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集庆路儒学刻书

元朝统治者在完成统一大业后，十分注意学校的恢复和兴办，《元史》载：“世祖中统二年（1261），始命置诸路学校官，凡诸生进修者，严加训诲，务使成材，以备选用。” 督促兴建之余，元政府在各地设立了管理地方教育的专门机构，“至元二十一年（1284）建康路设提举学校官与教授同管学事，二十三年（1286）四月革罢，改设江东道儒学提举司衙门。二十四年（1287）二月十五日，设各道儒学提举司” 。元代儒学在各路、府（州）、县等行政区设立的地方学校，分别称为路学、府学、州学、县学，因传授学习内容以儒学经典为主，故又叫儒学。史载“元时书籍，并由中书省牒下诸路刊行” ，这里的“诸路”就是指各路儒学。

集庆路儒学在元初便得到修整和恢复，“建康路自至元十二年（1275）归附，因前宋府学差官主教，寻设教授，又设江东道儒学提举司” 。大德四年（1300）的一场天灾，使大部分建筑毁于一旦，仅存尊经阁和二座教授厅。明年，行台大使彻理公与官员发动富家巨姓出钱创建正殿，郡人王进德独自创建讲堂，之后，又多次增建。大德七年（1303），总管陈元凯、府判百寿、推官韩居仁、高仁与教授赵由暲出资，重新修筑周围廊庑、斋舍、先贤祠、教官直舍等，并购置大成乐器。至大二年（1309），廉访使卢执重修孔子庙碑，再造祭器。至治二年（1322），又增加学田，新购典籍。经多次建设，规模一新，远胜昔日。

在培养人才方面，集庆路儒学走在各路儒学的前列，这是因为有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学者于此担任教授，他们在传道授业之余，还积极参与图书版刻工作。今将集庆路儒学所刻典籍列表如下。

据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记载，集庆路儒学所藏书版有：

十七史书板，计纸二万三千张：《史记》一千八百一十九，《前汉》二千七百七十五，《后汉》二千二百六十六，《三国志》千二百九十六，《晋书》二千九百六十五，《南史》一千七百七十三，《北史》二千七百二十一，《隋书》一千七百三十二，《唐书》四千九百八十一，《五代史》七百七十三。杂书板：《金陵志》四百八十，《贞观政要》书二百，《朱子读书法》一百七十，《南唐书》一百八十，礼部《玉篇》二百七十，《集庆志》百三十五，《修辞衡鉴》五十六，《农桑撮要》五十八，《救荒活命书》一百五十，《曹文贞公诗集》二百八十五，《宪台通纪》五百一十五，《陈子廉先生诗》二十，《鲁斋先生诗解大学》十九，《乐府诗集》一千三百八十，《厚德录》六十，《刑统赋》六十三。

所藏书版多为自己所刻，可知元代集庆路儒学对于刻书之重视与取得成就之丰。可喜的是，集庆路儒学所刻和所藏书版大都被明初南监继承。

元代建康路和集庆路所刻书籍，因为是九路儒学联合刻书，所以刻书特点比较明显，所刻史书版式大多采用左右双边，或者四周双边、双鱼尾或者三鱼尾、多白口，细黑口也有出现，半页10行22字，书中钤有印记，框纵在21厘米到23厘米，框横在15到17厘米。元代后期儒学刻书特点表现出多样化，总体来说儒学刻书黑口占大多数，而且每半页行数以及每行字数都有所减少，字较元朝前期略大。顾炎武说：“闻之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有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 所论得宜。 oHR4DroPE9nqWS7v/f7YZp3+vfYXbdOPkC6hyj4Vhk30gmWtbU4WbAGJQxo8daz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