代刻书事业繁荣，是我国古代印刷业和印刷技术发展的高峰。

清代刻书地区比较普遍，初期刻书以南京、苏州、杭州较多，由于麻沙书坊遭到大火，百年书店尽遭烧毁，福建刻书在清代日趋衰落。北京是清代全国刻书中心地区，官刻十分发达。清中后期，全国各地刻书地区分布更广，湖南、湖北、江西、山东、山西、河北、广东、福建等省，印刷事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变化，而仍以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最为突出。历史车轮进入近代以后，西学东渐，传统的刻书业受到严重冲击，虽然勉力维持，但最终被先进技术取代，刻书业朝向出版业转型。

自古以来，江苏是文化大省，文明进程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从雕版刻书来说，历史久远，成就辉煌。史料记载，早在唐朝中期，苏州和扬州等地民间就开始雕版印刷日历等在市场上售卖。唐末五代时吴越王钱俶刻印过《陀罗尼经》等经书，1978年，苏州市瑞光塔出土木版印刷的《大隋求陀罗尼经咒》和《梵文经咒》，分别为北宋咸平四年（1001）和景德二年（1005）印刷，上距五代末年仅四十余年，从经文刻印的质量分析，可以推知在唐末五代时期，江苏江南地区的刻书业已有一定的基础了。北宋时期，苏州、金陵等地开始出现官刻、私刻和寺观刻书，并有刻本流传至今。而南宋时期，政治中心南移，江苏的刻书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金陵、苏州和扬州一时成为刻书中心，所刻典籍遍及四部，其中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内设立经坊，所刻《碛砂藏》影响极为深远。此外，镇江、常州等地亦皆刻书，所刻图书如《国语韦昭注》21卷、《宣和奉使高丽图经》40卷等，十分精美。元朝时期，统治者拨专款雕印儒家典籍，供给学校使用，官刻图书遍及各地，江苏境内建康路儒学、扬州路儒学、平江路儒学、无锡州学等刻书较多。元代江苏境内私家刻书兴起，其中著名者有荆溪（宜兴）岳氏、吴中范氏、吴郡陆氏、吴江金氏等。明清时期，江苏一度成为京畿之地，官私刻书丰富，刻书成为江苏地方文化中十分耀眼的一环，雕版和活字印刷十分流行，出现了南京、扬州、苏州和常熟四大刻书中心，官刻、坊刻、家刻和寺观刻书风起云涌，且随着商业繁荣和海外交往的推进，明清时期江苏刻书远销东亚各国，在刻书文化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清末民初，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受其影响，传统的版刻活动逐渐式微，江苏也不例外，现代化的商业出版社严重冲击传统的刻书业，但是，江苏境内仍然存有这种传统的刻板工艺，以金陵刻经处、苏州文学山房等为代表，刻书传统一直维系下来，为民族文化坚守最后的防线。

江苏历代刻书业出现繁荣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地缘政治的优势。在古代地缘政治体系中，江苏经历了由边缘逐步走向中心的发展过程。春秋末，吴王阖闾在苏州建立都城，国势逐渐强大，并多次北上争霸，其疆域几乎包括了今天江苏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吴国一下子成为东南强大的诸侯国，区域割据的中心。秦末，西楚霸王项羽在彭城（今徐州）建立统一政权，虽国运短祚，但影响力不容小觑。西汉一统，政治中心回到关中，江苏成为诸侯国的封地，但汉代统治者籍贯在江苏，故江苏的区位优势如影随形。东晋以降，江苏走向政治中心，南京成为半壁江山的都城，是江南士族大姓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经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唐宋时期是江苏地缘重心地位确立的关键时期。唐时扬州的地位更加突出，是仅次于长安、洛阳二京的繁华城市，不但成为南北交往的枢纽，而且也是对外联系的桥梁。北宋以开封为都城，而纵贯江苏全境的大运河仍然是国家的漕运通道，到南宋，都城迁到杭州，经济、文化中心完全移至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东南，江苏太湖流域作为经济文化重心的地位基本确立。元朝对江南采取了严酷的统治，但江南的经济文化在战乱后得到恢复，重心地位得到巩固。明清是江苏在中国地缘重心地位的兴盛时期，江苏的地位更加重要，南京成为明初都城，时间虽短，却是江苏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兴盛的标志。清朝南京地位仍然很高，经济发达，同时苏州地位上升，超过杭州，在被上海超过之前，苏州一直保持首位城市的地位。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南京重新成为全国都城，自然是政治文化中心。

二是经济繁荣的保障。江苏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而自古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城镇密布。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江苏境内遍种水稻等各种作物，农业生产极为先进。秦汉时期，江苏农业继续发展。东晋以后，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经济中心也开始了南迁之路，这客观上给江苏农业发展带来了重要契机。战乱导致的北方人口的南迁，不仅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这为唐代以后江淮地区成为中央政权的经济支柱打下了基础。此后，历经宋元两代的发展，江淮地区的农业地位再没有动摇过。宋代由于农作物品种的改良，江苏一带成为全国农业收成最高的地区，当时流传着“苏常熟，天下足”的民谚。入元以后，这一地区的经济作物如棉花种植等也相当普遍，江苏松江在元代已经是棉花由南向北推广的中继站。明清以来，太湖地区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第一产粮大区，江南水稻总产量占全国70%左右。苏州和南京是当时全国的手工业、丝织业中心。清末，南京、南通等地的民族工业和近代工业发展，在当时也很有影响。江苏经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第一是均衡发展，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江苏在农业、工业和商业这三大经济领域中都处于领先地位；第二是充满活力，历史上，江苏经济始终处于超越自我、敢为天下先的发展形态之中，即使是在遭受战乱、自然灾害的打击后，也可以迅速地恢复、发展起来；第三是文化含量高，儒工商同道，并且有科技发展为其提供着重要支撑，江苏商人亦儒亦商，重利也重义。

三是丰富的图书编纂。江苏图书编纂事业历时久，数量多，编纂学者众。据现有资料可知，早在西汉中期，淮南王刘安召集门人整理编纂《淮南子》一书，提出“窥道开塞”“纪纲道德”“经纬人事”“庶后世使知其举措取舍之宜适”的图书编辑思想。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负责校理国家藏书，分别撰写了《别录》和《七略》二书，开创图书目录之学。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三国时吴人所撰经学类著作就有11种之多，而史学类典籍主要有韦昭《吴书》25卷、谢承《后汉书》120卷、张温《三史略》29卷等，所编天文学类典籍有姚信《昕天论》、阚泽《乾象历注》和王蕃《浑天象说》等，被后世天文学家奉为圭臬。魏晋南朝时期，江苏江南地区成为文化中心，大量经史于此编纂行世，如葛洪的《抱朴子》《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等影响至今。南朝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收集了730种药物，补充了《神农本草经》之不足，带动一大批学者从事医药学著作的编纂工作。唐代的江淮流域经济已相当繁荣，社会较北方安定，著述丰富，刘知几的《史通》标志着史学著作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享誉《文选》学界的四大名家曹宪、许淹、李善、公孙罗均为江苏籍人。宋元是古代图书编纂的繁荣时期，入宋以后由于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图书种类日益齐全，江苏编纂的图书包括当时各个知识的门类，涵盖儒家经典、历史、地理、医药卫生、农业、工业、天文历法、诗文集、佛道经典、民间文学以及日用类书籍等。明代江苏的图书编纂事业比前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和普及，编纂图书数量之丰、品种之繁，皆为前代所不及，四部典籍应有尽有，在中国图书史上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永乐年间政府编纂的《永乐大典》，这是一部详备而又检索方便的大型类书，辑入各类书籍七八千种，全书22877卷，分装成11095册，编成后缮写了一部，保存在南京文渊阁的东阁，这是我国古代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清代江苏的图书编纂事业在乾嘉时期、光绪年间形成高潮，乾嘉时期的丛书编纂较为兴盛，其中，康熙四十四年（1705），清政府在扬州设立了诗局，编刻了皇皇巨制《全唐诗》900卷。地方官府主要修纂地方志，并持续到清末。名家学者辑集、考订之书、家族丛书、郡邑丛书大量涌现，由此带动了个人诗文集的出版。光绪年间，由西书翻译带动，各种新内容的图书开始出现，至民国时期，文学艺术类的翻译图书也越来越多，同时，宣传各种思想的图书也大量涌现，在江苏境内，一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志士编辑出版了大量宣传革命的图书，各种报刊大量出现，这些革命书刊的编写对唤醒民众，宣传革命起了重要作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南京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图书编纂和期刊出版盛极一时。

四是先进的造纸技术。文献记载和遗存实物充分证明，至迟在三国时期，江苏境内已经开始造纸，现存最早的纸本法书——西晋时陆机撰写的《平复帖》，所用纸张为产自苏州的麻纸。东晋穆帝永和年间在丹阳郡设立平准署，这是古代发付转输物资、平抑物价的机构，《丹阳记》称“平准署有纸官” ，造纸以供宫内使用，这时期的纸还涂上黄色防蠹药物，称为黄纸，并开始大量生产好纸。东晋末，桓玄下令废竹简，用黄纸代竹简，纸的使用量大大提高，纸的产量也随之增长起来，官私造纸相继发展。《丹阳记》记载说：“江宁县东十五里，有纸官署。齐高帝于此造纸之所也。尝造凝光纸赐王僧虔，一云银光纸也。” 这是古代最早的官办造纸机构，而民间造纸主要分布在南京、六合和苏州一带。隋唐时期，纸的用途广、用量大，进一步促进造纸业的发展，唐政府还在长江流域设有造纸作坊，以供朝廷和各级官府用纸，江苏境内的造纸作坊主要设在常州、扬州、六合、南京和苏州等地。五代时，南唐和吴越等国文化事业发达，印刷业推广开来，加以佛教兴盛，江苏境内造纸产区主要分布在江南一带。宋元印刷业极为发达，从而对造纸业提出了更多和更高的要求，印刷用纸大为增加，且宋代书画极盛，对纸张的质量十分讲究，如六合麻纸在扬州一带生产更繁盛，苏州产彩色压花镂金笺、春膏纸，常州产粉笺，宜兴产檀皮纸、桃花纸，等等。宋元时期佛教盛行，抄经和印经用纸颇为讲究，如苏州产的金粟山藏经纸为当时高档名纸。明清时期，印刷事业的飞涨，带来造纸业的飞速发展，但是，明清大量印刷用纸如连史纸、玉版纸、毛边纸和毛太纸等，皆以竹子为原料，而江苏境内生产竹子的地区很少，仅有宜兴一地，但是，这一时期的江苏人因地制宜发展造纸业，利用桑皮原料造币纸、贡纸、高档书画纸等，并大力发展加工纸，如苏州晒金笺、金花笺、玉版笺、谭笺、朱砂笺、洒金五色蜡笺、纸牌纸板等。

五是独特的制墨工艺。墨是文房四宝之一，为传统的书法、绘画和印刷必备品，使用非常之早，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就有黑色图画，古人灼龟，先以墨划线，甲骨文即用墨先写后刻。战国竹简墨色至今漆黑，汉代官员每月可得隃糜大墨、小墨各一枚。曹植诗中有“墨出青松烟”，可知汉魏时期，古人已经发明了烟墨。同样，江苏境内制墨工艺起源较早，史载，孙吴书法家皇象论墨，已有“多胶黝黑” 之说，可见，当时制墨已加入了胶，而采用胶配制，就使得墨的质量有很大提高。如南朝宋吴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张永，他广泛阅览经典史籍，能写文章，擅长隶书，通晓音律、骑马射箭等各种技艺，样样在行，加上思维灵活，更受文帝欣赏。张永所用的纸墨都是他自己制作的，文帝每逢收到张永呈交的奏章，总是拿在手中把玩欣赏赞叹，感慨御用品都比不上。但受制于制墨材料的限制，江苏古代制墨业相较于其他地区有一段时间的停滞期。唐前中期，制墨业重心尚在北方地区，唐末五代，制墨业重心逐渐转移至江南地区，而盛产松树的歙州成为著名的制墨中心。江苏制墨的鼎盛时期当为明清之际，墨主要是从徽州传入的，制作地区以苏州为主。清嘉庆间，徽州婺源（现属江西上饶）人詹琴三最先来苏州开设专营“徽墨”的店铺，初在东大街，后迁至阊门内西街北侧的桃花桥。道光间，又有婺源人詹大有亦在苏州开设墨庄，店址选在繁华地段的中市街（现称东、西中市）。清代后期，叱咤神州墨坛的制墨代表人物有曹素功、汪节庵、汪近圣、胡开文“四大家”。其中，制墨始祖曹素功于清康熙六年（1667）弃官转做制墨生意，曾获康熙赐“紫玉光”三字。同治间，曹素功的一支后裔迁出徽州，来到苏州开设“曹素功尧记墨庄”，是苏州最著名的墨庄。而胡开文的胡氏墨，其后人早年亦来苏州开设胡开文墨店，胡氏墨店主要在阊门内上塘街和西中市一带，牌号大多以“胡开文”取名，后加某记以作区分。由于江苏境内墨庄的店主大多来自徽州，故产品称作“徽墨”，并沿袭至今。江苏古代制墨工艺十分考究，原料主要为烟（碳素粒子）、胶、药，以烟为主，配之适量的胶，再用药物来防腐、增光、助色、取香，才能制出理想的墨来。其制作工艺分为点烟、蒸胶、和料、制墨、翻凉、描金及墨模雕刻等步骤。墨料被制成墨坯，由制墨工人用榔头反复捶打。行业内称作的“轻胶十万杵”，就是把墨坯捶打到细糯均匀的状态，再经过细揉搓收，制成墨条，最后入模子内经精压成形。其中“和胶”一道程序，受气候气温影响较大，故制墨多在农历正月、二月、十月进行。这样精工制作出来的墨备受文人学者、书画界人士及收藏界的青睐，更为刻书提供了绝好的印刷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