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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的江阴拥有和镇江、常州一样的地位，时称江阴军。军的设置源于唐朝。唐初，军事区域与行政区域分开，但尚不成为行政区划，到了唐朝后期，节度使辖区成为高层政区——方镇（道）。五代时期，由于各地军事活动频繁，诸军开始与州并列，分疆而治，军旅之号渐成政区之名。宋代沿袭五代做法，从边境到内地都设有以军为通名的，与府、州、监同级的行政区划，不过，军的地位较低，相当于下等州，即所谓“同下州”。此外，两宋时期无锡隶属于两浙路常州，故不能将无锡宋代刻书单列出来。
江阴军交通地位十分关键，位于当时长江入海口的南岸，北与长江相通，南与漕渠（江南运河）相连，形成了一个内河和外海交相汇合的港口，北宋中期，江阴已成为停靠海外商船的港口了。江阴城北的黄田港，当时呈现一派繁盛的景象。随着江阴海外贸易的日渐发展，宋朝政府于南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继杭州、明州、温州、秀州之后，在此设置了市舶务，北宋末年，江阴一地的税收竟超过常州。由于市舶务的设置，江阴军的海外贸易更加繁荣，海外商船的停泊处，除黄田港外，又延伸至扬舍港和蔡港以外的江面。在市舶务所在地的澄江门外，形成了商业发达的江下市，江下市因海外贸易发展，规模竟然大于江阴城。史料记载，从高丽前来贸易的商船，有时一年多达六七艘。而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日本泉涌寺僧人入宋，就是乘船在江阴军下帆放碇的。
得益于便捷的交通条件和繁荣的商业贸易，两宋时期江阴军多次从事刻书活动，根据史料记载，可考知的刻书主要有以下几种。
大中祥符六年（1013）江阴县助教葛诱刻。葛诱（942—？），北宋大中祥符间江阴县太守乡就日里人，任将仕郎江阴县助教。1980年12月，江阴县夏港公社三元大队发现一座北宋墓，出土了一批文物。其中就有这本《佛说观世音经》。该本1卷，梵夹装。全长367厘米，分47折，折高28厘米，宽7.8厘米。每折4行，每行16、17字，单线版框。引首也有经变图一幅，上下右三边均有环形花边，下饰秋花纹边。左边刻题签，上为“将仕郎试江阴军助教葛诱雕板印施”，下有壶门和莲座。图中观世音菩萨坐须弥山中，左手托净瓶，右手拈莲花。其他人物各具姿态。起首写《佛说观世音经》。卷尾墨书题记云：“大宋国江阴军江阴县太宁乡就日里信心弟子将仕郎助教葛诱……许印观世音经一藏五千四十八卷。”最后纪年为“大中祥符六年癸丑岁”。
宋天圣七年（1029）江阴军刊。韦注兼采东汉郑众、贾逵，三国吴虞翻、唐固等人注释，原名《国语解》，今散列于《国语》各条之下。该版每半页11行21字。小字双行31字。前有韦昭序，末有“天圣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开印。江阴军乡贡进士葛惟肖再刊正。镇东军权节度掌书记魏庭坚再详。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真本，凡刊正增版”4行。宋时原刻早佚，嘉庆四年（1799）吴门黄丕烈据影宋抄本重刊。四库馆臣说：“《国语》注存于今者，惟昭为最古。黄震《日钞》尝称其简洁，而先儒旧训亦往往散见其中。”
评价甚高。
乾道三年（1167）澂江郡斋刻。澂江为江阴地名，两宋时期郡斋设在此处。该版“九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下记刊工姓名。前宣和六年（1124）徐兢序，后有乾道三年（1167）左朝奉郎权发遣江阴军学事徐蒇跋，盖兢之侄也。卷末附张孝伯撰兢行状。书中‘构’字‘书太上御名’，‘慎’字书‘今上御名’，其余各帝讳皆不见于书中，缘进呈之书，属文时已谨避矣。钤有‘虞山钱遵王藏书’朱文印。又有‘五代五福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皆朱文）‘天禄继鉴’（白文）各玺印”
。卷首徐蒇刻书序：“仲父既以书上御府，其副藏家。靖康丁未（1127）春，里人徐周宾借观，未归，而寇至，失书所在。后十年，家君漕江西，弭节于洪□。仲父来省，或谓郡有北医上宜生，实获此书，亟访之。其无恙者，特海道二卷耳。仲父尝为蒇言，世传予书往往图亡而经存。余追画之，无难也，然不果就。嘻！盖棺事乃已矣。姑刻是，留澂江郡斋，来者尚有考焉。乾道三年（1167）夏至日，左朝奉郎权发遣江阴军主管学事徐蒇书。”
乾隆时乾清宫藏有该本，著录于《天禄琳琅书目》，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乾道七年（1171）江阴军刊。该书由北宋王溥领衔，汇编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典章制度。最早刻本是北宋庆历六年（1046）文彦博在蜀地所刻，兵兴而佚失。施元之得旧版于江阴，遂再次刊印。施元之，字德初。吴兴人。官司谏。尝注东坡诗，名《施注苏诗》。该版前有庆历六年（1046）文彦博序，后有乾道七年（1171）施元之跋。
乾道九年（1173）江阴军严焕刻。宋佚名编纂，余不详。《直斋书录解题》称“朝请郎严焕刻于江阴，韩吏部而下杂文二十余篇”
。严焕，字子文。常熟人。绍兴十二年（1142）进士，官至朝奉大夫，乾道九年（1173）知江阴军。
宋乾道间（1165—1173）江阴军刊。该书为晋杜预撰。每半页10行，行19字。小注双行25字。白口，左右双边。原藏天禄琳琅。《故宫善本书目》著录配本残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两宋时期，江阴军以其地理位置的优势，不但为王朝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服务中外交流，更在文化上颇多建树，所刻书传世种类虽不多，但对文化传承助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