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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急剧变化的世纪，其中两次世界大战更是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虽然两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帝国主义战争，后者是反法西斯战争，但是都在战后形成了深刻影响国际关系格局的国际体系。关于战争对国际体系的影响，赫德利·布尔指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战争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是塑造体系之基本的、决定的因素。正是战争和战争威胁决定某些国家到底是生存还是死亡，崛起还是衰落，边界依旧如故，还是发生变更，民众到底是受这个政府统治，还是受那个政府统治，争端到底是得到解决了，还是悬而未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以及国际体系是处于均势状态，还是受一个国家所主导等等。”
长达十四年的中国抗战是在国际体系变化的环境中进行的。中国抗战的爆发、进程以及最后胜利都与国际体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毛泽东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
主权国家围绕特定的规则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所形成的整体就是国际体系。“以中国为中心之国际问题，为世界问题之一部分。现在世界问题，在种种意义上，俱切迫而紧张，又复互为关联，互相影响，是以中国而言外交方针，亦自以世界为对象。其对某一国之若何肆应，亦自为其全盘方针中之一部分也。”
因此，从国际体系的角度重新审视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外交决策确有其必要性。
九一八事变后，应对日本的侵略成为国民政府外交决策的中心。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受制于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就国际环境而言，主要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曾试图通过革命的方式，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建立平等的中外关系秩序。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宣言中表示：“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中国与列强所订其他条约有损中国之利益者，须重新审定，务以不害双方主权为原则。”
后来，国民政府放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而基本接受了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塑造的国际秩序。对于国民政府在北伐完成后的政策转变，蒋介石表示：“现在二十世纪时代各国所应有的国际上的惯例和法律，我们中国人自然不能居于例外。”
在这种情势下，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活动自然“在国际体系的限制之内行事”
，不仅受到国际体系的结构限制，而且还深受主要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
凡尔赛体系是由一战的战胜国与战败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所构成的，而且主要协调的是列强在欧洲的关系。北洋政府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并未签署最重要的《凡尔赛和约》，但是通过签署对奥和约，成为国联的会员国。国联是根据美国时任总统威尔逊的倡议建立的。威尔逊企图对国际政治进行改造，将“基于均势政治的国际体系改变成基于集体安全原则的国际体系”。
《国际联盟盟约》（以下简称《国联盟约》）确实体现了集体安全思想。《国联盟约》第十条承诺保护遭受侵略的成员国，第十一条将对某一成员国的侵略视作“联盟全体之事”，第十二、十三、十五条规定国联及其行政院以仲裁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而第十六条则规定对违反《国联盟约》的行为进行经济或军事制裁。
此后，1928年8月27日，英美法德意日等主要国家又在巴黎签署《非战公约》，反对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国际纠纷，而主张以和平方法解决缔约方之间发生的“一切争端或冲突”。
美苏两大国都非国联成员国，但皆是《非战公约》的签署国。因此，《非战公约》可以看作是《国联盟约》的某种补充。中国作为国联的成员国，自然享有《国联盟约》所给予的保障。
华盛顿体系实质上是以均势原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主要由《美、英、法、日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和领地的条约》《美、英、法、意、日关于海军军备条约》《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等条约构成。
华盛顿体系协调了列强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矛盾冲突，终结了英日同盟关系，恢复了远东的均势。中国与华盛顿体系关系密切，一方面它打破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图谋，并恢复了列强共治中国的局面；另一方面为了实现“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也暂时形成了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国际共识。
华盛顿体系基本上反映了美国的利益和诉求，并且对日本进一步对华侵略形成制约。在无能力利用自身的力量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九国公约》成为国民政府仰赖的外交工具。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当然是由帝国主义列强主导的国际体系，但是其倡导的集体安全原则、均势原则、反对侵略战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等原则及共识，有利于中国在抵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加以利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方面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另一方面也破坏了国际体系。自1929年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越来越受到冲击，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由酝酿到全面爆发的过程中走向瓦解。虽然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越来越无法规范大国的外交政策及行为，但是当时国际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客观实际并未改变。在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都是从世界整体局势的发展脉络来认识国际变局，并决定相应的政策。因此，从国际体系的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的总体思路。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寻求国际支持是从两方面着手的：其一，以维护《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等国际公约的尊严和国联的威信的正义立场，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其二，以日本破坏远东均势，独霸东亚，威胁到英美等西方列强的切身利益，推动联合制日阵线的形成。在国民政府看来，中日问题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世界问题，甚至是“一个世界的中心问题”，因此要寻求出路，“一定要先认识世界大局”。
全面抗战后，国民政府力图促成国际变化，推动国际合作，使中日问题变成世界问题，力图将中国抗战“和世界战争连结起来”，“使远东问题与欧洲问题随今日东亚西欧战争之终结而同时解决”。
正是基于这种思路，蒋介石才会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视为“抗战政略之成就已达于顶点”。
虽然国民政府期盼从国际体系当中寻求力量支持，但是从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后的历史事实来看，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国联虽然介入了中日争端的调处，但是缺乏履行自身使命的“政治力量、法律工具或合法性”，因而最终未能制止日本的对华侵略。
日本打破远东均势的行径，确实损害了英美等国的利益，但是它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无意强力维护华盛顿体系。有学者表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混乱性和残酷性，使得人们开始认识到，通过战争来维持均势是一种再也不能容忍的行为。”
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的道义力量不可能使侵略者迷途知返，而对侵略者的姑息纵容也将付出更大的代价。毛泽东指出：《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国联盟约》等条约虽然表示了和平愿望，但“仅只是一种道德制裁力量”，不可能阻止日本的对华侵略，“这些条约在中日战争中，决不会起多大作用，因此也就没有多大的实际政治上的意义”。
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虽然没有获得期待的结果，但是打破了日本排除第三方介入中日冲突的图谋，使中日问题始终是国际瞩目的问题。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断扩大的侵略扩张行径，最终促成了中日战争的国际化。
国民政府如此依赖国际体系与其政权属性密切相关。国民政府作为一个阶级基础极为薄弱的政权，无法从中国社会内部获得广泛的力量支持，所以在抵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总是将眼光和希望放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始终缺乏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战胜日本的信心和决心，而总是盼望借助国际压力迫使日本让步，或者在国际社会的介入下，达成可以接受的“和平”条件。蒋介石明确表示：“中倭战事问题实为国际问题，非有国际干涉，共同解决，则决不能了结。否则直接讲和，则中国危矣。”
国民政府之所以极力避免在不利的情势下与日本直接交涉，是因为一方面无法接受日本单方面提出的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无力保证日本会切实遵守双方达成的协议。因此，全面抗战前的直接交涉和全面抗战后的秘密议和，都以失败而告终。事实证明，除非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否则不可能迫使其放弃侵华野心。
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社会主义苏联是当时国际政治中相对独立的一极，并且在地缘政治上与中日两国关系密切。国民政府虽然始终对苏联抱有疑虑，但是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先后与苏联复交以及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的对外行为会给国际体系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推动国际体系的变化。巴里·布赞指出：“互动能力是理解国际体系如何变化和发展的核心所在。它决定国际体系的规模、范围、速度和发生于其中的过程的容量。”
因此，国民政府不同时期的对苏政策也是本书需要着重考察的内容。
中国抗战是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下进行的，因此争取外援极为必要。对此，毛泽东表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
毛泽东还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战争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有鉴于此，毛泽东认为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需要三个条件，即“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与“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
中国在立足自身的同时，努力争取外援，有助于缩短战争的时间和减少牺牲的代价。毛泽东表示：“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
日本力图彻底推翻华盛顿体系和建立由其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导致其敌人不会只是中国一国。胡适表示：“每当我最吃紧之危机，或暴敌最横行之时，美政府辄予我相当之援助，对我有打强心针之效能。”
争取利害相同国家的支持，甚至共同对日作战，是中国抗战外交的重要使命。毛泽东也指出：“我们正在找寻友军，这是因为日本已有了它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
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完全汇成一流。从国际体系的视角可以更好地揭示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联性。
基于上述思考，本书选择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因应为题展开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因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主动利用国际体系当中有利于中国的公约、规则、组织以及国际矛盾等，营造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其二，正确认识及应对国际体系本身的变化，分辨敌友关系，以达到“寻求与国”与“孤立敌人”之目的。对敌友关系的判断，蒋介石表示：“凡协助我抗战独立，而能以平等待我者，中国必以患难之交待之，当永久不忘其所施，必以德报善；以附和敌人妨碍我抗战，而以恶意加我者，中国亦必以其所加于我者报之。中国所恃者，惟国格与正义及公理，而不惜与一切强权斗争，以求得真理之实现与恩怨是非之分明。”
原则虽是如此，但是国民政府常因有求于人而经常作出妥协。本书希望从国际体系的视角把握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的总体特征，阐释国际体系变化对中国抗战历程的影响，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拓展研究的视野和领域，以期对既有的研究做一些补充。
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常用的学术概念，也是本书最核心的概念。国际体系是一种国际政治的分析系统，并在这种系统内提供分析各国对外活动的框架。在对国际体系进行界定之前，必先明确体系的含义。卡伦·明斯特认为广义上的体系是“单位、客体或部分经某种形式有规则的活动而联结起来的集合”。
虽然目前学界对国际体系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认可其包括国际行为主体、国际力量结构、国际互动规则和国际机制等要素。
综合学者们的定义，并结合本书的实际，将国际体系界定为主权国家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整体。
国际体系体现了“在一定的权力分配关系下的国际统治秩序”，也是“在大国的实力对比关系下的世界性管理”。
国际体系是历史的产物，将随着客观情势的改变而改变。从纵向来看，国际体系具有共识确立功能、共识维护功能和行为规范功能。
国际体系内部的相互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体系的整体结构对国家的对外关系产生了功能性的影响”；其二，“国际体系内各国的对外行为相互影响”。
与国际体系相近的概念还有世界体系、世界秩序、国际秩序等。世界体系是由美国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的，目的是取代民族国家成为新的分析单元，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沃勒斯坦将世界体系定义为“一个社会体系”，“有着它的边界、结构、组织成员群体、合法的规则和一致性。它的生命由冲突的力量用其牵制力量聚合在一起的，而当每个群体不停地寻求为其利益重组它时，就会将其分裂瓦解。它有着一个有机体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在其中它的特点在某些方面有变化，而其他方面则保持稳定。人们能够以他的机能的内部逻辑发展判定它的结构在不同时代是强还是弱。”
世界秩序是指在任何特定时间占主导的价值观、规则和规范，它们界定全球管治的条件，并赋予国际社会形态和实质。
国际政治格局是指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世界主要战略力量之间构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战略关系和结构状态；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国际社会主要战略力量之间围绕某种目标和依据一定规则相互作用运行的机制，是指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和行为规范。特定的国际秩序总是与特定的国际格局相对应，并受到后者的影响与制约。
本书选择使用国际体系这个概念主要出于五个方面的考虑：（1）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客观上受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影响，甚至制约；（2）日本对华侵略不仅是破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行为，而且甚至是推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走向瓦解的重要因素之一；（3）国民政府在对日抗战过程中，相当依赖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的国际公约、国际规则以及国际组织等，并从国际体系变化的脉络中分辨敌友关系，选择结盟对象；（4）国际体系的视角有利于揭示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联性；（5）抗战使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与地位发生巨大的改变，即从边缘角色变成了重要参与者。
此外，本书将八年全面抗战时期划分为初期、中期以及后期等三个阶段。具体说来，初期是指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中期是指从武汉会战结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后期则是指从太平洋战争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本书研究的是抗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方面。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及活动的研究成果可谓不胜枚举，甚至有不少综述性论著可供参考，故而本书在此只评述与本书最相关的代表性成果。
1.关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研究。一战结束后，在英法美等列强主导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覆盖全球主要地区的国际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当时的中国虽然只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但是也利用战胜国的身份参与了这一体系的构建。当然，中国所能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甚至连自身的正当国家利益都未能获得有效保障。徐国琦认为中国参与一战“促使中国人开始采取新观点和新视角来看待战后和平会议以及方兴未艾的世界新秩序”，并标志中国开始“踏上实现国际化的漫长征途”。
当时的知识界也积极思考战后国际体系的构建。郑大华在《欧战后中国知识界对建立国际联盟的思考——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从思想史的角度，揭示了中国知识精英对建立国际联盟的思考，认为在他们“国际主义的言辞中”，实际“表达的是民族主义的诉求”。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后，中国的外交方略也开始发生转变。金卫星表示：“中国外交已开始告别传统的‘羁縻相安’‘以夷制夷’方略，转而谋求以国际法制衡列强的侵略。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的外交方略即经历了从依靠美国和国际会议主持公道，到主动参与制定国际法保护自身权益的重要转折。”
金卫星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只要能够维护自身的统治和国家利益，就不会排斥任何一种外交方略。英法美等国虽然希望通过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来维护有利于它们的国际秩序，但是这一体系是不稳定的。陈兼认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有四点内在矛盾：（1）利益分配不均，使世界分裂成“有”的国家与“无”的国家，“从而从一开始便存在着寻求普遍性还是维持片面性的矛盾”；（2）英法等传统欧洲强权衰弱，无力维系以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3）排斥苏联，引入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4）属性单一，只是纯粹的和平结构，未考虑国际经济合作问题。
国联在人们的巨大期望中诞生，但是并没有使国际关系走向有序化。徐蓝在文章中指出了国联在维护集体安全和制止战争等问题上存在严重不足，大国强权政治依然盛行，“这一切使战胜国通过国际联盟所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残缺不全，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反而在客观上助长了侵略”。
贾烈英认为国联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能做到大国一致，大国缺乏对国联的认同”。
华盛顿体系虽然暂时恢复了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均势，但是同样遭遇巨大的挑战。中国革命者对华盛顿会议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严重不满，并在国民革命时期力求打破列强对中国的共治局面。王立新表示：“中国国民革命不仅宣布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所谓华盛顿方案的破产，实际上也动摇了作为华盛顿体系重要构架的大国一致原则，为后来华盛顿体系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日本为了进一步对华侵略，也一直寻找机会突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以建立其自身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史桂芬认为日本从参与华盛顿体系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转变过程中，西方列强企图以绥靖政策来继续维持现行的国际秩序，“反而助长了日本打破国际现状的野心”。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个短命的国际体系，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重大国际事件，都直接或与间接地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相关联。
2.关于国民政府向国联申诉及国联介入调处的研究。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除非日本的侵略威胁到国民政府的生存，它才会采取抵抗政策，否则的话，基本倾向于妥协退让。为了减轻日本的直接压迫和对国内民众交代，国民政府将希望寄托在国联上。国联在国民政府的申诉下，确实介入了对中日冲突的调处，但是对日本不遵守决议的行为束手无策，导致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民国时期就已对国联的调处活动展开资料收集及学术研究，如鲍德澄编译《国联处理中日事件之经过》、求实杂志社编《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与各方言论》、韦罗贝著《中日纠纷与国联》等。
韦罗贝的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国联调解中日冲突的过程，表示：“无论其为用调解与约束之方法，国联对于调解已证明为完全失败。”他认为国联未能遏制日本对华侵略的主要原因在于“会员国之不愿以有效积极的行动援助国联”。
彭敦文将申诉外交作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研究，并揭示了其与抵抗政策及交涉政策的关系。
洪岚按照时间的维度探讨了自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国民政府对国联政策的演变，指出过分依赖国联的政策是“脱离实际的幻想”，“使中国抗日战争失去了许多主动，给中国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日本的对华侵略明显违背了《国联盟约》，但是主导国联的西方列强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制裁侵略者，而是将维护其在华利益作为应对的基本出发点。从事实来看，国联在调处中日冲突的过程中具有双重性，“既不完全偏袒日本，又不完全支持中国，力图调和双方，解决事变”。
刘建武通过对国联调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研究，指出国联的实质，批评西方列强将其自身利益“置于世界和平的大局和国际公约的权威之上”。
崔海波以九一八事变期间中国、日本与国联三方互动的视角，指出九一八事变具有“前所未有的国际化特征”；并集中探讨了中日两国的应对策略及其对国联调处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国联和平机制和相关技术程序所能达到的效能反而取决于日本和中国所确定的应对九一八事变的策略如何”。
李顿调查团是国联介入中日争端调处的重要实践。陈海懿利用多方档案，揭示了调查团产生的复杂过程及其背后的多方博弈，指出中日冲突的国际性和国联调查团的主体性。
大陆学界普遍对国民政府过分依赖国联的政策给予了批判，并对国联的本质进行了揭露。
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则对国民政府诉诸国联的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辩护。黄自进认为蒋介石对日外交战略的核心就是“拥抱国际主流社会”，通过国联机制让日本趋于孤立，“使中国与国际主流社会接轨，即已达成阶段性目的”。
黄自进还表示国民政府向国联申诉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在“凝聚国际共识、展现国际主流意志上却达成阶段性任务”，而日本则“从此被归类为国际社会公敌”。
国民政府后期已经体认到国联无力约束日本的对华侵略，但是还坚持国联路线，其目的更多的是维护自身的统治，即让国联承担部分责任，而减少民众对它本身的批评责难。张力从国际合作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与国联在文化、医疗与卫生、技术、禁毒以及劳工等具体问题上的合作，认为中国参与国联的经验并非只有失望，而从中获得了实质援助，“也掌握到提升国际地位的机会”。他还表示国联虽然缺乏处理国际争端的能力，也未能阻止日本的全面侵华，但是中国尊重国际秩序的态度赢得国际社会的好感，“故而战时盟国在考虑重建战后国际体系时，自然对中国有更多的期望，也主动支持中国争取‘世界五强’的地位”。
中国战时国际地位的提高，是全民族艰苦抗战获得的，而不是英美等盟国赐予的。如果中国抗战没有战略价值，即使再尊重国际秩序，也不可能赢得列强的尊重。
3.关于九国公约会议的研究。《九国公约》是国民政府在《国联盟约》之外，另一非常仰赖的外交武器。在日本官方正式承认“满洲国”后，国民政府曾照会《九国公约》各签字国，希望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对华侵略行径，落实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经由国联的倡议，《九国公约》签字国才决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会议。徐蓝探讨了会前各国的方针以及会议的具体过程，进而指出会议失败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后果。徐蓝认为九国公约会议是“一次彻底失败的会议”，一方面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另一方面打击了中国的抗战。
赵晓红认为围绕1937年九国公约会议，国民政府对西方列强主要采取隐忍退让与协调合作的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对手。对于会议的结果，她认为从短期来看对日本是有利的，毕竟“列强并未如中国所愿对日本进行有效制裁”；但是从长远来看，日本否定《九国公约》，日趋孤立，而中国则获得“各国最大之同情”。
九国公约会议失败后，国民政府还是站在维护《九国公约》的立场，并将其作为反对英美等国为与日本达成妥协而牺牲中国主权的工具来使用。
4.关于蒋介石与抗战外交的研究。抗战时期，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对于外交的参与是很深入的。张祖表示：“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以蒋介石亲自主导、参与为特征，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先导，以求援、结盟、抗日、与大国平等共存为主要线索，展开了在国际间灵活、积极的外交活动。”
蒋介石不仅决定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与重大政策，而且还亲自主导具体的外交活动。这也充分体现了蒋介石的专制作风。长期以来，蒋介石缺乏利用自身力量战胜日本的信心及决心，而希望利用日本与其他列强的矛盾，以形成联合对日的局面。李君山以蒋介石对日开战的决策为中心，探讨了全面抗战爆发前后蒋利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列强复杂变动的连环关系，“来牵制、转移，乃至化解日本压力的过程”，并指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在策略上的模糊性，“决策者在其间，经常表现最大弹性，且战且和，时战时和，又战又和，两面都不说死”。
西方列强在与日本的矛盾彻底激化前，不但不会接受蒋介石联合抗日的提议，反而会不时牺牲中国的利益以绥靖日本。研究蒋介石的抗战外交，必然要涉及对蒋抗战决心的认识问题。周天度以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前后的日记为线索，指出：在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立场，一方面主张抵抗，反对妥协退让；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曾通过多个途径与日本进行秘密接洽。蒋介石虽然反对国民政府内部未经其许可的对日秘密接洽，但是其本人并不笼统地拒绝停战议和，只是要坚守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的底线。
杨奎松认为蒋介石在抗战前期的抗日态度是坚决的，但是缺乏持久战的决心，“较多地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与干预”。
沈予认为蒋介石以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原状为和谈底线是“以民族大义所不容的重大退让谋求妥协”，也是军事作战失利后在政治上的动摇，给予其肯定评价是“站不住脚的”。
鹿锡俊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选择从具体个案着手，分别探讨了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40年夏季国际危机、日德意三国同盟、苏德战争等国际变局的反应。鹿锡俊表示蒋介石虽然自视甚高，但是在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外交大计上尚会倾听众人意见，而未独断专行。鹿锡俊还认为蒋虽然在对国际局势的总体把握上确有一些先见之明，但是长期陷在日苏必战的迷思之中，进而影响了蒋对国际关系的判断。
从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是国际局势由混沌走向明朗的时期。邓野以这段时间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为中心，围绕中日战争国际化战略思想、力倡建立中美英苏联合阵线、私下策动德日两军夹击苏联、关于德日两军战略方向的观察等问题展开研究，认为蒋游走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力求将大国关系的演变与国民政府的利益联系起来，“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邓野认为在蒋的战略布局当中，“既有精准的预测，也有严重的误判；既有宽阔的眼界，也有仔细的算计；既有政策的坚守，也有适时的调整；尤其遭遇撞墙碰壁之际，既有愤懑与烦躁，也有冷静与忍耐”。
蒋介石的抗战外交是中国抗战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蒋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分析、预测以及外交决策，不仅有国民政府内部各部门提供的情报和建议，而且还有体制外精英的建言献策。因此，必须把蒋介石的抗战外交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考察，而不能将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他个人。
5.关于国民政府对国际变局反应的研究。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走向解体的过程中，国际关系不断发生分化重组，总体的趋势是侵略与反侵略两大战线相继形成。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前，主要国家的对外行为会推动国际体系的变化。为了避免突然发生的国际变局对中国抗战产生不利影响，国民政府必须谨慎应对。1936年11月，德日两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是法西斯国家走向结盟的开始。萧李居通过研究国民政府对德日同盟的反应，指出国民政府虽然尽力维持与德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但是已对德国产生疑虑，并企图以中英合作取而代之。他还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中德关系和日德关系存在本质差异，“前者主要建立在传统官方关系，后者则与纳粹党关系密切”。
国民政府虽然尽力维持与德国的关系，但是德国在中日全面战争后逐渐倒向日本，相继承认伪满洲国和汪伪政府。左双文认为，在德苏之间的中国和中日之间的德国最终在各自国家利益的驱使下，逐渐走向决裂。
由于自身的力量有限，无力左右国际局势的发展，所以国民政府的抗战外交游离在大国博弈的夹缝当中。欧战的爆发，虽然从长远来看，加速了国际两大阵营的分化组合，有利于中国争取民主阵营的支持，但是短期内却面临很大的风险。
国民政府虽然竭力争取英法等国的支持，但是它们却不惜牺牲中国利益与日本达成妥协，其中尤以英国封闭滇缅公路为代表。滇缅路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内部曾有过外交路线的讨论，联德主张一时间甚嚣尘上，但是在蒋介石及亲英美派的压制下，未成为最终的决策。
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因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而获得了较大的改善。萧李居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为基础，着重探讨了国民政府对于三国同盟交涉期间的观察，以更好地理解国民政府在德意日三国同盟后的决策。他认为国民政府认识到日本将南进，与英美发生直接冲突，故而并未急于表态加入英美集团。
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因应国际变局关键是提防大国为对日妥协而牺牲中国利益。曹艺探讨了《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抗战及远东国际关系的影响，认为在条约签订后，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更加倾向美国。
在太平洋战争前夕，国民政府积极应对美日秘密谈判，运用所有的外交资源，力劝美国放弃对日妥协让步。
当然，美日谈判破裂的根本原因是两国矛盾已经无法调和，而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只是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6.关于国民政府抗战外交总体评价的研究。太平洋战争前，国民政府总体的外交战略是“苦撑待变”，要同时处理与英美法、德意、苏联等三类国家的关系。王建朗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期的外交虽然确有不够成熟与一厢情愿之处，但是基本上是成功的，“其外交活动表现出了近代中国外交所少有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太平洋战争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所谓的“四强”之一。国民政府也开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王建朗指出国民政府主动进行了有意识的外交努力，认为其抓住了国际体系重组的机会，“成为四强之一，并以联合国安理会这样一个组织机制的形式固定下来”。当然与美苏英等强国相比，中国只是敬陪末座。由于经验缺乏，国民政府在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确有“若干稚嫩不够圆满之处”，“有些构想过于理想化，有些举措过于谦恭，有些战略谋划过于保守”。
陈谦平认为国民政府通过开罗会议表达了自身对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主张，并基本获得盟国的认可。
金光耀考察了国民政府参与联合国创建的过程，认为国民政府对联合国始终抱有很高的热情，并将确保中国的大国地位作为参与筹建联合国的首要目标。
抗战时期，中国虽然实现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标，但是要与世界强国完全平等还必须厚植国力。王真认为中国战时国际地位的提高具有“有限性”和“表面性”，而所谓的大国更多的是“虚幻”的。他表示：“中国人民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付出了巨大而艰辛的努力，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地位还是西方大国出于其战略利益的一种给予。只有完全排除这种‘给予’因素，中国才能真正获得大国地位。”
郑会欣也认为战时中国只能说是大国，而称不上是强国，毕竟在国际政治当中尚处于从属地位。
国民政府无缘参加对构建战后国际体系至关重要的雅尔塔会议，导致正当的国家利益都无法得到保障，反而沦为大国强权政治的牺牲品。因此，对国民政府抗战外交成就的评价要实事求是，不能人为拔高。
通过梳理学术史，可以发现学界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具体外交政策及活动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研究。这些成果构成了本书展开考察的基础。本书拟从两方面进行突破。其一，利用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以及国民党党史馆等档案收藏机构中挖掘到的大量前人未使用或使用较少的档案，突出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及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幕僚机构草拟的分析报告对国民政府外交决策的参考意义，并通过国民政府军政高层电文往来以及会议更加完整地揭示国民政府外交决策的曲折过程。其二，从国际体系的视角，重新审视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的总体特征，并揭示国际体系的变化对中国抗战历程的影响。本书希望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丰富对于国民政府抗战外交的认识与理解。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离开了扎实的史料基础，史学研究将成为空中楼阁。本书在充分利用已经出版的各种史料基础上，主要从三个方面拓展研究史料的来源。（1）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以及国民党党史馆等档案收藏机构中，挖掘了大量前人未使用或使用较少的原始档案。（2）系统搜集并整理《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主流媒体的社论。（3）从《外交评论》《日本研究》《苏俄评论》《世界政治》等当时出版的专业性刊物中，搜集有代表性的文章。本书力图通过多元的史料来呈现历史的复杂面向。
此外，需要对本书使用较多的两种史料加以说明。其一，秦孝仪主编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收录的蒋介石的谈话、文告、演讲等，虽然是以蒋个人名义发表的，但是很多是由王世杰、王宠惠以及陈布雷等人起草，后经蒋修改定稿的。因此，这些史料不仅可以反映蒋个人的认识，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国民政府的态度。其二，《大公报》部分社评是为配合国民政府的政策而刊发的，尤其是国民政府不便直接出面的时候。
本书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尽可能广泛地爬梳各种史料，并综合运用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以期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当然，要在理论上全面完整地阐释国际体系变化与中国抗战的辩证关系，还有待于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