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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历史悠久，但建置曲折。后周显德五年（958）初，设静海军，不久升静海军为通州（今南通市），并设静海、海门两县归通州管辖，州治驻静海。宋代通州属淮南东路，天圣元年（1023），通州改名为崇州，又称崇川。政和七年（1117），通州一度称静海郡。
有宋一朝，南通刻书见于史料者，仅崇川余氏刻《新纂门目五臣音注扬子法言》13卷。该书为汉代扬雄所撰，晋人李轨和唐柳宗元为之注，宋人宋咸、吴秘、司马光等重新添注。序后有记：“谨将监本写作大字刊行，校正无误，专用上等好纸印造，的与他本不同，收书贤士幸详鉴焉。崇川余氏家藏。”
关于余氏生平，史料记载阙如。不过，这则题记具有广告性质，在刻书史上价值很高。范军说：“随着北宋前期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雕版印刷也由慢转快，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刻书单位急剧增加，官刻、坊刻和私刻齐头并进，很快形成涵盖全国的流通网络，印本书的品种和数量迅速增长，终于取代写本书，成为图书流通的主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者的广告意识更加自觉、更加成熟、更加强烈。”
且从该刻记亦可知余氏应为崇川书坊主，经营刻书业很有经验，并成规模。
宋代是古代刻书的兴盛期，全国各地出现了多个刻书中心，江苏一地凭借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繁荣的经济基础，刻书业十分发达。经过三百年的发展，宋代江苏刻书事业形成了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一是所刻典籍遍及四部，全面服务社会各类文化需求；二是刻书地区南北分布不均，苏南和苏中地区明显比苏北地区刊刻多而精；三是刻书单位众多，官刻、私刻、坊刻和寺观刻书齐头并进；四是所刻典籍质量高，大多版式精美，字体舒朗，用纸考究，有一代之美。但遗憾的是，宋代江苏刊刻了大量典籍，却囿于史料之阙，而今难以一一考证出来，所可知者亦大多不传，今人难睹其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